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特·托马斯·里特维尔德 Gerrit Thomas Rietveld (1888-1964)，是荷兰著名的建筑与设计大师、荷兰风格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现代设计运动中,里特维尔德更是创造出最多的“革命性”设计构思的设计大师。他是家具设计史上第一件现代家具“红蓝椅”(1917-1918年)的设计人,也是建筑设计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施罗德住宅”(SchroderHouse,1924年)的设计人。仅此两项,就足以奠定里特维尔德在现代设计中的大师地位。

里特维尔德1888年生于乌得勒支，1964年卒于该地。木工之子，基本上自学绘画，一生皆在乌得勒支度过，他在当地接受国际上很广泛的业务。里特维尔德在父亲手下当学徒并做了一个时期的珠宝设计工作之后，于1911-1919年独立经营家具木工。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里特维尔德建造了很多商店、住宅和坐椅，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现代构成风格。他是1928年“现代建筑国际学会”最初的创始人之一。

格里特·托马斯·里特维尔德出生于荷兰名城乌特勒支 (Utrecht)，父亲是当地一位职业木匠，而里特维德从7岁起就开始在父亲的作坊中学习木工手艺。l911年他开设了自己独立的木工作坊，同时开始以上夜校的方式学习建筑绘图。里特维德不是建筑学或设计方面的科班出身，但他对所学的任何实际知识都非常用心，并始终有独到的理解。有趣的是，里特维德一生中最富于革命性，也是家具设计史上第一件现代家具的设计人： 19l7～l9l8年他设计并制作了“红蓝椅”，并于次年成为荷兰著名的“风格派”艺术运动的第一批成员。“风格派”(De Saijl)运动是几乎与德国包豪斯齐名的现代艺术设计运动，其核心人物是多才多艺的设计师和理论家提奥·凡·杜斯伯格(Theo Van Doesburg)，著名现代派画家皮尔特·蒙德里安 (Piet Mondrian)和里特维德，其中包括许多当时非常“前卫”并在设计思想上崇尚创新的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和理论家。里特维德极富轰动性的“红蓝椅”系列的首批家具设计首先在“风格派”的专业艺术杂志上刊登出来，立即引起同仁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随后批作品于l923年又在德国包豪斯展览中亮相，对许多同时代设计师，包括另外几位大师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20年代，现代设计运动的发展早期，里特维德的先锋作用并未限于家具设计领域，1924年，他设计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建筑设计史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施罗德住宅 (Schr6(1er House)，其设计思想和手法都与“红蓝椅”出于一辙，同时也贯彻着杜斯伯格的设计理论和蒙德里安的艺术理念。仅此两项，就足以奠定里特维德在现代设计中的大师地位。

l927年他的首批钢管家具被投入生产线中，由阿姆斯特丹的麦兹公司 (Mets&Co．)生产。1919年他设计的纯粹以横竖构图元素组成的工作台几乎是蒙德里安绘画的一个立体诠释，这个工作台在设计上则可以明显看出格林兄弟l913年为自己住宅所设计的办公桌的影子。而l923年他为柏林博览会荷兰馆设计的“柏林椅”则可以说是对历史上所有椅子设计的彻底反叛：它由横竖相向的大小不同的八块木板不对称地拼合成一件椅子。

1932年设计制作的“z”形椅。这在家具的空间设计组织上是又一次革命。

施罗德住宅——

里特维尔德的施罗德住宅 (荷兰文：Rietveld Schröderhuis) (也称施罗德住宅Schröder House) 位于荷兰乌特勒支，由荷兰建筑师格里特·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为图卢斯·施罗德-施雷德夫人（Mrs.Truus Schröder-Schräder）及其三个孩子所建，建于1924年。现在是对外开放参观的博物馆。2000年它登上了UNESCO的世界遗产名录。

文化遗产——

入选时间：2000年
地理位置：北纬52 5 7 东经5 8 50
遗产编号：965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澳大利亚凯恩斯举行的第24届会议上，于2000年12月2日将本建筑列入UNESCO的世界遗产名录。委员会决定适用标准i和ii，并对该住宅作了如下叙述（原文）：

The Rietveld Schröderhuis in Utrecht is an icon of the Modern Movement in architecture and an outstanding expression of human creative genius in its purity of ideas and concepts as developed by the De Stijl movement. (…) With its radical approach to design and the use of space, the Rietveld Schröderhuis occupies a seminal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e in the modern age.

里特维尔德设计的施罗德住宅 （英文：Rietveld Schroderhuis（Rietveld Schroder House），位于荷兰中部乌得勒支省（Utrecht）首府乌得勒支市。20世纪初，世界建筑学领域涌现出一支崭新的流派—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派。其成员为一批年轻的建筑师，他们摆脱传统设计理论的束缚，大胆创造出许多适应工业化社会需求的形式新颖的建筑。他们强调简洁的设计概念，重视实用性、经济性、广泛采用现代建材。里特维尔德的施罗德住宅由荷兰建筑师格里特·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为图卢斯·施罗德-施雷德夫人（Mrs.Truus Schroder-Schrader）及其三个孩子所建，建于1924年。她定制的是被设计为最好没有墙壁的住宅。该住宅是“荷兰风格派运动”（De Stijl）建筑的最为知名的样例之一，大概也是唯一正宗的荷兰风格派运动建筑物。格里特·里特维尔德（1888-1964），生于荷兰中部城市乌德勒支。他是荷兰著名的建筑与工业设计大师。他没计的一些经典作品，对于世界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派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里特维尔德的施罗德住宅在内部和外部都是对其之前的所有建筑学（architecture）的根本性颠覆。 这个双层住宅建在一排连栋房屋（terraced houses）末端，但它并不试图与其相邻的建筑物相联系。其内部并没有房间的静止堆积，而是动态的可变的开放区。

底层尚可谓传统；排列于一个中心楼梯的是厨房和三个起居室（sit room）/卧室（bedroom）。生活区在楼上，被作为阁楼以满足规划局的要求，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大的开放区，除了一个单独的卫生间和一个浴室。里特维尔德曾希望将上层保持原状。但是施罗德夫人觉得作为生活空间它应当可被用于各种形式——开放或细分。这是通过滑动和旋转面板实现的。当被全部分割时，生活层包括三个卧室，浴室和起居室。在此状态以及开放状态之间是各种各样可能的排列，每个排列皆可提供其自身独特的体验。立面（facade）是平面和线条的拼贴，其构件有目的地相互远离，看起来像相互滑过。这使若干露台成为可能。像里特维尔德的红蓝椅（Red and Blue Chair）一样，每个构件都有其自己的形式，位置和颜色。颜色被选作加强立面的可塑性；表面为白色而阴影为灰色，黑色的窗户和门框，以及一些在原色中的线性元素。该住宅坐落于乌得勒支，在普通的连栋房屋（terraced houses）之间，1960年代修建的公路边。里特维尔德的施罗德住宅被建筑学界公认为“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派的立体化体现”，载入世界经典建筑史册。施罗德夫人在该住宅里生活至于1985年去世。该住宅经由伯图斯·穆德（Bertus Mulder）修复，现在是对外开放参观的博物馆。

红蓝椅——

“结构应服务于构件间的协调，以保证各个构件的独立与完整。这样，整体就可以自由和清晰地竖立在空间中，形式就能从材料中抽象出来。”他在这一设计中创造的空间结构可以说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性指向了一种”总体性”，一种抽离了材料的形式上的整体性。

