安迪沃霍尔的绘画创作：

    到了高中，安迪依然孤独，每次问题都出自鼻子上——一个最后使他毕生困扰的问题——他的鼻子一直长痘痘，鼻头总是红的，连哥哥都取笑他， Andy the red nose Warhola。他的外表为他制造了终其一生也不散的童年阴影，有位老师形容他为“一个擅长于避免与人接触的瘦弱男生”，他从来不高声说话，十分介意别人怎么看自己，这大概成了他后来变成当代最重要艺术家的原因。 安迪进Carnegie Instituteof Technology读书时，有两个对他很重要的想法萌生了，一就是他“发明”了一项有趣的作画方法，用墨水画完画后，放在纸上印，由一个图像印出许多相同的图像(Blotted Line Drawing)，造就了他后来最重要的作画基调；第二个想法是，他一定要去纽约。

    安迪带着200美元和一本portfolio上路了。当年，他20岁，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我要成名。他带着portfolio上《Glamour》杂志的办公室。接见他的是国际出版社Conde Nast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艺术总监Tina Fredericks，两个月后，安迪的作品刊登在《Glamour》上——一幅替人画鞋子的插画，排版搞错了他的名字，漏了姓氏Warhola的最后一个a，他不介意，从此他自称Warhol。

　　少年时候的沃霍尔已是个锋芒毕露的艺术学生，在师长的鼓励下，决定到纽约这个艺术熔炉一闯。最初只为书刊负责插图设计工作，但很快便在纽约流行艺术界打响名堂，最出众的风格是透过丝网印刷手法和不断重复影像，将人物化成视觉商品，代表作包括《玛丽莲·梦露》、《金宝罐头汤》、《可乐樽》、《车祸》、《电椅》等，这些作品都在沃霍尔开办的纽约影楼（The Factory）中，经一些业余助手大量生产和复制，mass production总是沃霍尔的流行艺术观中不能或缺的指标。至六一年，沃霍尔已被誉为是继Dali及毕加索后另一位前卫艺术界名人，不论是一卷厕纸或一个厕板，只要盖上他的印章，随即便时髦起来！

　　玛丽莲·梦露 丝网版画　1962年他因展出汤罐和布利洛肥皂盒“雕塑”而出名。他的绘画图式几乎千篇一律。他把那些取自大众传媒的图像，如坎贝尔汤罐、可口可乐瓶子、美元钞票、蒙娜丽莎像以及玛丽莲·梦露头像等，作为基本元素在画上重复排立。他试图完全取消艺术创作中手工操作因素。他的所有作品都用丝网印刷技术制作，形象可以无数次地重复，给画面带来一种特有的呆板效果。对于他的作品，哈罗德·罗森伯格曾经戏谑地说：“麻木重复着的坎贝尔汤罐组成的柱子，就像一个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毫不幽默的笑话。”(尼古斯·斯坦戈斯编《现代艺术观念》，侯翰如译，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他偏爱重复和复制。“我二十年都吃相同的早餐，”他解释说：“我想这也是反复做同一件事吧。”对于他来说，没有“原作”可言，他的作品全是复制品，他就是要用无数的复制品来取代原作的地位。他有意地在画中消除个性与感情的色彩，不动声色地把再平凡不过的形象罗列出来。他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想成为一台机器”，恰与杰克逊·波洛克所宣称的他“想成为自然”形成鲜明对比。他的画，几乎不可解释，“因而它能引起无限的好奇心——是一种略微有点可怕的真空，需要用闲聊和空谈来填满它。”(罗伯特·休斯著《新艺术的震撼》，刘萍君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307页。)实际上，安迪·沃霍尔画中特有的那种单调、无聊和重复，所传达的是某种冷漠、空虚、疏离的感觉，表现了当代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社会中人们内在的感情。

　　玛丽莲·梦露的头像，是沃霍尔作品中一个最令人关注母题。在1967年所作的《玛丽莲·梦露》一画中，画家以那位不幸的好莱坞性感影星的头像，作为画面的基本元素，一排排地重复排立。那色彩简单、整齐单调的一个个梦露头像，反映出现代商业化社会中人们无可奈何的空虚与迷惘。

　　沃霍尔的绘画中常出现涂污的报纸网纹、油墨不朽的版面、套印不准的粗糙影像，让人像看电视一闪尔过，而不是欣赏绘画般仔细观看。

　　他的作品，突出一种嘲讽与冷静。他描绘了简单清楚而反复出现的东西，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中最令我们记得的形象符号。

