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王澍

2012年5月25日，普利兹克建筑奖（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这一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全世界公认的代表建筑行业最高荣誉的奖项自1979年创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颁奖典礼，王澍是首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建筑师。

普利兹克建筑奖被视为建筑专业的最高荣誉。1979年由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家族通过旗下凯悦基金会创立，由普利兹克家族的杰伊·普利兹克（A. Pritzker）和他的妻子辛蒂（Cindy）发起，凯悦基金会（Hyatt Foundation）所赞助的针对建筑师个人颁布的奖项。由专业评审委员会每年评选出一名作出杰出贡献的在世建筑师。获奖者可以获得10万美元奖金和获奖证书，1987年后委员会还为获奖者颁发一枚铜质奖章。颁奖典礼在每年5月举行，地点则在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筑物内。

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原因：凯悦基金会主席普里兹克（Thomas J. Pritzke）介绍，选中48岁的王澍是因为承认中国将在发展建筑理念中的作用。普里兹克指出，有关现在和过去的适当关系问题，王澍提出的非常及时，因为中国最近的城市化过程引起争议：建筑是应当以传统为基础还是应当展望未来。就像任何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设计超越了那场争论，产生没有时间限制、深深植根于自身环境又具有普遍性的建筑。

王澍，作为活跃在中国建筑第一线的建筑大师，他的作品总是能够带给世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即使是对那些建筑司空见惯的人而言。凭着对项目场地的独特见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高超表达，以及对不同建筑材料组合的巧妙把握，使得王澍的作品有着一种独特的象征性和延续性。这种特殊的属性从何而来：引用王澍本人的话来讲：“在当大家拼命赚钱的时候，我却花了六七年的时间来反省。”也许正是这六七年时间的反省，使得王澍能够在浮躁的社会和喧嚣的环境中静下心来，细细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并发掘其与建筑内在的微妙关系。这使得王澍的一些作品中具有和国画中相同的一些性质，例如：叙事性。就像王澍在表达他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的设计时，他提到通过中国古人在自然环境中随着时间推移而表现的不同活动方式来表达建筑设计中“人本”的设计概念，以及凸显其中人与环境，建筑与环境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一点也与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陈洪绶在他的名画《五泄山图》所表达的意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凭着对陈洪绶作品的独到理解，王澍在设计中采用了特殊的“切片式”的设计方法，及通过多个空间切面来反映在不同空间状态下建筑形态和人活动方式的变化。王澍是睿智的，因为他在浮华的世风下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发现建筑的本质；王澍是睿智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设计是能够体现出自己独到的视角和对中国文化的高深见解，并贯穿始终。

王澍简介：

王澍（wáng shù）祖籍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野家坡村，1963年11月4日生于新疆，中小学均毕业于铁一局西安子弟学校。他于198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1988年获得东南大学建筑学硕士，2000年获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澍喜欢阅读、箫管，擅长书法和山水画，执着践行中国本土建筑学理念，享有“中国最具文人气质的建筑家”美誉。代表作品有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和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等。

1963年11月4日生于新疆。祖籍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野家坡村人氏。成长于新疆、北京、西安。
1981年毕业于中铁一局西安中学。1981年后游学江南。
1985 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 学士。
1988 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
1988至1995 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工作。
1990年建造的海宁青少年宫是王澍的处女作
2000 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建筑设计与理论专业城市设计方向博士。
现在中国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任教，扎根杭州深度耕耘。
2010年获威尼斯双年展建筑大奖。
2011年获法国科学院建筑学院金奖。
2012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普利兹克奖典礼 王澍获奖感言：

获得这个奖，对我多少是有些不期而至的感觉。在多年孤独的坚持之后，对一个在获奖之前没有出版过作品集的建筑师，一个只在中国做建筑的建筑师，一位自称为业余的建筑师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为此，我要感谢评委会睿智和公正的评价。

而作为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本土建筑师，我在深感荣耀的同时，也有几分惶恐。要知道，对这个有着伟大建筑传统的国家，这个几千年来没有专业建筑师制度的国家，现代建筑师这个角色，从我的老师的老师算起，到我也只有三代而已。这个奖对中国建筑界的意义如此重大，作为一个还如此年轻的建筑师，我必须说，要感谢这个非比寻常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的中国巨大的发展和史无前例的开放，才可能让我这样一个建筑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多的机会去进行艰难的建筑实验。在此我要感谢我的伙伴陆文宇，也要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们，其中一些人今天就在这里。

也许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专业建筑师制度的年轻，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时代变革，我记得，还在30年前，我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学习的时候，“什么是建筑？”，就是被经常提出的问题。我最尊敬的教授，童寯先生，中国近代第一代建筑师，第一个研究传统园林的建筑师，曾经有学生很虔诚的问他这个问题，他只是轻轻的回答：“建筑，不就是那么点事情嘛”。

但就是这么点事情，在过去30年，深刻的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实验和困惑是同时发生的。像我这样一个读了太多哲学的建筑学子，先是充满激情的拥抱现代建筑，很快就遇到后现代建筑，在厌倦了这种矫情的风潮之后，又为解构哲学和建筑而兴奋，甚至设计和建造了几个，但困惑一直伴随着我，就建筑与文化的交叉讨论而言，这是根源于自我文化的建筑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在90年代选择了退隐，我选择退出专业建筑师制度，我选择旧建筑改造，整日和地方工匠一起工作。我意识到，和以虚构为基调的现代建筑相比，有另一种总是承认某些东西已经存在在那里的建筑；和强调抽象空间的现代建筑相比，这种建筑总是指向具体的某地，包含着更多时间和回忆的意味；和完全人工的建造相比，更强调自然性的中国建筑传统意味着另一种建筑学，一种我从来没有学过，但可能包含着比现代建筑更加优越的价值的建筑学。如果现代建筑就指专业建筑师制度，我宁可称自己是业余的。