红蓝椅是风格派最著名的代表作品之一。它是里特维尔德受《风格》杂志影响而设计的。里特维尔德的红蓝椅对包豪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红蓝椅于1917-1918年设计，当时没有着色，着色的版本直到1923年才第一次展现与世人。

这把椅子整体都是木结构。13根木条互相垂直，组成椅子的空间结构，各结构间用螺丝紧固而非传统的榫接方式，以防有损于结构。这把椅子最初被涂以灰黑色。后来，里特维尔德通过使用单纯明亮的色彩来强化结构，使其完全不加掩饰，重新涂上原色。这样就产生了红色的靠背和蓝色的坐垫。

这款红蓝椅具有激进的纯几何形态和难以想像的形式。在形式上，是画家蒙德里安作品《红黄蓝相间》的立体化翻译。该画家以利用处于不均衡格子中的色彩关系达到视觉平衡而著称。

1918年 rietveld 制作了著名的“红蓝扶手椅”的雏形，这个设计被看作是他全部作品的钥匙，他思想的宣言。1919年，他对设计的本质做了如下一番描述：“这把椅子的设计尝试将每一个部件以其最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来，依据人体使用的规律和材料本身的特性来还原椅子最初的形态，所以形态本身就是最好的反应，通过这种均衡的设计与休息的状态达到完美的和谐。结构部件在互相连接的同时并没有随坏本身的完整性，所以每一个单独的部件都完整的覆盖在另一个之上，或者本身就作为辅助部件，这样整个椅子在空间中就变得自由而清晰，其形态真正的超越了材料。由于使用了木制连接件，才有可能制作出这种扶手尺寸就有25 x 26 cm的大型座椅 。”

红蓝椅的理性化设计与设计家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抗有着内在的联系。里特维尔德是将风格派艺术从平面延伸到立体空间的重要艺术家之一。

Z字椅——

1932～1934年设计制作的“z”形椅。这在家具的空间设计组织上是又一次革命，在最直接的功能上则扫除了落座者双腿活动范围内的任何障碍。在这件惊世之作的设计理念上，一般都以为是为回应杜斯伯格1924年发表的一种理论呼吁：要在艺术构图的竖直和水平的元素之间引入斜线的解决横竖构图元素间的冲突。不论理论上如何解释,“z”形椅在家具设计中的革命性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这种设计中的“斜线”因素早已出现在早年的“红蓝椅”中，而椅子设计中心明确的“斜线”因素早几年曾出现在霍夫曼1908年设计的一件休闲椅中。笔者曾在椅子论文中试探性地研究这种“斜线”元素如何在椅子设计中发展起来，发现早在中国宋代的椅子设计中就开始出现这种设计因素，并在以后的发展中，这种以斜背靠为关键要素的中国躺椅、休闲椅以及春宫椅成为中国家具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别。无论如何，“Z”形椅开发了现代家具设计的一个方向或一个类别，后代不少设计师不断在其设计理念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诠释”。

里特维尔德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将风格派艺术的平面绘画升华为立体空间，进而呈现出与传统的风格形式截然不同的现代主义设计语汇。他的设计追求一种极致的、纯粹的理想主义的结构,追求空间的流动开放性、纯几何体的精确简洁以及原色、非色的单纯明快。他的“要素性、经济性、功能性、非纪念性、动态性、形式上的反立方体、色彩上的反装饰”的设计思想和其划时代的作品,对于整个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和后世众多设计师都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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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艺术是一种体现永恒价值的艺术吗？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是风格派最核心的人物。荷兰人，生于一八七二年，从小就有天才知名，十七岁就拿到小学绘画教师的资格，二十岁进入 皇家艺术学院深造，才二十出头，就已成为荷兰新一代的重要画家。从一九一二年开始，受到立体派画家的影响，抛弃现实世界的复杂枝节，回归原始的颜色和线条。蒙德里安，以其独特的“水平线——垂线”和原色、非色组合的极简绘画图式，将现代抽象绘画带到了一个新阶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绘画的核心倒并不是抽象，而是某种内在的精神性追求。

《灰树》，1912年，布上油画，78．4×108．9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1911年，蒙德里安在巴黎第一次看到了立体主义原作，受到非常深刻的影响.
我 们这里看到的这幅《灰树》是他作于1912年的作品。在这幅画中，蒙德里安关注的焦点是树枝与树枝、树枝与树干以及树与其他物象之间的造型关系。我们看 到，树撑满了整个画面，树的枝干几乎全部伸展到画框，仿佛画框把树剪切在它所包围的空间里。树的个别特征已被全然抹去，我们所见到的，是高度抽象化的图 形。尽管如此，深色的枝干在中性的灰、绿色小碎面中依然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这是蒙德里安从立体派中获得的新启迪： “克服自然的表现又不违反自然本身的真实”。

《开花的苹果树》，1912年，布上油画，78×106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在1912年10 月阿姆斯特丹的“近代美术联展”中，蒙德里安送展了这幅《开花的苹果树》。依然是树的主题，但几乎走到了纯抽象的边缘。形象被进一步简化至碎面，而几乎成 为图案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树干与枝杈变成了直线和弧线，它们相互交错，产生某种特别的律动感。色彩则采用了柔美的淡绿、淡黄色系，给人轻快和愉悦之 感。画面上，树的基本形态其实已经消失在一种黑色线条的网格之中。整个画面都被网格笼罩着。这种网格的结构，显示出中间稠密而四周逐渐疏松的构成秩序。这 种所谓集中式的结构，在蒙德里安以后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海堤与海·构成十号》，1915年，布上油画，85．1X108．3厘米，荷兰奥杜罗，库拉穆勒美术馆藏。

他住在海 边，画了一组以大海为主题的系列画，题名为《海堤与海》。我们这里所见的这幅《海堤与海·构图十号》便是其中之一。这组画，是他根据户外写生时所作的素描 稿所绘。他曾经在斯赫维根海岸漫步，连续数小时地凝视海面的波光，那儿有一道伸人大海的破败的防波堤。他反复地在这组画中，表达他在海边的感受。这组画， 有一种宁静的、不带感情因素的美.

《红、黄、蓝的构成》，1930年，布上油画，45×45厘米，苏黎世私人收藏。
这幅作于1930年的(红、黄、蓝的构成)是蒙德里安几 何抽象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看见，粗重的黑色线条控制着七个大小不同的矩形，形成非常简洁的结构。画面主导是右上方那块鲜亮的红色，不仅面积巨大，且色 度极为饱和。左下方的一小块蓝色、右下方的一点点黄色与四块灰白色有效配合，牢牢控制住红色正方形在画面上的平衡。在这里，除了三原色之外，再无其他色 彩；除了垂直线和水平线之外，再无其他线条；除了直角与方块，再无其他形状。巧妙的分割与组合，使平面抽象成为一个有节奏、有动感的画面，从而实现了他的 几何抽象原则，“借由绘画的基本元素：直线和直角(水平与垂直)、三原色(红黄蓝)和三个非色素(白、灰、黑)，这些有限的图案意义与抽象相互结合，象征 构成自然的力量和自然本身。”