　　沃霍尔打破了永恒与伟大的界限；打破了手工艺品与批量生产、达达艺术和极少艺术、绘画与摄影、画布与胶卷的界限。他给平庸添上悲剧色彩，使悲剧变得平淡无奇。他摧毁了“艺术”形象的等级制度，取消了规定“艺术”的专横界限，他沟通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两种艺术。

　　他有一种直觉，能从数百万大众传媒递送的照片和图像中，找出他所要的那一张绘画原型。在制作完成后，以此表达对机械刻板的现代生活的客观评价，如果有人反感他的绘画，也会反感商业文化。在全球进入商业经济竞争的21世纪，沃霍尔们的波普遗产，不管是对西方还是东方，仍有着巨大的现实价值和特殊意义。

　　Andy Warhol作品的内容与美国社会的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和名人崇拜紧密相连，是针对消费社会、大众文化和传播媒介的产物。在Andy Warhol的作品创作中，由于他选用题材和创作内容的广泛，作品开始突破以往单一模式，体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其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机器生产式的复制，完全相同的主题元素或者不同色相的主题元素在同一个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Andy Warhol擅长绘画、印刷、摄影之间的跨越使用，不断利用传媒而重复传媒，他大胆尝试凸版印刷、橡皮或木料拓印、金箔技术、照片投影等各种复制技法。他对新媒介的关注，为其设计找到一个契入口并逐渐转化为与多元媒体设计的完美结合。

安迪电影创作：

    有不少影评人认为Andy Warhol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演，他们说的也是事实，因为安迪的不少影片基本上用不着“导演“这个动作，他的摄影机只是对着某个物体，比如一个熟睡的人，比如，帝国大厦，然后就让他的摄影机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运转。不过，他的摄影和导演理念事实上远远地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甚至我们这个时代的前面。他把电影手段–特写–发挥到了极限，使之转化成情节和事件。而他在《帝国大厦》里所创造的刹那奇观亦被以后的电影人源源不断地引用，我们因此也常常得以在银幕上欣赏到凯旋门、时代广场、金门大桥等诸多建筑物的突然燃亮。

　　安迪·沃霍尔生前曾扬言，在潮流急转的世代，再当时得令的人与事也最多只有十五分钟的知名度，潮流寿命还比不上用完即弃的纸尿片或安全套！然而，沃霍尔的破格艺术观仍持续影响“后后后后后后现代”的艺术文化取向，虽然他曾自谦地称：“I don’t think my art has any lasting value。”但艺术价值不同艺术价格，它往往超越拍卖行的叫卖，真正的价值在于能刺激和衍生出更多艺术生命。

　　1963年起，沃霍尔的野心转到电影界，执导了一系列实验电影，例如《Kiss》《吻》、《Bitch》、《雀西女郎（The Chelsea Girls）》等，题材相当大胆，挑战了不少性别样版战，和打破许多对男人胴体的迷信 ─ 1963年的《Blow Job》《口交》，全片只是男主角的面部特写，而镜头以外，另一个男人正为他口交；1965年的《My Hustler》在同志性圣（性）地Fire Island拍摄，故事描述两名同志，一个faghag以及一个万人迷之间的欲望纠缠；1968年的《Flesh》以男妓为材，是最早一部谈到男性性工作者的电影；1968年的《Lonesome Cowboys》揭开西部男郎间之情欲面纱；1965年的《Vinyl》是明目张胆的性虐待cult film；《Empire》一片全长8小时，镜头动也不动的只影着帝国大厦的尖顶，难怪是cult film系列的经典之一，愈难哽的人愈多人信奉。

　　有不少影评人认为安迪·沃霍尔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演，他们说的也是事实，因为安迪的不少影片基本上用不着“导演“这个动作，他的摄影机只是对着某个物体，比如一个熟睡的人，比如，帝国大厦，然后就让他的摄影机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运转。不过，他的摄影和导演理念事实上远远地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甚至我们这个时代的前面。他把电影手段–特写–发挥到了极限，使之转化成情节和事件，藉此，他恢复了摄影机的原始功能。而他在《帝国大厦》里所创造的刹那奇观亦被以后的电影人源源不断地引用，我们因此也常常得以在银幕上欣赏到凯旋门、时代广场、金门大桥等诸多建筑物的突然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