迄今为止，我的建筑设计活动都发生在中国，但所涉及的问题却不仅限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巨变中，中国和建筑学有关的许多问题都曾经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过，但中国发生的事情其规模更大，势态更加猛烈，速度更快。在这个100年前还只有工匠没有建筑师的国家，发生着深刻的文明冲突。这就要求建筑师不仅作为一个技术执业者，而是要有更加宽广的视野，更深思熟虑的思考，更清楚的价值观和信念。我的所有建筑设计都和这种思考有关: 一种以工匠技艺为主体的建筑学如何在今天生存？面对规模巨大的人工造物，传统中国的伟大景观系统在今天的意义为何？在蔓延城市乡村的现代造城运动中，如果不大拆大建，城市建筑应该如何发展？如果已经被拆为平地，新的城市建筑如何在废墟中接续生活记忆，重新建立文化身份认同？在中国深刻的城乡冲突中，建筑学以什么样的努力可能化解这种冲突？面对现代建筑学自上而下的专业制度，普通民众自下而上的建造活动是否可能保有其权力和空间? 面对严峻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我们是否可以从传统和民间建造中找到更有智慧的方式？从身边的生活和个人的真实感受入手，如何探讨一种非巨构的、非象征的、非标志性的建筑文化表达方式？如何在强大的现代性制度中，坚持一种独立建筑师的工作态度和方式？

我经常说，每次设计建筑，我都不止是设计一个建筑，而是在设计一个保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世界，走向一条重返自然的道路。这就是在我得知获奖的时刻，我正在思索的问题，也是我伸向未来的目光。

王澍作品：宁波历史博物馆

场地在一片由远山围绕的平原，不久前还是稻田，城市刚刚扩张到这里。原来在这片区域的几十个美丽村落，已经被拆的还剩残缺不全的一个，到处可见残砖碎瓦。按新的规划，相邻建筑之间的距离经常超过100m，城市结构已经无法修补。问题转化为如何设计一个有独立生命的物，这座建筑于是被作为一座人工山体来设计，这种思考方式在中国有着漫长的传统。但在这座山中，还叠合着城市模式的研究，高度因此被自觉限定在24m以下，它片断性的意指着一种24m以下限高的低城，存在于人工和天然之间。通过国际竞标，业余建筑工作室获得了这个项目。

建筑下半段只是一个简单的长方形，在上半段开裂为类似山体的形状。人们从中部一个扁平的，跨度30m的穿洞进入博物馆。内观整个结构，包括三道有大阶梯的山谷，两道在室内，一道在室外；四个洞，分布在入口、门厅和室外山谷的峭壁边侧；四个坑状院落，两个在中心，两个在幽深之处。一种山体类型学叠加在上面，公共空间永远是多路径的，它从地面开始，向上分叉，形成一种根茎状的迷宫结构。也用来适应一直不确定的展览内容。

建筑的内外由竹条模板混凝土和用20种以上回收旧砖瓦混合砌筑的墙体包裹，如一种在人工和天然之间的有生命的宏大俭淡的物，作为山的物性是它唯一要表达的。 它的北段浸在人工开掘的水池中，土岸，植芦苇，水有走势，在中段入口处溢过一道石坝，结束在大片鹅卵石滩中。在建筑开裂的上部，隐藏着一片开阔的平台，通 过四个形状不同的裂口，远望着城市和远方的稻田与山脉。

王澍的设计作品宁波博物馆

宁波博物馆设计

王澍设计风格：

用旧材料唤醒城市的记忆

获奖评审词中，有这样一句：王澍建筑能够唤起往昔，却又不直接使用历史的元素。

最代表他思想的作品是宁波博物馆，是王澍2004年竞标赢得的项目。

“我想告诉人们，曾经的城市生活是怎样的。10多年前，这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有30多个传统村落。到今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拆除了，这里变成了一片几乎没有回忆的城市。我把能在这个地区收集到的各种旧建筑材料再次利用，与新材料一起在新的建筑上混合建造。我想建造一个有自我生命的小城市，它能重新唤醒这个城市的记忆。”

同样，在设计建造象山校区时，他从各地拆房现场收集了700多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让它们在象山校区的屋顶和墙面上获得新生。王澍一直秉持“重建当代中国本土建筑艺术学”的学术理念，是中国本土建筑运动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城市在发展的同时，也几乎把传统的东西破坏殆尽。

“因为发展太快，思考太少。很多人都认为，如今的城市充斥着高层建筑，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反过来看，以我们国家这么多的人口，高层建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问题还是缺少思考和原创性的探讨，尤其应该探讨和中国传统生活经验的关系。”

王澍：建筑师必须是思想家

他是独树一帜但又备受争议的建筑师，更是有立场的知识分子，有风骨的文人。——文|《小康》记者 彭瞾 巴黎报道

“二十几万个村落在整个中国形成的一个体系，就像绘画中出现的一样，有着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然而30年后的今天，可能只剩下八千多个这样的村子。”王澍边说边推了推眼镜，眼神中带有忧虑：“我所感到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注意到它们正在消失。”

7月3日，巴黎卢浮宫，王澍在“中欧跨文化高峰论坛”上做了精彩演讲。在他看来，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的乡村，已渐渐从每个人的记忆中抽离。

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的王澍，2012年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该奖项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作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王澍对中国乡村格外关注。

“这座城市的回忆正在慢慢消失”

王澍今年获普立兹克建筑奖时，《纽约时报》在报道该新闻时，所配发的图片是王澍代表作之一——宁波博物馆。

宁波博物馆所在地，曾有30多个传统村落。但当王澍要设计博物馆时，几乎所有东西都被拆除了，取代它们的是模仿西方的“小曼哈顿”的商业区建设。

在王澍眼里，那里“变成了一片几乎没有回忆的城市”，而他所要做的，则是“唤醒记忆”。

从被拆掉的村落里，王澍找回600多万块废砖瓦片。这些超过80种不同尺寸、来自不同年代的旧瓦片，成了建造博物馆的原材料。而按照宁波民间传统建造工艺的定义，王澍所采用的正是濒临失传的“瓦爿墙”技艺。瓦爿墙里，有着古老宁波的诗情画意。

