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印良品风格启示：原研哉设计展览在北京前门天安时间艺术馆如火如荼的举行着，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无印良品对我们的启示吧。

世界化的设计，在原研哉心目中，是不存在的、是不合逻辑的：“日本的设计就永远是日本的设计。就以MUJI为例，永远都不会由一个日本品牌变成世界品牌。 总共6000多个项目的MUJI，都是由当地拥有共通语言的设计师，以当地人的生活模式及习惯为基础而完成的设计。作为一个有悠久设计历史的国家，我们并不热衷于成为全球化的一分子，过分单纯化的普及是我们必须努力避免的。

中国的风度怎么再回来

朱锷：无印良品的概念是田中一光先生在1980年以“最适合的形态展现产品本质”为指导思想提出来的，它追求带给消费者“这样最好”的满足感，并将使“这样最好”的满足感尽量提升到最高端为目标。

我曾在田中一光设计事务所工作，无印良品图录就是日常工作之一。把无印良品的真正意义以展览的形式做到中国来，是我多年的愿望。进来，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展览的事。我不希望以无印良品粉丝的角度来做展览，不是把一个强势品牌做到中国来，而是从接纳的角度来做。展览名为“无印的中国天空”，我认为， “在中国”这个态度很重要。我们以平视的角度，而不是仰视。

方振宁：其实，中华民族的同化能力是很强大的。在古代，他们将伊拉克的原料运到中国，变成了青花瓷，三彩釉也是由西部的胡人进口而来，就变成我们新的传统的一部分。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将所有的文化都融合在一起。我认为，现在这种精神也仍然存在。在现代，完全单方面接受外国文化的热潮也将是特别短暂的时间。中国古代改朝换代那么多，汉文化和汉字没被消灭，也没有变成蒙古文或藏文。（朱：最终留下的还是汉族。）所有外来的文化都像是血液里的各种营养，它能使肌体强大而不是削弱，这是中国的大国风度。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风度怎么再回来？

朱锷：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把态度非常明确。这样就可以完全不同于任何人来做MUJI这件事，目前，围绕在我们生活周边的商品已经两极化，一种以产量的稀少性、注重提高品牌自身价值为方向；另一种竭尽所能推行低价策略。无印良品则在生活的“基本”与“普遍”间寻得新的价值观，在造型的“朴素”与“简约” 中塑造出了新的审美形式。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无印良品这一概念是在德国诞生，会是怎样的商品？在意大利诞生又会如何？更重要的是，再想像一下，若是在生活意识逐渐成熟的中国里，无印良品会展现怎样的景象呢？我觉得：这种看似平常的想像在今日非常重要。无印良品，无疑是为我们提供了高度的标杆和可供反省的镜子。

方振宁：分寸需要把握。无印是个品牌，它具有视觉识别性。它的产品怎么样，颜色怎么样，给人的感觉如透明、半透明、像袈裟一样黑色咖啡色灰色的衣服等等。做些什么东西只要不违反这些感觉就可以。不要贬低，也不要故意抬高，将它客观展示出来。

方振宁：现在，做无印良品的事情有一个尊严的问题。我们曾经没有尊严，香港某品牌用简单的模仿和卑劣的商业行为将“无印良品”这个品牌注册，使得日本的无印进不了中国，耽误了很多年。后来，日本赢了官司，赢的那天正好是福田首相访问中国，显然中国是把这个作为一张政治牌来打。现在的状况证明中国变得有文化了，我们在平等的平台上将你接收进来，既不是掠夺你，也不是要抄袭你，也不是要贬低你。但是，这里面有自己的一根“筋”，就是我们将它消化进来，接收进来。