《百老汇爵士乐》，1942–43年，布上油画，127×127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百老汇爵士乐》是蒙德里安在纽约 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件完成的作品，它明显地反映出现代都市的新气息。依然是直线，但不是冷峻严肃的黑色界线，而是活泼跳动的彩色界线，它 们由小小的长短不一的彩色矩形组成，分割和控制着画面。依然是原色，但不再受到黑线的约束，它们以明亮的黄色为主，并与红、蓝间杂在一起形成缤纷彩线，彩 线间又散布着红、黄、蓝色块，营造出节奏变换和频率震动。看上去，这幅面比以往任何一件作品更为明快和亮丽。它既是充满节奏感的爵士乐，又仿佛夜幕下办公 楼及街道上不灭灯光的纵横闪烁。这是蒙德里安艺术生涯的最后一个新发展。1944年2月，他因严重肺炎而去世。

蒙德里安一生的作品，清楚地展示了他从写实主义到几何抽象进程中的一次次努力和一次次成就。这是一个目标明确、永远精进的漫长历程。他如此坚持不懈地运用他的新造型主义原则，以致于他的名字已与新造型主义融为一体了。

Piet Mondrian was a famous abstract painter, born in the Netherlands in 1872. His most recognized works are abstract paintings of colored squares, rectangles, and thick black lines, some of which you’ll see farther down.

Of course Mondrian didn’t start out painting squares and rectangles—growing up during the tail end of Impressionism, Piet Mondrian’s first painting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at time period, as well as the Post-impressionism of Van Gogh.

Later on he also took cues from Braque and Picasso, although he soon formed a very distinct style all his own.

In his early paintings, there are several instances of a definite Post-impressionist, emotive use of color. (Hover your mouse to see the titles, if you’d like.)

But as Mondrian explored nature his own way, he gradually began to simplify and abstract the colors and shapes that he saw.

This process of simplification and reduction would continue until he wasn’t even painting from nature at all.

The rise of Cubism also gave Mondrian a means to segment and reduce objects to their most basic forms.

Notice the brush strokes in this next painting—it’s about as expressive that way as he’d ever be.

Even so, you can see how he’s already using the strokes themselves to form horizontal rectangles and lines near the bottom of the painting.

And at this early stage of his artistic development there’s even an inkling of his future geometric abstracts in the dark black lines and almost completely non-representational images.

With additional experimentation, a sense of structure began to assert itself through his paintings.

Mor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lines appeared, with the occasional curves and diagonals. Later on, of course, Mondrian woul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lines that weren’t straight.

By this time, Mondrian’s work was fully non-representational, and any abstracting he’d done from nature was in the past.

He began to create all of his paintings using a grid-like format, painting squares and rectangles of mostly solid colors.

At the same time he began to shift away from neutral and intermediate colors to primary hues, especially avoiding green.

Mondrian’s most famous works are his paintings made up of pure red, yellow, and blue, as well as black and white, but for a while he used shades of gray as well, and even his lines were dark gray instead of pure black.

Over time, though, his artwork became cleaner and more simple.

Strong fields of color dominated his paintings, separated by thick black lines and sections of pure white.

Then white itself became the focus, along with a judicious use of accent colors (still primaries, however) and the same black lines to break up the space.

Mondrian then began experimenting with double and triple lines, criss-crossing his canvases with more black than ever before.

That experimentation eventually led to a major adjustment on his part—do you see anything different in the next painting?

It’s fairly subtle in that piece, actually. Mondrian painted smaller squares of color in between a few of his double lines, without any black bounding their edges.

And although it might not jump off the screen to us, unbounded color was a serious departure for Mondrian, indicating a big change of direction for him.

It actually culminated in Mondrian’s last and greatest works, which he made near the end of his life after moving to New York.

This final piece, entitled Broadway Boogie Woogie, reflected not only the bustling sights and sounds of New York City, but also one last leap forward in his evolution as an artist.

As you can see, Mondrian completely emptied his canvas of any black lines, using instead squares of pure color to separate and delineate the larger blocks of white in the painting.

It would have been interesting to see Mondrian’s style continue to evolve, especially since he’d just made such a big stylistic change—but unfortunately he died shortly after completing Broadway Boogie Woogie, in 1944.

Piet Mondrian left behind about 250 paintings, many of which are compositional masterpieces in their own right. The most fascinating thing to me about Mondrian’s work, though, is his single-minded devotion to his art.

Through the entir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hile art movements came and went, Mondrian stayed true to his path, ever searching for the purest form of abstract art.

And more than any other artist perhaps, I think he found it.

蒙特利安生平简介：

蒙特里安皮特（Piet Mondrian ，1872～1944年），出生于荷兰。

八岁，举家迁至德国边境的温特史威克。二十岁，他放弃教中学素描，而前往阿姆斯特丹就读美术学校。三十二岁以前，一直是自然派风景画家。

1908年以后，开始画和象征主义有关的绘画，在此之前的风景画早已显现了水平与垂直的组合。他也受到梵谷和野兽派的影响，而有1909至1910年的红树之作品。1911年，蒙特里安离开荷兰来到巴黎，受到立体派的影响，发现到自己艺术的重点在追求抽象绘画的可能性，而渐渐努力于使画面中的物象抽象化，并追求其简化的规则。一九一二年，他的画深受皮加索及布拉克的分析立体派的影响，用色减少，在造形上，开花的苹果树一作，有明显的中间密集而渐向边缘松散的表现。由于立体派并未展现该派自身的逻辑结果，而带给蒙特里安强烈追求纯粹造形的欲望。

1917年，蒙特里安、列克（BartVanderLeck）和都斯柏格（TheoVanDoesburg）等人成立「风格派」艺术团体。确立了以正方形、正方体和长方形的绘画元素。该团体给欧洲的新艺术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从此几何抽象艺术到处繁殖。一九一八年，他又创立新造形主义，主张以垂直和水平线作分割，并以简单的原色配色，并反对传统的对称均衡原理，达到纯粹造形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移居纽约，直到病逝，一直维持创作的独特风格。
蒙特里安尝试找出一个「简单的艺术法则」，以最简单的造型和知性，来代替描写实物或气氛。他认为「艺术不是要复制那些看见的，而是要创造出你想别人看见的。」

在他眼中的大自然，是一个超自然的世界，除了有形，还有一种秩序美、韵律美。他说：「树是直的，海是横的。直角是一切平衡的基石。」他觉得无论是生活还是在画画上，只有和谐才是应当追求的，而最简单的色，最简单的形，合成最和谐的效果，才是最美的「人造自然」。

蒙特里安作品:

码头和海洋 1914

我们如果仔细地看，的确可以在画面的正南方看到一个长长的渡头，一直伸展到海里去。假设我们在黄昏时来到码头上看海，在夕阳的金光下，海浪那闪闪的波光，真如图中的那些纵横交错的线条一样闪烁不定。最后，你被大海包围了，海的波光吞没了一切，全世界也不过化成某种「构成」组合一起罢了（后来，连题目也成多余了。）

百老汇的布吉·伍吉 1942-1943

蒙特里安为了保持其单纯的情趣，所采用的颜色也简化为最简单的红、黄、蓝三原色。在他眼中，节制就是自由，单纯就是丰富。所以在此作品中，蒙特里安取消了惯用的粗黑直、横线条，单以三原色作排列组合，却更为繁美丰富。图中错综复杂的黄线，是否跟纽约纵横的街道如出一彻？＜百老汇的布吉伍吉＞彷佛就是一幅街道图，描绘了大城市的繁嚣。不可不题的是，题目中的「布吉伍吉」(Boogie- Woogie)，是一种爵士舞曲的名字。爱跳舞的蒙特里安，以此比喻了纽约迷人的活力。