宁波博物馆在很多当地人眼里，成了一座回忆之城。就曾有一位奶奶4次到宁波博物馆参观。王澍问她为什么，奶奶说，原来的家没有了，但在王澍造的房子上，到处都能发现原来家的痕迹。

网友们戏谑“中国”的英文China谐音是“拆哪儿”。王澍亦曾数次感慨自己身处的古老国度被拆得面目全非、丧失了记忆。在王澍看来，现在中国城市结构支离破碎，每栋高楼大厦就是一片“殖民地”。

小时候，王澍生活在北京建国门附近一个小四合院中，在四合院外极目都是农田，看得到城市边缘。王澍说，如今自己在北京的房子正在被拆毁，用于建造社科院的新大楼。“现在的北京到处都是地标建筑，鸟巢、新央视大楼……这座城市的回忆正在慢慢消失，而我无能为力。” 10年前，王澍曾在杭州一家书店翻到一本老相册，看到一名传教士拍摄的1900年的北京，他顿时潸然泪下。

在王澍看来，中国的乡村也正发生巨变，“它和城市是分裂的”。“中国的制度下，乡村的房子都是农民自己建的，建筑师没有权利到乡村去做什么。”

“中国曾经是一个在城市和乡村遍布诗情画意的国家。”在王澍的描述中，中国古代的村落，建筑绝不是主体，它们大都被大树掩映着，或一半山水一半建筑，建筑完全融入自然之中。

在王澍看来，6、7世纪之前的中国和欧洲很像，绘画艺术以人作为主要对象。7世纪之后，经过一系列残酷的内战、经济危机、政治腐败、自然灾害等，中国的整个知识界发生了价值观的扭转——整个兴趣开始面向自然。“因为自然比人间社会更美好，是需要长期维护的对象。”

“当中国的知识界将兴趣转向自然的时候，皇帝们在都城里用木头造100米左右的高层建筑，这些在敦煌壁画上都能看到。但是到了7世纪，观念改变后，高的建筑越来越少，因为这些建造使得自然资源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宋朝的时候，想找一根大的木头柱子已经很困难。而中国的文人阶层也开始关心自己的生活，他们住在自然之中，生活在非常朴素的环境里。”王澍说。

重返自然之道

也许现在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固有建筑被拆毁，新建筑也渐渐失去灵魂。

多年前，王澍曾追随沈从文《湘行散记》的脚步游走3个月，旅行中既不给房子照相，也不搞土地测量，没一点建筑师样子。

在深入乡村时，王澍不仅关注村庄中有多少种建筑，他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些村子里存在大量学校。他记得，自己曾到过一个叫青浪滩的小村，村小学的老师就着夜色专程拜会这位“来访者”。聊的什么王澍已记不清，“只记得那里没灯，一个人吹着口琴一路踏歌而来。”

“在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是住在乡村的。除了当官，退休、放假或者别的情况，他们都会回到乡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形成一种制度。所以乡村有相当高的艺术、文学、教育水平。农民的子弟和这些文人生活在一起，也可以接受高水平的教育。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差不多20世纪初，因为西方的教育体系进来，它才结束。”在王澍看来奇怪的是，“只要是进了西方的学校，很多学生进了城就不想再回到乡村。”

“实际上我们国家曾经有着非常重要的东西，我称之为一个国家的景观系统。”王澍担忧这样的景观系统现在是否还存在。

“其实我们以前的建筑学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是以学者和宗教组成的一个体系，它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我们称之为‘道’。在我们的思考里自然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王澍说，乡村建筑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学者和工匠一起创造的。那里没有专业的建筑师，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对自然的态度。

与很多知名建筑师的成长之路不同，王澍没有出国留学。在他看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有那么多优秀的建筑，“没有比在中国学建筑更好的地方。”而从学生时代起，王澍就想把中国山水画的思维方式移植到建筑领域。多年前，中国建筑评论家史建曾为5家中国建筑设计事务所在纽约策划了一个展览。当其他建筑师滔滔不绝讲解自己的作品时，王澍却铺开一幅李公麟的山水画，为外国同行们讲起了画中的空间布局。在王澍看来，中国传统山水画不仅是在描摹景物，更是一种洞悉世界的角度。

而体现王澍“山水画思维”更为彻底的，恐怕是他另一个代表作——其任教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象山校区工程被分成两期。画图时，王澍没有借助任何电脑软件，而是按照中国传统绘画方法手工作业。而有一天，当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站在3号楼数米高的门洞前往外看时，突然说：“咦，这不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王澍则答：“你发现了?”

按照王澍的说法，中国的体系可能和大家想的不一样，它基本发生在明朝。明朝的政治体系接近君主立宪的体系，也就是以文人为主的内阁体系。在乡村是以文人为主的自治体系，是自我管理的自治体系。大家共享一个价值观，以自治的方式来管理。

“现在的官员在谈城市规划的时候也在想，如何把这种西方的管理方式渗透到乡村去。但是中国乡村的数量庞大，复杂的问题很多。建筑的保护问题背后是制度的问题，仅仅谈保护是不够的。不可想象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会如此不爱惜自己的文明。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筑设计师只是一个职业的设计师是不够的，他必须是个思想家，必须要有自己的立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接一个地做项目。”王澍说。

文人的英雄色彩

王澍的理想与立场，曾让一些地产界人士用两个字形容他：冲、拗。

王澍几乎不接商业建筑。唯一一次，是杭州钱塘江边的住宅小区“钱江时代”。王澍将其命名为“垂直院宅”——每四户共用一个小院，院中可种花草，邻居可坐院中谈天。

王澍喜欢院宅闲谈的那份意境，渊源或许在十多年前的一个清晨：在湘西一个名叫洞庭溪的村边，28岁的王澍看到沅江边几个农民造一座临江的吊脚楼，青山翠谷中，屋架“灵秀而坚定，细腻而澄明”。之后，王澍在《设计的开始》一文中写道：“那座吊脚楼没有完工，永远不会完工。不经意的，它总是突兀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然而王澍所设计的“垂直院宅”，意境未必人人都懂。有人便视“空中院落”无用且成本巨大。 “我陪着你实现理想，一下五千万就不见了。”——开发商与王澍，势必怀抱着不同的“理想”。