MUJI将禅文化日常化

城市画报：无印良品进中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

朱锷：时代在不断变化，但设计的价值不应该有所改变。在过往的几十年中，我们创造了一些但又扔掉了很多东西，只要能推动经济发展，就可以张扬自己的个性。但现在，我们应该意识到必须考虑资源、环境、相互间的理解以及其他出现的问题。设计师一个人是创造不出任何产品的。只有当设计师发现了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东西之时，他们才可以设计些东西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设计的特点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设计作品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环境。

方振宁：无印良品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让我们重新寻找中国传统中好的东西。因为，无印内里宣扬的是禅宗的美学，它是禅的意念的日常化，让禅不再只是宗教的理念，或是小圈子中传播的思想。其实，中国近代文化一直到明清，最明显特征是把中国高端文化、文人文化、宫廷文化、综合文化来日常化。比如，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家李渔，他写剧本，生活得非常艺术。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像中国这样将艺术生活化，将艺术广泛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到了民国就断了，因为被外国列强侵略，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中华民国的时候，通货膨胀，根本谈不上艺术化。日本不一样，日本的生活本来就非常艺术，它的生活起居方式、服装、装饰、食品，就连自由市场里的植物和食物都摆放都非常艺术化。MUJI在这此基础上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因为MUJI把禅文化日常化。当MUJI的东西放到西方，大家都能辨析出它是东方的文化。但是，大家都知道，禅的传播渠道就是通过印度到中国，从中国到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为什么日本保留了它纯粹的东西，并将它现代化，将它过去的价值观转义了？这是MUJI传到中国后，最值得让我们思考的部分。

朱锷：”无印良品”的设计带有典型日本美学气质。其设计的卓越在于追求精准。日用品设计很容易变成刻意成为某类事物的隐喻。但是，无印良品并未给人以此种印象，而仿佛只为记录生活时间而存在。

城市画报：现在中国当前的生活中，禅的信念非常稀缺。大家都很浮躁。

方振宁：中国从来没有很好地将禅白化。禅的理念是禅根本不说禅，禅没有文字，根本不提禅。但是禅的行为、意念、思想，很多方式是禅的。

城市画报：现在中国的天空下，禅的意念能不能够包容？

朱锷：现在不是中国的天空下有没有的问题。我想，应该是有的。如果现在没有，那我们就做些事情来呼唤它。我们最敏感的地方，现在却变得最迟钝。我觉得我们这次花那么大力气来办这个展览，我们的态度要摆得非常好，非常精准才行。在这个充满非日常的生活环境里，无印良品提供的是日常。因为不断反复，我们已经感觉不出它的特殊的才可以叫作“日常”。新认识某种事情，或者第一次接触未知的东西，并非 “日常”。?刷牙、洗碗等等家常便饭得几乎让我们意识不到存在的东西叫“日常”，无印良品是通过提供观察日常生活的观点，提供极其日常的东西，让大家在使用过程中，重新审视日常用品的设计及重新审视日常生活。无印良品尝试通过设计，使大家可以重新发现隐藏在日常生活里的智慧，并努力让人们理解设计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

MUJI把全世界当成它的原材料库

方振宁：自然的东西是最强大的。我前阵去四川看到人工的房子倒了不少，可树没倒，草也没倒。它生来就有柔软性和可塑性，它能抵御风暴、雨、寒流、地震等等。所以，我感觉在做人做事做物的时候，需要有这种强韧的特性在里面。我们可以从自然里学到很多东西。像MUJI有句话叫“自然当然无印”，它的原料是纯自然的，比如印度的、南美的、中国高山地区的等等。为什么找这些东西呢？因为它要的是其最原本的品质和气质。他们会去中国的云南、青藏高原去寻找，这些地方有其他海拔地区所不具有的东西。这就是MUJI的精神。最初，他们在寻找原料的时候，他们走了很多路，积累了很多知识。不论是印度的或是非洲的原料，被拿到日本整个MUJI策划组时再进行调和，当它做成商品的时候，放在MUJI店里并不会让人觉得不协调。例如唢呐拿到日本去了，调子不能让人接受，就改造成 MUJI的旋律。MUJI有自己的一套旋律。