在现代建筑运动中，荷兰的风格派文明于《风格》杂志和他们的那句口号“自然的对象是人，人的对象是风格。”因其受到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和荷兰卡尔文教派的影响，荷兰风格派在本质上追求一种千古不变的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蒙特里安作为荷兰风格派的代表，以其独特的艺术真理和追求永恒价值的艺术理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和文化价值。蒙特利安不仅因其“红、黄、蓝”绘画闻名于世，他的绘画作品后来更是被不同领域的艺术家沿用，形成了独特的“蒙特里安风格”。

荷兰著名画家蒙特里安·皮特于1872年出生于荷兰，在他八岁的时候，举家迁至德国边境的温特史威克。到了二十岁，他开始放弃教中学素描，而前往阿姆斯特丹就读美术学校。三十二岁以前，蒙特里安一直是自然派风景画家。

1908年以后，蒙特里安开始画和象征主义有关的绘画。在此之前的风景画早已显现了水平与垂直的组合。他也受到凡高和野兽派的影响，而有1909至 1910年的红树之作品。1911年，蒙特里安离开荷兰来到巴黎，受到立体派的影响，发现到自己艺术的重点在追求抽象绘画的可能性，而渐渐努力于使画面中的物象抽象化，并追求其简化的规则。一九一二年，他的画深受毕加索及布拉克的分析立体派的影响，用色减少，在造形上，开花的苹果树一作，有明显的中间密集而渐向边缘松散的表现。由于立体派并未展现该派自身的逻辑结果，而带给蒙特里安强烈追求纯粹造形的欲望。

1917年，蒙特里安、列克和都斯柏格等人成立了“风格派”艺术团体。确立了以正方形、正方体和长方形的绘画元素。该团体给欧洲的新艺术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从此几何抽象艺术到处繁殖。1918年，蒙特里安又创立了新造形主义，主张以垂直和水平线作分割，并以简单的原色配色，并反对传统的对称均衡原理，达到纯粹造形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移居纽约，直到病逝，一直维持创作的独特风格。

蒙特里安认为：以往的艺术都不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它们是对具体事物的描绘，或是对稍纵即逝的情感的表达。他却把几何学作为造型的基础，追求造型的普遍性，寻求一种体现永恒价值的艺术。因而蒙特里安的绘画是抽象的，因为他排斥一切写实的现象。蒙特里安认为红、黄、蓝三原色“是实际存在的仅有的颜色”，水平线和垂直线“使地球上所有的东西成形”。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就只有红、黄、蓝三种颜色和水平线、垂直线两种线条，而且这些元素被组织在某种理性控制的结构中，与某种客观的规律性结合。“红、黄、蓝”的绘画风格不仅体现了一种理性主义的完美思想，更被认为是影响后现代主义风格绘画思想的渊源之一。

在“红、黄、蓝”绘画风格的影响下，建筑界和家具设计界也对此有了相应的反应。风格派建筑师利特维德设计的“红蓝椅”和乌德勒支住宅成为蒙特里安绘画的立体版。

利特维德设计的红蓝椅以一种实用产品的形式生动地解释了风格派抽象的艺术理论，成为荷兰风格派的又一重要经典作品

乌德勒支住宅以“红、黄、蓝”绘画为主题将其融合到住宅空间设计当中去，从建筑美学上讲这又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也是“红、黄、蓝”绘画在设计领域的又一沿用。

近年来，时装设计界也毫不收敛的刮起一阵艺术狂潮，时装设计大师伊夫·圣·洛朗在2002年的告别秀上沿用了蒙特里安的“红、黄、蓝”绘画，将“红、黄、蓝”的构成形式几乎原版不动的搬到他的时装设计当中，而如今，这位时装界的大师已经离开了我们。

从绘画艺术中汲取灵感是伊夫·圣·洛朗常用的设计手法，他以自己对绘画艺术的热爱和深入的理解来构思时装作品。取材于蒙特里安的作品而推出的“Mondrian Dress”震惊当时，由黑线加红、黄、蓝、白组成的四色格纹成为世界时装史上的经典之作。

蒙德里安，以其独特的“水平线——垂线”和原色、非色组合的极简绘画图式，将现代抽象绘画带到了一个新阶段。

评论家乔治•施密特说，“蒙德里安的绘画远非仅仅是形式的试验——它们象任何纯艺术作品一样，是伟大的精神上的成就。一幅蒙德里安的绘画挂在一所完全按照蒙德里安的精神设计的住宅或一间房里，那么这里比使用任何物质对象，都具有一种根本不同的特色和更轩昂的气概。它是精神观念或态度的最崇高的表现；它是规矩与自由之间的均衡的化身；它是平衡状态中元素的对立的化身；而且这些对立的精神的作用不低于物质的作用。蒙德里安在他的艺术中所赋予的精神力量，将从他的每一幅画中永远放射出精神的和肉体的光彩。”

近年来，时装设计界也毫不收敛的刮起一阵艺术狂潮，时装设计大师伊夫·圣·洛朗在2002年的告别秀上沿用了蒙特里安的“红、黄、蓝”绘画，将“红、黄、蓝”的构成形式几乎原版不动的搬到他的时装设计当中，而如今，这位时装界的大师已经离开了我们。

从绘画艺术中汲取灵感是伊夫·圣·洛朗常用的设计手法，他以自己对绘画艺术的热爱和深入的理解来构思时装作品。取材于蒙特里安的作品而推出的“Mondrian Dress”震惊当时，由黑线加红、黄、蓝、白组成的四色格纹成为世界时装史上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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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派运动(De Stijl)

风格派历史背景：

风格派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艺术家们看到了社会的矛盾和混乱,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他们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误以为用精神和艺术可以来拯救社会,可以用几何的﹑规则的抽象线条与色彩来建立一个精神王国,以取代资本主义世界。所以说,风格派的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风格派的活动继续到1931年。

1917年在荷兰出现的几何抽象主义画派,以《风格》杂志为中心。创始人为T.van杜斯堡,主要领袖为P.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 1872-1944,见插图)。蒙德里安喜欢用新造型主义这个名称,所以风格派又称作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风格派完全拒绝使用任何的具象元素,主张 用纯粹几何形的抽象来表现纯粹的精神。认为抛开具体描绘,抛开细节,才能避免个别性和特殊性,获得人类共通的纯粹精神表现。