有人曾说，王澍是“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家”。他喜欢箫管，擅长书法山水画。他不用电脑不上网，甚至很少使用手机。他认为那些事物对生活无益，他要保持内心宁静。他乐于体味古代中国文人在造园时流露的游戏感，也喜欢博尔赫斯在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中营造的神秘氛围，更着迷于卡尔维诺作品中流露出的奇特而浪漫的想象。

每次去巴黎，王澍都喜欢去圣日耳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那曾是海明威、萨特常去的地方。在那个简朴的街角，王澍喜欢自己闲坐，一杯咖啡打发闲散时光。

窗外行人匆匆。空气中一种气息轻轻流淌。

那种气息，或者叫做“传统”;也或者叫做情怀与意境。

有境亦有情。

现在的北京到处都是地标建筑，鸟巢、新央视大楼⋯⋯这座城市的回忆正在慢慢消失，而我无能为力。

不可想象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会如此不爱惜自己的文明。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筑设计师只是一个职业的设计师是不够的，他必须是个思想家，必须要有自己的立场。

王澍代表作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

基地北面靠山，山上全部竹林，南面临水，一座由废砖场变成的湖泊，全为坡地，南低北高，高差4m。南北向进深浅，东西向以水为界，曲折狭长。按照造国传统， 建筑在“山水”之间最不应突出，这座图书馆将近一半的体积处理成半地下，从北面看，三层的建筑只有二层。矩形主体建筑既是飘在水上的，也是沿南北方向穿越 的，这个方向是炎热夏季的主导风向。值得强调的是，沿着这条穿越路线，由山走到水，四个散落的小房子和主体建筑相比，尺度悬殊，但在这里，可以相互转化的 尺度是中国传统造园术的精髓。而从一个文人的角度看，那些小房子也许更重要，例如，水中那座亭子般的房子，图书馆的“诗歌与哲学”阅览室，便是一个中国文 人看待所处世界的“观点”，一个人与自然生态相互平衡的位置。

山脚的一片竹海是背景，波光粼粼的蓝色湖面是前景，几个白色“盒子”似跳跃般的姿势，又似随意堆放的几何体，动静之间，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有篇建筑评论文章 这样分析王澍：“很长一段时间，王澍痴迷于一种游戏……晃动着手中的木盒，六只觳子在盒子中滚动，彼此撞击或撞向合壁发出清脆的声响，随后呈现在桌面上的 是六只堆叠或散落的立方体。”

这句话的意思用在文正学院上正恰好。“几个小立方体甚至冲破了大盒子的重重束缚，破茧而出，从而完成了一种‘复杂建筑——简单城市（complexhouse—simplecity）’的跃进。”

王澍的获奖理由：普利兹克奖评委辞称：“王澍在为我们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又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他的建筑独具匠心，能够唤起往昔，却又不直接使用历史的元素。”普利兹克先生认为，评委会决定将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他说，“未来几十年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成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非常重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如同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一样，要能与当地的需求和文化相融合。中国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方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要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传统保持和谐，另一方面也要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相一致。”

“重建当代中国本土建筑艺术学”是王澍秉持的学术理念，作为是中国本土建筑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坚守建筑理想。面对全球化浪潮下的城乡建筑风格趋同化现象，他以对西方现代城市及建筑观念的反思为理论背景，批判性地回归地域建筑传统。王澍说：“在当今世界，人们热衷于谈论科学、技术、电脑，我则喜欢谈论基于手绘和手工艺之上的建筑。”他的坚持为他带来了世界级的荣誉。

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说明了王澍获奖的理由：“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一个当今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王澍：拒绝潮流

“很奇怪，当你真正走上一条独创的道路时，你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无竞争的市场。很多项目摆在面前等着你挑选。”获奖后，王澍这样评价自己的成功，“当一些人重新考虑要不要走我这条道路时，我已经骑着一匹快马绝尘而去，只留下一团烟尘。”

人要过有信念的生活

位于杭州转塘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是王澍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按照传统观念，这里应该没有什么设计，因为50%的土地没有任何建筑，全部是水渠、田地、草木丛生的小山，房子仅仅是环境中的次要因素。但迈进这里，顿感青瓦白墙间流露出书院般的古雅气息。而远离一步，房屋又与环境融为一体，如天作之合。

象山校区工程被分成两期，分阶段完成。王澍回忆，绘制二期的图纸前，脑子里整天都像在“过电影”，各个细节变成一个个分镜头，这样过了三个月电影，他最终只用4个小时就把整幅草图一气呵成。画图时，他也没有借助任何电脑软件，而是按照中国传统绘画方法手工作业，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他自称这套工作流程是“胸有成竹法”。

时不时冒出一些顽念的王澍还故意在校园里造了一幅“画”。一天，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站在3号楼数米高的门洞前往外看，突然说：“咦，这不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么?”

王澍带着孩童恶作剧被发现般的惊喜答：“你发现了?”