朱锷：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抛开设计的习惯、设计的外形不说，就材料来说，日本是个非常缺乏原材料的国家，但是在那个地方，MUJI把全世界当成它的原材料库，到最后产出来的产品依然有它自身的明显的优势。如果忽略MUJI的材料，它在造型方面并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但是它的造型和它的材料合并到一起的时候，它的特性就出来了，它的那种清心寡欲的东西就出来了。

方振宁：MUJI一出来我就开始用，而且是不间断地用。我从MUJI那里得到的精华，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素”。素，就是无需装饰，把多余的部分去掉。这种“素”不是装出来的时髦，也不是设计出来的关键词，它是事物本质的自然呈现。MUJI素了二十多年很容易使人麻木，好在它一直延续实验精神，不断地引进新的概念，但保持其本质不变。比如MUJI旗下的高端系列MUJI LABO。LABO是国际通用的词，即是实验的意思。MUJI LABO的符号引用了日本禅宗里的理论——圆。圆这个图形其实从中国传过去的，代表宇宙万物的生存之道。日本的画家画一个圆代表宇宙，人间是三角形，方块代表土地，成为宇宙的三个符号。LABO的符号并不是圆规画的圆，而像是水墨的痕迹，它让MUJI的本质在每个地方得到渗透。

朱锷：人们每天反复使用的东西促成了工具的产生。设计应当更具有目的性。被人们的爱用但没有名的的设计作品和设计师有目的性的设计作品从本质上讲是不同的。如果，设计从开始就以传播为目的话，设计师们在设计作品时思考最多的是能被大众所接受的东西，想着：“使用者一定会觉得这个设计很出色的！”他设计作品时只是希望能被大众所接受。相反，若是出于使用所需设计了一样东西，而另一个人非常喜爱，于是也模仿着原样做了个相似的东西。这样，同一个设计就像链条一样传播开来，这种设计可以称之为无名的设计。设计是一种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MUJI就是很好的例子 。

MUJI本身也一直在改革

朱锷：很奇怪，MUJI在欧洲不如在亚洲受欢迎。

方振宁：MUJI在纽约还比较受欢迎，因为那里游客众多。在欧洲开的店很小，比如瑞典的店设在很大的广场旁边的一个角落，那里根本没什么人。因为 MUJI跟北欧风情的东西对比，它的精致度不够。比如，我们常用的活动铅笔，人民币7元，铅芯容易断。因为使力的地方没有加固，但德国的品牌就不一样，它会在里面用金属加固。这就叫品质，可是MUJI没有这样的品质。我觉得MUJI的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水平没达到那个层次，而且那样做将增加成本。并且，MUJI很多产品还是在中国、越南、泰国生产的。

朱锷：我不觉得MUJI认识不到这点。不论当年或是现在的MUJI都不是一个高端品牌，说到底是一个中端的。在中国，却被捧成了高端产品。

方振宁：其实，最早的MUJI很单纯，很实在，在别的商品中一下就跳出来了。MUJI名字本身也很厉害，无印良品――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商标。这名字让人有好奇感。这是什么？没商标？这不是有吗？再看看商品都是一些很朴素的小笔记本、圆珠笔、一些生活用品，也不贵，可以买回去用，用完再过来买。慢慢的，也能看到它的变化。食品来了，灯具也来了，垃圾桶也来了，食品比外面卖的还便宜。生活中能想到的它都有，MUJI本身也一直在改革。