参加风格派的,还有匈牙利画家V.胡萨尔﹑建筑师J.J.P.乌德﹑诗人A.考克﹑雕刻家G.凡顿格洛等。在”抽象化与单纯化”的口号下,风格派提倡数学精神,凡是缺乏明确与秩序的东西,都被他们称作是巴洛克,统统予以反对。蒙德里安﹑杜斯堡等人的绘画,在平面上把横线和竖线加以结合,形成直角或长方形,并在其间安排原色红﹑蓝﹑黄。凡顿格洛则把这种原则运用到雕塑中,与蒙德里安不同的是,他的作品是以数学的解析为基础的,由一些简单的立体单元,用垂直和平行的对称方式组合成一定的空间模式,风格派对20世纪上半期的建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风格派不仅关心美学，也努力更新生活与艺术的联系。在创造新的视觉风格的同时，它力图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陶斯柏声称：“艺术……已发展成了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影响所有的文化，而不是艺术本身受社会关系的影响。”在他看来，绘画和雕塑已不再是与建筑及家具不相干的东西了，它们都同属一个范畴，即创造和谐视觉环境的手段。这种用艺术改造世界的思想显然是过于理想化了。风格派的作品虽然没有可理解的主题，常冠以“构图第X号”之类的名称。但这些作品有其深层次的内涵与意义，它们体现了大多数欧洲人民渴望和谐与平衡的心态。蒙德里安认为，只要普遍的和谐还未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那么绘画就能提供一种暂时的代替。风格派出现于荷兰并非偶然，它与人类征服自然的“荷兰精神”和宣扬克制与纯洁的荷兰清教传统相一致。有人认为四四方方的田野、笔直的道路和运河这种人工的荷兰景色是风格派绘画中隐匿的主题，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但风格派艺术确实以一种几何和精确的方式表达了人类精神支配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的胜利，以及寓美于纯粹与简朴之中的思想。

风格派代表人物：
　　
画家P·蒙德里安 　　
里特维尔德 　　
杜斯柏格

风格派作品特点分析：

1.把传统的建筑、家具和产品设计、绘画、雕塑的特征完全剥除，变成最基本的集合结构单体，或者称为元素。 　　2.把这些几何结构单体进行结构组合，形成简单的结构组合，但在新的结构组合当中，单体依然保持相对独立性和鲜明的可视性。 　　
3.对于非对称行的深入研究于运用。 　
4.非常特别地反复应用横纵几何结构和基本原色和中性色。 　　

以上几点特征可以很清晰的从蒙德里安的作品中看出。 　　

风格派的成就 　　

1.关于新建筑的观点：新建筑应该是反立方体的 　　
2.四维分解法（通过将一个盒子分解开来，从而赋予每个面以流动、延展的动感）

理性与秩序的天地——荷兰风格派

　　一战期间，荷兰作为中立国而与卷入战争的其他国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相互隔离。在极少外来影响的情况下，一些接受了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现代观念启迪的艺术家们开始在荷兰本土努力探索前卫艺术的发展之路，且取得了卓尔不凡的独特成就，形成著名的风格派(De Stijl，荷兰文，即风格之意)。风格派正式成立于1917年，其核心人物是蒙德里安和凡·杜斯堡，其他合作者包括画家列克(Bartvan der Leck)、胡札(Vilmos Huszar)、雕塑家万东格洛(Ceorges Vantongerllo)、建筑师欧德(J．J．P．Oud)、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等人。显然，风格派作为一个运动，广泛涉及到绘画、雕塑、设计、建筑等诸多领域，其影响是全方位的。

　　风格派从一开始就追求艺术的“抽象和简化”。它反对个性，排除一切表现成分而致力探索一种人类共通的纯精神性表达，即纯粹抽象。艺术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简化物象直至本身的艺术元素。因而，平面、直线、矩形成为艺术中的支柱，色彩亦减至红黄蓝三原色及黑白灰三非色。艺术以足够的明确、秩序和简洁建立起精确严格且自足完善的几何风格。对于风格派的这种艺术目标，蒙德里安更喜欢用“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一词来表达。他把新造型主义解释为一种手段， “通过这种手段，自然的丰富多彩就可以压缩为有一定关系的造型表现。艺术成为一种如同数学一样精确的表达宇宙基本特征的直觉手段。”(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等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3页。)艺术的最终目的“不是通过消除可辨别的主题，去创造抽象结构”，而是“表现他在人类和宇宙里所感觉到的高度神秘。”

　　蒙德里安及其伙伴们的艺术理念和艺术实践有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风格》杂志。这份有影响的评论杂志自1917年6月16日创刊以来，为风格派的思想传播和作品汇合作出了很大贡献，风格派的名称亦源自于它。该杂志由凡·杜斯堡负责编务工作，蒙德里安是它的明星。直至1924年，《风格》杂志一直是新造型主义的重要舞台。随后，杜斯堡放弃了新造型主义的严格造型原则，而发表了基本要素主义(elementalism)宣言。他把矩形构图倾斜45度角，以追求一种更有动态的表现形式，这种斜线造型显然与蒙德里安所主张的直线相背离。同时， 《风格》杂志还发行增刊向达达开放。随着阿尔普等人的加入，该团体变得松散而庞杂。这种“歪门斜道”惹恼了蒙德里安，于是，他在1924年在《风格》杂志发表最后一篇文章以后，便与之分道扬镳。以后的日子里，蒙德里安一如既往地探索新造型主义，直至离世；杜斯堡则去搞他的基本要素主义实验。1928年， 《风格》杂志停刊。1931年，杜斯堡去世，杜斯堡夫人为纪念丈夫，于1932年出了最后一期专刊。不可否认的是， 《风格》杂志对欧洲前卫艺术有过重要的影响。

　　风格派的闻名遐尔与凡·杜斯堡的大力宣传也是密切相关的。这位自学成才且兴趣广泛的艺术家虽然在绘画上没有太多惊人的天赋，但却是一个极有号召力的理论家、演说家和宣传家。他在战争以后遍游欧洲大陆，通过演讲和宣传，使风格派的美学思想传遍欧洲各地，并对包豪斯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风格派的艺术实践是多方面的。除蒙德里安在绘画领域取得的无以伦比的成就外，里特维尔德在建筑方面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他所设计的席勒住宅展示了风格派建筑的典型特征。他还设计过一把红黄蓝三原色椅子，虽然坐上去不太舒服，但充分体现了风格派的造型原则。万东格洛则以简洁的空间造型《体积关系的构成》来诠释新造型主义在雕塑领域的实践。从20世纪20年代起，风格派就越出荷兰国界，成为欧洲前卫艺术先锋。其美学思想渗入各国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设计等诸多领域，尤其对现代建筑和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化》，三联画，蒙德里安作，1909—1911年，布上油画，178×85厘米，183×87．5厘米，178x 85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是风格派最核心的人物。1923年，凡·杜斯堡在《风格》杂志创刊五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社论向蒙德里安致意：“尽管不同国家的好几位画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努力创造一种新的造型表现，但在1913年前后，是画家彼德·蒙德里安第一个作为立体派富有逻辑的继续，实现了绘画上新的造型，这一行动得到最新一代荷兰画家们的拥护，使最先进的画家们相信有可能创造一种新造型风尚。因此， 《风格》杂志把蒙德里安尊为新造型主义之父。”

　　蒙德里安，以其独特的“水平线——垂线”和原色、非色组合的极简绘画图式，将现代抽象绘画带到了一个新阶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绘画的核心倒并不是抽象，而是某种内在的精神性追求。评论家乔治·施密特说， “他(蒙德里安)的绘画远非仅仅是形式的试验——它们象任何纯艺术作品一样，是伟大的精神上的成就。一幅蒙德里安的绘画挂在一所完全按照蒙德里安的精神设计的住宅或一间房里，那么这里比使用任何物质对象，都具有一种根本不同的特色和更轩昂的气概。它是精神观念或态度的最崇高的表现；它是规矩与自由之间的均衡的化身；它是平衡状态中元素的对立的化身；而且这些对立的精神的作用不低于物质的作用。蒙德里安在他的艺术中所赋予的精神力量，将从他的每一幅画中永远放射出精神的和肉体的光彩。”(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 《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5、116页。)不过，这种以追求精神性为核心的绘画，其实并没有与客观自然绝对隔离开来。对蒙德里安来说，精神与物质是相通的。他认为， “在新造型主义中，那条将心灵与生活连结起来的纽带并未割断；因此我们绝对不会把它看作是对真正现实生活的否定，相反，我们将会看到物——心两重性趋于和谐。”(迟轲主编： 《西方美术理论文选》，四川美术出版社，第740页。)