当各种学校、写字楼、公寓打着“人性化”的幌子建造奢华时，象山校区却反其道而行，不仅成本低廉——只及普通大学校园造价的一半——就连电梯、空调这样的现代化“必需品”也被限制使用，每栋楼里只有一小块地方设有空调，以供人们需要时使用。

“人要过一种有理念、有信念的生活。”王澍解释。

建筑界中有人认为，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和王澍的象山校区是城市建筑的两个极端，分别代表了现代与传统两种发展方向。然而，普利兹克奖的评审辞中却写道：王澍的作品已然超越了中国城市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应当面向未来”的争论，它唤起了 “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

对此，有一个让王澍津津乐道的故事：一位老奶奶4次来到他设计的宁波博物馆，不为看展览，只为寻找曾经的“家”的影子。

宁波博物馆所在地，原有30个小村子，然而随着附近一处被称为“小曼哈顿”的商业区建设，这些村落陆续都被拆毁。王澍在设计和建造宁波博物馆时，有意识地使用了许多这些老村落拆毁后收集到的旧材料，并刻意把它们呈现出来，拼砌成后来颇负盛名的“瓦爿墙”。

这使得对许多人来说，宁波博物馆成了一座回忆之城，倾注了王澍心目中“对时间的诗意体会”。博物馆最初建成阶段，他有时也会来到这里，看着那些曾在这里居住过的人们，扶老携幼地前来，对着博物馆指指点点：那一块跟我家原来的墙一个样。

近十年来，王澍无数次感慨自己身处的这个古老国度已被拆得面目全非、丧失了记忆，他不敢想象，照这个速度拆下去，未来的中国什么样?

“再过10年，我们恐怕就没脸说自己生活在中国了。真正存在于生活中的实物都不在了，你凭什么说自己还在中国?”王澍说，“如果生活里真实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活着的老师就已经死光了。”

他并不认可那些封存在博物馆玻璃罩子里的“传统”，那些只是传统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传统一定是活着的”，他说，“而且一旦被切断就很难再承续。”

建筑师首先要是个哲人

这种对传统的向往，或许可以追溯得更久。

王澍的童年正好赶上文革。别的孩子都跑出去“停课闹革命”，只有他，借着母亲是图书管理员的便利，翻遍了几乎所有被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这让他比别的孩子早熟很多，并逐渐产生对同龄人的疏离感。

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读大二时，他就公开宣称“没人可以教我了”;大三时拒绝画商业效果图，还带着同学到教研室谈判。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有几分得意：“关于自由表达，那可是这所学校7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开禁。”

别人睡午觉，他练毛笔字;别人在教室上课，他去图书馆自习;别人研究后现代主义建筑，他四处寻觅后现代主义电影、后现代主义文学。

他还追着沈从文《湘行散记》的脚步走了3个月，但旅行中既不给房子照相、也不搞土地测量，没有一点建筑师的样子。20多年过去了，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做青浪滩的小村，村小的老师就着夜色专程来拜会这位传说中的大学生。“聊得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那里没灯，一个人吹着口琴一路踏歌而来。”

上了研究生，同学们狂读西学时，王澍却写出一篇《当代中国建筑学危机》，强烈批判中国建筑界100年来始终没能形成一股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风气。仅批判社会大环境，他觉得难以到位，就拿大师们下手，从梁思成到自己的导师齐康，业内有几分名气人物几乎都让他数落个遍。

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硕士论文命名：《死屋手记》。答辩前，还特意在教室里挂了自己创作的巨幅黑白抽象作品。论文虽全票通过，却因其言行“狂妄”，学校未授予其硕士学位。但雪藏在东南大学阅览室的论文副本，没过几年就被学弟学妹们翻烂了。有人说它像个寓言，前瞻了中国建筑界未来的20年。

20年后，王澍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并依然保持了学生时代的“另类”。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的学生，要从锯木、挖土、砌墙学起，五年本科学习的重要目标是逐步掌握成为一名工匠的能力。象山校区15号楼的天井里有一堵矩形的墙，每年都是上一拨学生砌完，下一拨学生再推倒重砌。

大一新生刚入学，就要亲手设计并制作一个1:2大小的木凳。那些在家里连倒开水都不会的学生，到了这里照样要拿起锉刀锯条。有的孩子上课时把手上划的全是小口，依然兴致不减。上学期末，好几个学生拿着自己打造的1:1大小的木凳，兴奋地找到木工课老师陆文宇(王澍的夫人)：陆老师陆老师，你快过来坐坐。陆文宇往上一坐，“不错，没倒”。

在王澍看来，这并不是以培养工匠的标准来培养建筑师，相反，正如作曲家需对器乐音色和演奏技巧娴熟掌握后方能谱出名曲，能够对建筑材料和建造方法信手拈来，正是成为一名优秀建筑师的基础。少了这两方面的知识，再好的创意也会在实践过程中大打折扣。

为了开阔视野，王澍还经常邀请外国建筑专家来学校上课，专家与主题每年不同。比如2011-2012学年，生土研究方面的国际权威、法国卡代研究中心派出两名研究人员带着一整套实验设备来到象山，为研究生讲授“土壤的手工鉴定方法”，著名的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也送出师资，与本科生探讨气候对建筑营造的影响。

学生们眼中的王澍式教学，多靠一语点拨、当头棒喝帮他们“大彻大悟”，而非你讲我听的填鸭式灌输。

杭州市规划局规划处处长章建明是王澍博士生中的开山弟子，读书时经常跟随“师父”出门会友，绘画、书法、音律、茶道，聚会主题无所不包。一次，他从竹笛的音色中感受出一种远近亲疏的差异感，并将这种感受告诉了王澍。没想不久后，在一次评图讨论时，王澍指引他：还记得上次你对竹子的体会吗?做建筑就要把这种特质和它的品格表现出来。

王澍是在力图恢复一种“想象中的”传统建筑教学，因为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建筑教育”。而在他看来，一个建筑师首先要有某种一以贯之的思想，然后不断用建筑去表达。所以，成为好的建筑师之前，首先应当成为一个“哲人”。

王澍作品：五散房

“五散房” 分别散布于鄞州公园各处，它们有着艺术的概念，却不奢华，在一个广袤的田野里产生，却与城市贴切地交融在一起。它们由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著名设计师 王澍设计所形成的“五散房”。形成闲趣、随适的状态：一座是画廊，一座是咖啡厅，一座是公园管理用房，两座茶室建筑。五座建筑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不同的 地方材料，不同的建造技术，在公园内营造出不同景观建筑的特性。这“五散房”不传统的园林建筑，却让市民引发了对传统元素、现代建筑材料表现出的后现代艺术概念。