朱锷：2001年之前的无印和之后的无印有很大变化。创始人之一的田中一光，在去世前找到了设计师原研哉作为接班人。原研哉在产品本身的规范性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前的MUJI的感觉是“重”的，包括整个色系、用材都很重，但是改革之后给人的整体感觉都是“轻”的。透明的压克力的大量使用，让产品得到很大改变。但是，无印的概念没有什么改变。目前，围绕在我们生活周边的商品已经两极化，一种以产量的稀少性、注重提高品牌自身价值为方向；另一种竭尽所能推行低价策略。无印良品则在生活的“基本” 与“普遍”间寻得新的价值观，在造型的“朴素”与“简约”中塑造出了新的审美形式。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无印良品这一概念是在德国诞生，会是怎样的商品？在意大利诞生又会如何？更重要的是，再想像一下，若是在生活意识逐渐成熟的中国里，无印良品会展现怎样的景象呢？我觉得：这种看似平常的想像在今日非常重要。无印良品，无疑是为我们提供了高度的标杆和可供反省的镜子。

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至

城市画报：如果在中国出现一个像MUJI这样的品牌，它应该会是什么样？

方振宁：很难。首先，中国不是单一民族，就是想事的时候会想到要让大家都能够接受。

朱锷：从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就发现非常强烈的一点，就是中国这个民族真的不是崇尚极简主义的。恰恰相反，中国所推崇的，能向外炫耀的是它的复杂性。文化，是指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如何发挥自身的独创性。在独一无二的本土文化环境下创造出来的东西，再将其放在国际平台上，这样才会令人耳目一新。所以本来就不存在所谓“国际性文化”，也许以后会慢慢出现，但是目前我们只能看到互相比较近似的文化。反之，如果多种文化混合的太厉害，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变得中性。我认为，所谓国际交流，就是要把在自己国土上培养的文化，在恰当的时候十分果断决绝地放到世界平台上去。我想通过展览的刺激，来激发中国的产业人，设计师们更多发现中国自身“原点和原型”潜在的可能性。我更希望这个展览，能让中国的产业人，设计师意识到只有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在中国这样独特的文化环境里工作的，以这样的个性去关注中国的“原点和原型”，才会有突破。对我来说，策划“无印良品2008中国展”，所要追求的就是希望中国的产业人和设计师，能受到无印良品这个标杆和镜子的启示，回头来清理埋在自己脚下的“自身价值”。

方振宁：中国其实是一个很世俗的受众。多数人需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还不会有很多精神上的追求。看奥运会也有很多启示：当运动员拿到世界级的冠军，他这一生的荣耀由历史决定。越是物质丰富、越是都市化、越嘈杂和世俗的氛围中，你要拿到成绩，就一定要把自己关在单纯的环境里生活。

城市画报：但是你的产品卖不出去，因为不世俗。

方振宁：只有世俗才能卖出去吗？不是这样的。所有人都这么想的话，整个社会就都是世俗的。你世俗又怎么取得成绩呢？世俗又怎么会有无印呢？无印就不是世俗，无印就是忍耐。咱们对精神上没有要求，很多好的东西到最后都失传了。咱们有书法，日本有书道，咱们有弓术，人家也有弓道。

城市画报：MUJI不世俗，但在商业上还是很成功？

方振宁：当然成功，怎么会不成功呢？不成功我们今天怎么会议论它，你的议论就是成功。什么是成功，就是要走两头，你不能在中间，要么最好要么最坏。看看日本的机器猫，人家的机器猫从60年代出来直到现在还一直在出，这就是坚持。人家做变形金刚，出了十五亿个，你知道做了多少钱吗？还有PR 情报杂志，从70年代创刊到现在，就一个人在画封面……这就叫极至，把普通的事情做到极至。中国还有极至吗？早就换了。

朱锷：日本的乌龙茶，做这个产品的广告公司做了25年，能不做好吗？

城市画报：有些人开一家小小的店，特别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可以做一辈子。

方振宁：对，这就是乐趣。中国现在缺乏的就是这个精神。因为社会是由很多小的部分组成，当每个人努力做一件事情，社会就提高了。当每个人都很懒惰、都在等待的时候，就没有进步。

朱锷：一个人，坚持把一件普通的事常年累月的做下去，做到极至，是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