　　蒙德里安出生于荷兰中部的阿麦斯福特，成长在一个严格信奉加尔文教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业余画家，而叔父则是职业艺术家。良好的家庭教育给了他直接的艺术启迪。20岁时，他在取得小学绘画教师资格和中学绘画教师资格以后，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国立美术学院深造，成为一名勤奋刻苦、颇受老师赏识的好学生。他的早期绘画从学院派写实主义起步，受到过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风格影响。从一开始，对于形体构成因素的偏爱，便在其画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大约在1909年，蒙德里安对“通神论”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在该年五月正式加入“荷兰通神论者协会”。该协会的神秘教义，在对艺术的理解上充满神秘和象征的色彩。受通神论的影响，蒙德里安的艺术逐渐脱离自然外形，转而追求某种深层的内在精神的表达。这幅作于1910—1911年的三联画《进化》，可以说是一幅通神论的祭坛画。画中站着的人物处于恍惚沉思的状态，似乎已经获得了某种精神的启示。画面以蓝色为主调，点缀着黄色的星星和红色的西蕃莲花朵。独特的造型和对比鲜明的色彩使画面发散出某种患惑人心的力量。该画有一个颇为神秘的标题：《进化》。对于这一标题的选择，蒙德里安在其1914年的笔记中是这样解释的：

　　“有两条路通往精神的层次：一条是学理上的教导以及直接的实践(如沉思等)；另一条则是漫长却必然的进化之路，人们在艺术中看到精神性的缓慢成长，这是艺术家自己所未能意识到的。去接近艺术中的精神性吧尸(《大英视觉艺术百科全书》，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第96页。)

　　然而，这幅三联画其实并没有表明那所谓“漫长的进化之路”：它企图获得的是某种快捷的结果，它是一种教条式的图画，是一种对冥想的直接的激发。蒙德里安感到，假如通过这样的画并不能实现目标，那么，就得另辟蹊径了。他意识到了更新绘画语言的必要性。

蒙德里安《灰树》，1912年，布上油画，78．4×108．9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1911年，蒙德里安在巴黎第一次看到了立体主义原作，受到非常深刻的影响。于是，他在12月离开阿姆斯特丹来到巴黎，投身到分析立体主义绘画的探索之中。立体派忽略自然物象的如实描绘，而强调画面的形体构成，这样的表现在他看来很适于揭示自然的内在本质。他很喜欢布拉克和毕加索1910—1912年的作品，对莱热那些追求形体构成的简洁而充满节奏的画作也十分青睐。他自己曾采用立体派手法作画，画风与布拉克、毕加索的风格异常相似，以致于有专家评论说： “除了蒙德里安，还没有一个非立体派画家，画过如此令人信服的立体派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高度抽象，但并不是纯粹的抽象画。有些画中，尽管自然的物象几乎消失殆尽，但仍有物象的线索保留下来。根据这些线索，他的这些作品可分为好几个系列，如树的系列、教堂正面系列，等等。

　　树的系列，在蒙德里安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颇为引入注目。他在来法国之前，曾作过不少以单棵树为主题的画。如作于1908年的《红树》，主要受到凡高和野兽派画风影响。画面以曲折跳跃的线条和趋于平面的树形传达出某种象征性和表现性意味。显然，蒙德里安这时尚未受到立体派太多的影响。当他来到巴黎后，他所作的一系列以树为题的作品，则充分显示了他对立体派风格的刻意追求。树的母题被抽象化的线条和色面加以处理，画面的构成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我们这里看到的这幅《灰树》是他作于1912年的作品。在这幅画中，蒙德里安关注的焦点是树枝与树枝、树枝与树干以及树与其他物象之间的造型关系。我们看到，树撑满了整个画面，树的枝干几乎全部伸展到画框，仿佛画框把树剪切在它所包围的空间里。树的个别特征已被全然抹去，我们所见到的，是高度抽象化的图形。尽管如此，深色的枝干在中性的灰、绿色小碎面中依然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这是蒙德里安从立体派中获得的新启迪： “克服自然的表现又不违反自然本身的真实”。

《开花的苹果树》，蒙德里安作，1912年，布上油画，78×106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在1912年10月阿姆斯特丹的“近代美术联展”中，蒙德里安送展了这幅《开花的苹果树》。依然是树的主题，但几乎走到了纯抽象的边缘。形象被进一步简化至碎面，而几乎成为图案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树干与枝杈变成了直线和弧线，它们相互交错，产生某种特别的律动感。色彩则采用了柔美的淡绿、淡黄色系，给人轻快和愉悦之感。画面上，树的基本形态其实已经消失在一种黑色线条的网格之中。整个画面都被网格笼罩着。这种网格的结构，显示出中间稠密而四周逐渐疏松的构成秩序。这种所谓集中式的结构，在蒙德里安以后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尽管蒙德里安这一时期的艺术处于立体主义的翼影下，但其作品仍然显示了他自己的独特个性。可以说，他是立体派的“发扬者”，而不是模仿者。例如，他坚持以纯正面形式表现主题，他简化物体的自然形式直至纯粹本质。阿波利奈尔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虽然受毕加索的强烈影响，但个性完全是蒙德里安自己的”。

《海堤与海·构成十号》，蒙德里安作，1915年，布上油画，85．1X108．3厘米，荷兰奥杜罗，库拉穆勒美术馆藏。

　　1914年夏天，蒙德里安回到故乡看望重病的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滞留荷兰。由于回不了巴黎，远离了那儿频繁的艺术活动刺激，他可以静下心来对艺术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他开始对立体主义的追求产生不满：“一步一步地，我见到，立体派没有从他自己的发现里引申出逻辑的结论。它没有把抽象发展到他的最后目的，到‘纯粹实在’的表达。我感到，这‘纯粹实在’只能通过纯粹造型来达到，而这纯粹造型又本质上不应受到主观感情和表象的制约。”(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54页。)他转向了纯抽象的方向·，并且竭力地简化和提炼画面的那些抽象元素：“我一步一步地排除着曲线，直到我的作品最后只由直线和横线构成，形成诸十字形，各个相互分离和隔开。”(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54页。)

　　他住在海边，画了一组以大海为主题的系列画，题名为《海堤与海》。我们这里所见的这幅《海堤与海·构图十号》便是其中之一。这组画，是他根据户外写生时所作的素描稿所绘。他曾经在斯赫维根海岸漫步，连续数小时地凝视海面的波光，那儿有一道伸人大海的破败的防波堤。他反复地在这组画中，表达他在海边的感受。这组画，有一种宁静的、不带感情因素的美，让人想起法国作家保罗·瓦莱里的《海滨墓园》中的诗句：