“五散房是5处小公建，一共才2000平方米。这的确是一次小实验，为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二期项目积累了很多建筑类型和建造方法上的实际经验，这也是我们业余建筑工作室的工作方法。”建筑师王澍说。

据王介绍，几年前，五散房分为茶室、画廊、咖啡厅、管理用房等。分别用了5种不同的建筑类型和建造方法。

画廊背丘面湖，屋顶一波三折，檐下空间具有典型江南建筑的气候特征，建筑前后各设两条砾石干铺带，可以作、为户外盆景的展示场地；咖啡厅屋面地面均为曲面， 柱子微微倾斜，桌椅均根据地面的变化特殊设计；茶室采用合院形态，6米高的院子中围着一个3米高的青砖台，种着两棵大树，树影随风移动；另一个茶室的屋面 由钢构玻璃建造，南面有一小荷塘，经一小桥直入；管理用房以平屋顶立方体建筑为原型，屋中人可穿越建筑一直看到湖面。“五散房”所采用的墙砖，有的完整有的残缺，有的厚有的薄，有的雕花有的没纹，有的平直有的带弧，都是从老房子中拆下来的回收利用砖，而且采用了最传统的夯土技术。

王澍表示：“设计‘五散房’，当初出于3种考虑。一是如何做才能体现具有中国气质的现代建筑；二是如何不局限于造房子本身，和场地、环境有特殊的配合；另外，还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建造方法和建筑类型，譬如用夯土技术、钢构玻璃、预制混凝土等一些中国传统的建造方法。就像是做科学实验，这些小实验后来在象山校区二期项目中都有所体现。”

“中国的建筑工人多少带有点传统的手工艺，但是现在对传统的做法反而生疏了，很多手工艺不用，所以退化，进而被遗 忘掉了。我们用一些小的实验，进行了大规模的推广，象山校区一共有15万多平方米，都使用了传统工艺和建造方法，目的是为了推广，这样才有价值。中国的手 工艺成本相对便宜，但传统工艺只有被使用才能够继承下来。”王澍说。

重拾活着的传统

传承传统不只靠设计，还要靠工艺，尤其是用旧砖瓦建造瓦爿墙的工艺技法。

宁波博物馆正式开工前，王澍带着工匠做了一面几百平方米的样墙。可是，现代工匠哪能掌握几十年没人用过的老手艺?刚开始，工匠总按自己的想法揣测王澍的意图，改了又改，还是不对路子。工匠急了：“王老师，你到底想让我们怎么做啊?就做成我们农村家里那样行不行?”“嗳，我就是想要你们做成那样。”

一次，他几天没来工地，一来就看见工匠在墙上像铺瓷砖一样，将瓦片整齐地砌起一大片，“这个不对，你们得拆!”工人一听要大面积返工，眼泪都快出来了。王澍想了想：“这个必须拆，但不用全拆，拆到我能容忍的最大限度吧。”最后，一半的“瓷砖墙”被作为样本保留下来，每天立在那里，以最直观的方式告诉工匠，造成这样不行。

除了宁波博物馆，象山校区也大量运用了瓦爿墙工艺。一期、二期加起来，光回收来的旧砖瓦就超过700万片。这些旧材料的价格最早只有新材料的1/10，后来涨到一半，现在大概比新材料还要贵了。不过，近两年市面上的旧材料越来越少，王澍夫妇觉得是好事，“至少说明现在比原来拆得少了呀。”

面对工程中难以避免的建筑拆迁或异地保护，王澍深感无奈。他不无讽刺地把“保护性拆迁”形容为“中国人的创造性”。“故宫(微博)会不会也在某一天被整体保护性拆迁?”得奖后在一次公开场合，他尖刻地说：“那里实在是北京城里最好的地段，商机无限。”

王澍设计的房子也不全是旧货，他也会对现代建筑材料重新解读，比如把浇注混凝土时用的竹板放在瓦片下做支撑，或者，混凝土房顶上还覆着旧瓦片，瓦在这里没有任何实际功用，只是一种对传统的演绎。

仔细欣赏过王澍的作品，会发现它完全是一种混搭，新旧材料一起使用，起到的效果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不过你别把他想成一个天才，他在自我摸索的过程中也走过不少弯路。”对王澍研究了多年的史建，把他的成功归结为厚积薄发，“他真正做建筑之前，就已经把东西方的建筑理论参透了，所以一出手就是设计理念非常成熟的东西。”

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

王澍作品：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宁波案例馆

中国浙江宁波滕头村是全球唯一入选上海世博会的乡村实践案例。滕头所营造的“村在景中、景在城中”的生活模式，成功实践了一条“以生态促旅游，以旅游养生态”的特色经济发展路径，在中国乡村城市化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案例外观为一座上下两层、古色古香的江南民居。馆内布置“天籁之音”、“自然体验”、“动感影像”、“互动签名”等特色区域。“天籁之音”的创意来自中国独特的二十四节气文化，参观者在馆内可以听到不同节气的“天籁之音”；在“自然体验”区域，参观者可感受滕头村的生态环境，体验浓郁的乡土气息。

滕头馆的黑白相间的民居风格的外墙是用50多万块废瓦残片堆砌的。它们是建筑单位的员工历经半年时间，奔走于象山、鄞州、奉化等地的大小村落，从废弃的工地 里收集来的，其中包括元宝砖、龙骨砖、屋脊砖等，年龄全部超过百年。 展馆内墙同样有看头。在厚厚的水泥墙上，凸显的纹理竟是竹片肌理，仿佛是排排并列的圆竹从中剖开后固化在了墙上。这是宁波工匠采用独有的竹片模板制作技艺 制成的“竖条毛竹模板清水混凝土剪力墙”。

保持内心的宁静

王澍说：“标准化生产的建筑就像资本主义，是以异化的人作为前提进行设计。”

研究生毕业后，同学们纷纷进入京沪大型建筑设计院，融入城市扩张的浪潮。王澍却回到杭州。“北京、上海没有我心目中的中国，而杭州有。”他曾这样解释理由。

刚到杭州，家徒四壁，铺着一张草席，睡在水泥地板上。婚后，他在50平方米的家中探索、演练着一些不甚成熟的想法，比如，用宋代《营造法式》中的榫卯结构自制画桌，在阳台上构造出一个“亭子”……一天夜里，他鬼使神差地琢磨出一套房子一样的木制灯具，八个不尽相同的外罩套着八个尺寸相同的内壳。木工被这个诡异的想法搞昏了头，他只好一点一点手把手地教。当木灯以不同角度安装妥当并放入灯泡时，魔幻般的光线把所有工匠惊得目瞪口呆。

“等我把钱挣够了，就像你这么去做”“等我拿到副教授，就像你这样生活”……昔日同窗这样说，但王澍不以为然，“在那条路上走得太久，沾染了一身习气，就回不了头了。”

为了不沾染那种“习气”，王澍每年只接一两个项目，并将创意和质量的重要性放在数量之上。谈及此次获奖，他说，他并不指望会对中国建筑界带来任何变革或影响，但或许大家可以意识到：“在这种状态下仍然可以思考，仍然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

年近半百的王澍，年轻时的狂傲渐渐变成了淡定、接受与宽容。一次，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恺看到王澍的作品被人肆意篡改，气得在电话里大叫：“你怎么能允许他们这么做?他们知不知道它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是什么位置?竟然就这样把它拆掉一块!”王澍只淡淡地回了一句：这就是中国，这就是现实。

生活中的王澍不用电脑不上网，甚至很少使用手机。他认为那些事物对生活无益，他要保持内心的宁静。

十几次巴黎之行，他每次只去一个地方——圣日尔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一泡就是半天，那是几十年前海明威、萨特静静思考的地方。他说，在那个朴素的街角，他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王澍觉得，这种气息就叫“传统”，“它能让一些东西从过去活到今天，并且一直感染着你。”

王澍设计观点：

“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废除使用混凝土”

中国建筑界盼望中国人获得普利兹克奖是一直以来的梦想，当这种荣誉真的到来时又有些茫然。显然王澍的获奖有着一个大的时代背景，这就是我2011年在策划的 “向东方——中国建筑景观”展在罗马展出的前言中所说的：“全球化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现实，有责任和道德感的中国建筑师们在思考，如何通过使用回收的、或创造再生性建筑材料，来解决建筑大量消耗和占有自然资源的问题，这种事发生在中国，或许是对位于世界建筑转折点的中国建筑界的一种提醒。”这个展览反映了中国新一代的建筑师的建筑实践是和中国崛起的步伐同步的，这些项目就反映了他们个人和建筑、建筑和国家同步的历程，而王澍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个奖会激励更多的中国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深入地考虑我们的城市和生活如何持续性的发展。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只是进入近代工业文明时代之后，生活和自然环境才发生突变，所以王澍所说的：“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废除使用混凝土”这句话，代表了中国建筑家彻底回归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决心，从而认识到“建筑应该是一个生命体系”（王澍语）。

王澍《设计的开始》

2002年，建筑师王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建筑学文集：《设计的开始》。在书中的作者介绍里，王澍被这样描述：“他抨击专业建筑学，但他的所谓‘业余建筑’活动超越一般而言的设计而指向某种关于建筑的建筑；他坚持感悟建筑本身，执着于功能解读，贬低造型艺术的重要性，但他的作品具有某种超越风格争论的艺术质量；他反对关于建筑的文学化叙事，但无论他的设计还是写作都具有某种难以辨别其来源的文学气质。他强调建筑师首先应是一个文人秉承某种批判使命但锋利的矛头不仅指向自己之外，更始终指向自己，甚至以嘲讽与自嘲消解着‘批判’的戾气。”

2012年5月，王澍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领取了建筑设计界的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他没有海外留学背景，身份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不属于任何建筑设计院，在获奖之前，他一直独立于国内现行主流体系之外，一年几乎只按照喜好做一个项目，每个项目从设计到建成耗时数年。如果按照国内建筑设计院年度人均产值的方式来衡量，王澍创造的价值和设计的面积无法和大多数建筑师相比。从1980年代末开始至今，他的建成作品有约二十多项，其中在杭州和上海的一些早期作品在建成后已经拆除了。

普利兹克奖几乎每一次都授予了风口浪尖上的建筑师，比如安藤忠雄、弗兰克·盖里、扎哈·哈迪德，等等，他们在获奖之前都曾领受过万众瞩目。王澍却尤如独行侠，独自逆流行走。其他人在试验新材料，他收集旧东西，木头、瓦片、瓷片，偶尔几个立面换上玻璃为主角也与时下流行的超白玻璃幕墙大相径庭；其它建筑师谋求更高科技、更惊悚的设计时，他拒绝电脑，说自己的设计来源是自然、宋画与古诗，对于建造的理解来自普通匠人；当城市化浪潮到来时，他说“重要的是，建筑师通过自己的创作怎么样来帮助人们跨越城乡之间对立价值观的鸿沟”。

王澍在建筑界引起一定反响的首个作品，可以说是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从那时起，他的设计就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固执的设计逻辑里有着完整的理论系统，这在他的早期著作《设计的开始》里已初现端倪。

书中，他描写小到“八间不能住的房子”里的小灯具，大到几千平方米的图书馆，王澍都将中国传统意韵、乡土技艺气息、李渔的情致结合在一起，再混杂一些诗意与后现代风格。可以说他狡猾地生成了只属于自己的哲学。他叙述的方式坦率、信心满满又兴致勃勃，像生造一个平行宇宙，领着读者随他进入其中。如果尝试去理解他并最终认为自己真的理解了他，你会发现，他的哲学导致了他的设计。