　　真正的正午，从光点创制
　　海，海，总是再一次开始。

　　在《海堤与海》中，海面重复的波浪，以及波光的闪烁变化，被提炼为诸多由水平和垂直的短线交叉而成的十字形。这些十字形，朝着上下左右四方连续地排列。线的长短不一；使其排列的密度及画面的色调也相应地起着变化。在这里，传统的透视法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空间概念。在这种新的空间中，大气的效果被彻底消除，画面呈现出线状图形的充满节奏的颤动。

　　这组《海堤与海》系列作品，又被称作《加号与减号的构成》。自然的形体被简化为抽象的符号并成为形式语言，但画面仍然保留有立体派椭圆形构图的痕迹。那些短小的直线，疏密有致地布局在画面中间，而四角则空在那里。不过很快，蒙德里安便彻底摆脱了立体主义的引导，走向了他以后一直为之心醉神迷的新造型主义。为在艺术中追求自然本质的普遍规律，他耗尽了余生。 

《红、黄、蓝的构成》，蒙德里安作，1930年，布上油画，45×45厘米，苏黎世私人收藏。

　     在《海堤与海》组画中，所有曲线的痕迹都消逝殆尽，直线统帅了画面。虽然，形式因素越来越显示出其自身的生命力，然而蒙德里安并未感到满足。他后来曾这样写道，“看着大海、天空和星星，我通过大量的十字形来表现它们。自然的伟大深深打动我，我试图表达那种浩瀚辽阔、宁静和谐、协调统一……但是，我感到我仍然象一个印象派画家那样，表现的是某种特殊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他的所谓“真正的现实”，就是隐藏在自然表象之下的“纯粹实在”。对于热衷通神论的蒙德里安来说，自然界的一切物象，无论是山水、树木，还是房屋建筑，都有其潜在的“纯粹实在”。虽然自然物外观各有差异，然而其实质却是相通的。画家的任务就是在画中把那隐秘的纯粹实在和普遍的相通性揭示出来。

　　他的这种思想，随着他与荷兰数学家、哲学家苏恩梅克尔的交往而日益成熟起来。

　　1916年，蒙德里安在拉伦偶然遇上苏恩梅克尔。此后，二人便经常会晤，并热烈交流思想。苏恩梅克尔是一位曾做过天主教牧师的通神论者，他提出了一种新柏拉图体系的哲学思想，称作“实证神秘主义”(Positive Mysticism，亦译为“积极神秘主义”)或“造型数学”(Plastic Mathematics)。对于这两个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的名词，他这样解释道：“造型数学以创造者的观点看，意味着真正的有条不紊的思想。”而实证神秘主义则指出一种创作法则：“我们现在研究着把我们想象中的现实转变成可以为理性所控制的结构，以便随后在‘一定的’自然现实之中重新发现这些相同的结构，从而凭借造型视觉去洞察自然。”(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2页。)苏恩梅克尔称，他的新哲学体系能够使人们“通过冥想深入自然，透察现实隐秘的内在结构。”他说，大自然“虽然在变化中显得活泼任性，基本上总是以绝对规律性来经常执行任务的，意即以造型的规律性来起作用。”(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2页。)关于造型的规律，他指出，自然中相互对立的一对对要素，如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空间与时间、黑暗与光明，等等，都可以通过简化而压缩为水平线和垂线。在他看来，这两种线与宇宙的力量是相通的——垂线与太阳的照射有联系，水平线则与地球绕太阳的不变运行相关联。苏恩梅克尔对色彩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仅有三种原色存在，而三原色均具有象征的意义——黄色象征阳光的四射运动，蓝色象征着天空的无限延展，红色则是中性和搭配色，是“黄和蓝晨曦时的细语交谈”。

　　苏恩梅克尔的思想，对于蒙德里安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启示。它提供了所有其他抽象艺术的先驱者都未能发现的东西，即一种途径，一种使一幅画被赋予精神意义，而与外在世界毫无瓜葛的途径。抽象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使它与装饰图案迥然不同，这也是作品自身所固有的特质。根据苏恩梅克尔的思想，这是因为精神可以“通过纯造型的因素，诸如原色，以及黑暗与光明、水平线与垂线的对比，而得到最佳的表达。”

　　蒙德里安用了一两年时间，把这些思想运用于他自己的绘画实验，创造了独特的几何抽象的绘画语言。他排除了所有的曲线而起用直线。他把有色的长方形置于白底上，并以一种覆盖整个画面的直线网格把它们框起来。到1921年，他最终发展出那种简化和提炼到极致的几何抽象图式：三种原色、三种非色(黑、白、灰)，以及“水平线——垂线”的网格结构。通过这种图式，蒙德里安寻求诸视觉要素之间的绝对平衡。其作品的每一构成要素都经过精心推敲，被谨慎安排在适当位置，显得恰到好处。

　　这幅作于1930年的(红、黄、蓝的构成)是蒙德里安几何抽象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看见，粗重的黑色线条控制着七个大小不同的矩形，形成非常简洁的结构。画面主导是右上方那块鲜亮的红色，不仅面积巨大，且色度极为饱和。左下方的一小块蓝色、右下方的一点点黄色与四块灰白色有效配合，牢牢控制住红色正方形在画面上的平衡。在这里，除了三原色之外，再无其他色彩；除了垂直线和水平线之外，再无其他线条；除了直角与方块，再无其他形状。巧妙的分割与组合，使平面抽象成为一个有节奏、有动感的画面，从而实现了他的几何抽象原则，“借由绘画的基本元素：直线和直角(水平与垂直)、三原色(红黄蓝)和三个非色素(白、灰、黑)，这些有限的图案意义与抽象相互结合，象征构成自然的力量和自然本身。”

　　蒙德里安将他的新型绘画称作“新造型主义”，并专门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诠释这个名词。他是从苏恩梅克尔那儿借用的这一术语。在他看来，新造型主义比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优越，因为它使艺术超越个人，而蒙德里安的主要宗旨便是在艺术中消除自我。艺术所表达的东西，应是艺术家对其所处世界的不自觉的反应，是那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心灵深处的宇宙之力。新造型主义艺术的宗旨，便是获得和谐与平衡；失去和谐与平衡便会产生悲剧，而这是“对人类的诅咒”。从而，蒙德里安的艺术必然显示出一种乌托邦的色彩，正如他所说：“新的观看方式……犹如其导向新的艺术那样，必须导向一种新的社会；一种兼具两类等值因素(即物质与精神)的社会，一种和谐而平衡的社会。”他的绘画，提供了这—宇宙和谐的完美范例。它们平衡、有序，乐观，展示了非躁动的、宁静而清澈的人类本性。“在充满生机的抽象的现实中”，蒙德里安称，“新的人类发展已超出了怀旧、欣悦、狂喜、悲伤、恐惧等感情的作用范围：美使感情永恒，在这感情中，这些情感被表现得纯净而清澈。”

《百老汇爵士乐》，蒙德里安作，1942–43年，布上油画，127×127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1930年，蒙德里安离开巴黎来到伦敦。由于二战烽火的波及，他于1940年逃往美国，在纽约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四年旅程。纽约，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以其特有的繁华深深吸引着蒙德里安：那整齐严谨的街道布局、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充满活力的舞厅和爵土乐队，以及夜幕下流光溢彩、闪烁变幻的灯光……它们既与其绘画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又洋溢着某种前所未有的新精神。于是，他的作品开始发生变化。那套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绘画程式被打破了。黑色网格和大的色块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无数小色块组成的彩线结构和跳跃其间的小块面。它们快乐、明亮，生机勃勃且充满音乐感。