王澍不是那种陷入细节调整的建筑师，他所做的是从建筑的生成体系和生成方式上来进行控制。在这方面，合理性不容质疑，没有可替代的选项。在书里，王澍为他的朋友陈默设计了艺术工作室，但设计方案只有两张图纸和六条原则，其他的不再多说。对于陈默的追问，王澍的回答是“你相信我的设计，我相信你的感觉”。当工作室建成，虽然细节略有变化，但所有的一切都掌控在王澍最初设计的整个空间秩序架构中。之后，王澍曾经在上海的“顶层画廊”项目里回忆这段往事：“设计对我也许只是胡乱的开始，我惟一知道的是让工匠们在何处停止，并把这一切当做某种现成品和盘接受。”

两年前，我曾见过王澍。《世界建筑》杂志请王澍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演讲，报告厅里人满为患，学生、教授和其他建筑师从各处赶来，想知道王澍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次演讲，王澍说起他在宁波博物馆的立面上使用了大量旧砖瓦，怎么拼接使用并没有严格的施工图，他只设定原则，将每一块砖的选择权交给了现场的工匠们，最后立面变成了斑驳无序的状态。按照他的说法：“脚手架拆下了三米，他们就不敢拆了，因为市民反映这个东西太奇怪了，后来我们去市政府大讲堂做了一千多人的两个小时报告，拆下来以后大家就欢欣鼓舞，每天一万人参观，每天只能三千人参观的博物馆每天一万人参观，连续三个月一百万人去参观。”

这是王澍的独到之处，他具有布道者的特质。他可以通过讨论会、演讲来宣讲和阐释他的哲学，那种不以美为美，形体介于复杂、简单、粗糙之间，看上去粗笨却又复杂到匪夷所思的设计风格。起初他使人难于理解，之后因为他的固执己见、他的肆意妄为，或者是因为他的语言魅力，他又让人欣然接受。

王澍建筑设计代表作品：

王澍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

中国美院象山校园一期俯瞰

中国美院象山校园一期从庭院外观象山

与那些沉浸于超速营造中的中国主流建筑师不同，身居学院要职的王澍远离现实的喧嚣，一意于他的理想城市、建筑的营造。园林城市和园林建筑的营造一直是王澍梦 寐以求的，而象山校区正好实现和满足了他多年来的夙愿。这是一个人的、人文理想主义的校园规划和校园营造，两期营造环绕了象山，呈散点状分布山野间，随意 而自然，没有刻意设计的建筑形象，也没有着意营造的中心校区，校区是铺展于象山脚下的园林城市。在象山校区，王澍有计划地大量使用了当地废弃的旧瓦，这不 仅使建筑陡增了历史感，也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态度：这些旧瓦大部分是1970年代江南初步富裕时期大量建造的产物，而今在再度翻造运动中惨遭遗弃，旧瓦的回 收再利用既是追忆正在逝去的建造传统，也是应对剧变现实的批判性策略。更为重要的是，象山校区的规划与建筑设计隐含着再造东方建筑学的宏愿，也着意于建构 园林城市、建筑的范本。

这片校园是国立中国美术学院为它的建筑艺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影视动画学院、实验加工中心、基础教学部建造的新校园，500多教师和5000多本科与研究生在这里教学、学习与生活。

中国美院象山校园一期

2000年，学院没有选择进入中国时下流行的政府组建的大学院区，而是选址在杭州南部群山的东部边缘，尽管这里暂时会存在一些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但学院的教授、艺术家与参与选址的建筑师共同认为，依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建筑选址时，环境中的山水甚至比建筑更加重要。

建筑师王澍在象山新校园的建造中体现了自己的思考与主张。如何在迅速丧失地域文化的中国城市重建有地域根源的场所结构，如何让中国传统与山水共存的建筑范式活用在今天的现实，如何利用大学校园的建造规模探索一种当代中国本土新的城市营造模式。回望中国传统园林院落式的大学建筑原型，象山新校园最终呈现为一系列“面山而营”的差异性院落格局。建筑群敏感的随山水扭转偏斜，场地原有的农地、溪流和鱼塘被小心保持，中国传统园林的精致诗意与空间语言被探索性的转化为大尺度的淳朴田园。那些校园建筑因此不是孤立的设计出来，而是在“自然”与“城市”之间的思考中显现出来。在中国的建筑传统中，这样的建筑被称为“园林”。这个词无法用西语的“花园”去翻译，它特指“自然”被置入“城市”，而城市建筑因此发生某种质变，呈现为半建筑半自然的形态。

如果“自然”是一端，建筑师思考的另一端就是“城市”，一系列似乎在等待某种事件突发的小场所，似乎有点散漫，甚至没有一个严格的结构，但真正的生活才可能在这里放松的发生。建筑产生了檐下、洞内、飞道、屋顶下沉院落、屋顶平台、树下、田间、河边等多样性的教学交流空间，在这里，学院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心灵的自由。

在象山新校园中，所有的建筑都以这座“象山”为最重要的思考与观看的对象。每个建筑都如同一个中国字，它们都呈现出面对象山的某种指向性，而字与字之间的空白同样重要，是人们在漫游时一次又一次回望那座青山的位置。面对当下中国城市的大规模拆毁重建现象，超过700万片不同年代的旧砖瓦被从浙江全省的拆房现场回收到象山新校园，这些可能被当做垃圾对待的东西被在这里循环利用，并有效控制了造价，重新演绎了中国本土可持续性的建造传统。象山新校园或许是中国传统与现实激烈冲突中诞生的另一种“乌托邦”，30座大小不一的建筑平静的沉浸在中国南方平缓的山水之间，这里流动着5000个艺术学子的青春、激情、沉思与梦想，昭示着一条通往人们内心深处的返乡之路。

王澍设计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一、二期工程。

王澍作品欣赏：

王澍作品集延伸阅读>>“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家”王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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