　　《百老汇爵士乐》是蒙德里安在纽约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件完成的作品，它明显地反映出现代都市的新气息。依然是直线，但不是冷峻严肃的黑色界线，而是活泼跳动的彩色界线，它们由小小的长短不一的彩色矩形组成，分割和控制着画面。依然是原色，但不再受到黑线的约束，它们以明亮的黄色为主，并与红、蓝间杂在一起形成缤纷彩线，彩线间又散布着红、黄、蓝色块，营造出节奏变换和频率震动。看上去，这幅面比以往任何一件作品更为明快和亮丽。它既是充满节奏感的爵士乐，又仿佛夜幕下办公楼及街道上不灭灯光的纵横闪烁。这是蒙德里安艺术生涯的最后一个新发展。1944年2月，他因严重肺炎而去世。
　　蒙德里安一生的作品，清楚地展示了他从写实主义到几何抽象进程中的一次次努力和一次次成就。这是一个目标明确、永远精进的漫长历程。他如此坚持不懈地运用他的新造型主义原则，以致于他的名字已与新造型主义融为一体了。

《玩牌者》，凡·杜斯堡作，1917年，116．5×106厘米，荷兰海牙市立博物馆藏。

   　　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1883—1931)是风格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他是(风格》杂志的创刊人和主持者，同时也是该杂志重要的撰稿人。他曾用好几个笔名在该杂志发表文章，让别人以为那些文章是由不同国籍的好几个人所作，从而人为地扩大了风格派的影响。杜斯堡曾对风格派一词的由来这样解释，“风格是出自我在1912年的阐述：剥去本质的外形，那么你就能得到风格。”

　　杜斯堡生于荷兰乌特勒支，起先曾以戏剧为业，写过一些寓言和剧本。1900年，他的兴趣转向了绘画；他在里克斯博物馆临摹藏画，并以卖画为生。杜斯堡对现代艺术运动颇有兴趣和热情，经常撰写文章进行评论。1915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赞扬蒙德里安那些将树木、教堂等母题一步步引向抽象的系列画。蒙德里安读到该文后便到处寻找作者。杜斯堡自己也在绘画中进行与蒙德里安相似的抽象实验。“杜斯堡甚至比蒙德里安还早就认识了直线在艺术中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甚至想给他的杂志起个名字叫《直线》。”(阿纳森著，邹德侬等译：《西方现代艺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26页。)而假如该杂志真的被如此定名，那我们如今所说的这个风格派，恐怕就该叫“直线派”了。1916—1917年，他在一系列表现奶牛、静物及玩牌者的画中，以几何图形简化物象，最终消除了画面物象，而走上非具象的道路。这幅《玩牌者》的母题来源于塞尚的同名作品，杜斯堡将塞尚画中的那种几何构成的处理，进一步引向抽象。我们看到，玩牌者的形象已被抽象成为无法辨认的直线和矩形。那些不同的矩形，形成了一个疏密聚散变化有致的网格结构。在这一网格结构中，所有造型要素均被水平线和垂直线控制着，形成某种节奏和韵律。这种图式令我们想起蒙德里安的作品。其实，在这件作品之前，杜斯堡已就塞尚的《玩牌者》作过抽象探索。

         那件早些时候(约1916—17年)的作品在构图上基本照搬了塞尚的，人物形象则被简化为平面的几何色块，不过形象依然是可辨的。

　　1917年，杜斯堡与几位荷兰先锋艺术家共同创办《风格》杂志。1921年，他离开荷兰，到中欧各地作巡回演讲。在各地，尤其是在魏玛的包豪斯学院，他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杜斯堡曾于1920和1921年两次造访德国，后一次是受格罗皮乌斯之邀访问魏玛包豪斯学院。不过，令邀请者始料不及和大为后悔的是，杜斯堡竟在那儿对于包豪斯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表现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方法，发起了一连串的尖锐攻击。这自然引起了包豪斯主人的愤慨。面对重重敌意，杜斯堡毫不示弱，在学校附近建起自己的工作室，开设绘画、雕塑和建筑课程。他所讲授的课受到极大欢迎，学生们的反应迅速而热烈。这使得格罗皮乌斯不得不固守城池，而明令禁止包豪斯的学生去听杜斯堡的课。杜斯堡曾在给友人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我已经把魏玛弄了个天翻地覆。那是最有名的学院，如今有了最现代的教师!每个晚上我在那儿向公众演讲，我到处播下新精神的毒素，‘风格’很快就会重新出现，更加激进。我具有无尽的能量，如今，我知道我们的思想会取得胜利：战胜任何人和物。”(转引自尼古斯·斯坦戈斯著，侯瀚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159页。)杜斯堡在包豪斯学院产生的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在该学院师生后来的作品中清楚地显示出来。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没能免受他的影响。

　　杜斯堡才思敏捷、雄辩善论，对艺术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与蒙德里安在个性及气质上恰好形成鲜明对比：蒙德里安温和且有耐性，总是缓慢地前进，不断精益求精；杜斯堡则常常显得冲动，性格中更多的是挑衅性和攻击性，而较少建设性成分。他甚至会在《风格》杂志上，把他昨日还盛赞不已的人物(如李西茨基、马列维奇)贬得一无是处。在风格派运动中，他作为活动家与宣传家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作用。新造型主义能在国际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该归功于杜斯堡的大力宣传。

《构图》，凡·杜斯堡作，1929年，布上油画，30．1×29．8厘米(对角线)，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1924年，杜斯堡的艺术思想与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义观念产生分歧与冲突。他在继续提倡画面直角因素的同时，放弃了蒙德里安所坚守的“垂线一水平线”图式，从而把斜线引入其绘画创作之中。这导致了蒙德里安在1925年与其分道扬镳。在杜斯堡看来，垂线和水平线过于呆板和单调，以致使画面毫无生气可言；而斜线则富于动感，可给画面带来生机和动势。他把其艺术主张称作“基本要素主义(Elementarism)”。1926年，杜斯堡在《风格》杂志发表了基本要素主义宣言，指出，“一方面，基本要素主义反对过分教条地使用新造型主义，另一方面，它甚至也可以说是新造型主义的结果。最终和最重要的是它希望成为对新造型思想严肃的修正。”(雷蒙·柯尼亚等合著，徐庆平等译：《现代绘画辞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01页。)他进一步阐明了他所说的“修正”的含义，这就是，以一种故意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对角线图式，来代替蒙德里安新造型主义那种均衡的结构。这幅《构图》可以成为其基本要素主义理论的一种诠释。正方形被调转45度角而成为菱形构图，粗重的黑色边框限制了活跃的色彩。中间部分用黑色的垂线和水平线分割出了块面，颜色仍是红、黄、蓝色。

　　1928年，杜斯堡为斯特拉斯堡的奥比特咖啡馆所作的室内设计，可以说是对其基本要素主义的最有纪念性的阐述。这一设计由杜斯堡和阿尔普夫妇合作完成。杜斯堡为其确定了主调，并制作了墙面的低浮雕壁画装饰，那一条条对角线，使整个室内的视觉效果具有某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他解释说，其构思“关键是要揭示绘画和建筑的同时性效果”。(尼古斯·斯坦戈斯编，侯瀚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