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喧嚣的孤独》是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一部作品，更是他所拥有的一件最珍贵的精神寄托——“我为《过于喧嚣的孤独》而活着，并为它而推迟了死亡。” 从1976年落笔到1989年成书出版，赫拉巴尔用了13年时间俘获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本书的情节非常简单，它讲述的是废纸收购站打包工人汉嘉35年蜗居于废纸堆中，与旧书耳鬓厮磨，纠缠不休的故事——阅读的故事、妄想的故事、神游的故事、抒发与抑郁的故事、缠绵与孤绝的故事……他将它们称之为“Love story”。

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1914-1997）,这位法学博士为自己重新建构的一生是这样的：服过兵役、当过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炼钢工，后来又做废品回收站打包工、舞台布景工……。49岁时第一部作品才得以出版，而此后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多达30多个，很多作品被改编电影和戏剧，小说《严密监视的列车》同名的电影于1966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根据另一部小说《售屋广告:我已不愿居住的房子》改编的电影《失翼灵雀》获1990年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奖。赫拉巴尔的生命是这样结束的；1997年2月3日，人们发现原来即将病愈出院的这位作家从医院五楼穿口坠落身亡……

《过于喧嚣的孤独》是捷克作家赫拉巴尔（1914——1997）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讲的是一个废品回收站的垃圾工，三十五年来每天在阴暗的地下室里用打包机把废旧的书籍、纸张用压力机打成包，然后运走进行再回收。这个孤独的垃圾工热爱阅读，每天他从别人丢掉的垃圾中捡回一本本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并加以珍藏，靠这种方式他获取了知识，阅读了黑格尔、老子、歌德、尼采、席勒等大师的作品。这位垃圾工对阅读、对知识和艺术有这一种近乎宗教式的热情，他会在每一个垃圾包里放上一本他珍爱的书籍，有时还用一些被当作垃圾扔掉的名画复制品装饰这些垃圾包。

《过于喧嚣的孤独》这篇小说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几乎不怎么分段，也没有太多直接引用的对话描写，读起来像聆听一位老者的倾诉。这种自言自语、絮絮叨叨的叙事让人感觉像一场倾盆大雨，豆大的雨滴里夹带着布满铅字的书页，夹带着冒着泡沫的啤酒，夹带着一窝窝在地下室里生长的小耗子，夹带着一堆堆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夹带着茨冈女人的裙角、夹带着布拉格阴沟里的水流声、夹带着歌德、席勒、耶稣、黑格尔、梵高向我们头上袭来。

书摘：

“因为真实的思想来自外界，犹如容器里的面条，人只是随身携带着它而已，因此全世界的柯尼阿什们焚书是白费力气，如果书上记载的言之有理，那么焚烧的时候便只会听到书在窃窃暗笑，因为一本地道的好书总是指着别处溜之大吉。”

“当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有价值的书上，当我一行行的阅读这些印刷的文字时，这书留下的也惟有非物质的思想而已，这些思想扑扇着翅膀在空气中飞，在空气中滑翔，赖空气生存，回归于空气，因为归根结义一切都是空气。”

“在这里，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习惯，一种执著性：耐心的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压进自己的头脑，这给他们带来难以描述的欢乐，也带来更多的痛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人民中间，他们为了一包掠夺严实的思想甘愿献出生命。现在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重演，三十五年来，我按动这台机器的红色和绿色电钮，三十五年来我喝着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不是为了买醉，我憎恶醉鬼，我喝酒是为了活跃思维，使我能更好的深入到一本书的心脏中去，因为我读书既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消磨时光，更不是为了催眠，我，一个生活在已有十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的人，我喝酒是为了让读到的书永远使我难以入眠，使我得了颤抖症，因为我同黑格尔的观点是一致的：高贵的人不一定是贵族，罪犯不一定是凶手。”

“因为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血肉之躯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是喜欢我这样的人。”

“精神斗争之可怕决不亚于任何一场　战争，我也领悟了耶稣那句冷酷的话语是什么意义：我来不是送和平，而是送剑。”

“黑格尔的话教导我说：世界上可怕的事情是僵化，是板结、垂死的形态，可喜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不仅个人而且人类社会通过斗争而恢复青春，通过新的形式争取新生的权利。”

“上午在布拉格街道散步之后，我心里多少平静下来了，现实生活使我豁然开郎，知道不仅我，而且有成千个与我相信的人在布拉格的地下，在地下室和地窨子里干活，他们的头脑里流动着生机勃勃的、活跃、孕育着生命活力的思想，于是我心里多少平静下来了，干活也觉得比昨天轻松，我甚至只是机械的干着，脑海里却在加快往事，逆着时间回到了早年，那里我很年轻，那时每星期六我把长裤熨得笔挺，皮革擦得亮亮的，边鞋底也上了油，因为人在年轻时都爱整洁，爱自己的形象，可以修饰打扮的形象，”

“我最爱落荒的黄昏，惟有这种时刻我才会感到　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可能要发生，当天色渐暗，黄昏来临时，万物就变得美丽起来，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广场，所有在暮色中行走的人，都像蝴蝶花一般美丽，我甚至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了，我喜欢黄昏时候照镜子，走在行看橱窗玻璃中映出来的自己的身影，我甚至抬手摸摸自己的脸，我看到脸上一条皱纹也没有，嘴角和额头上也都没有皱纹，随着黄昏的到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人们称之为美的阶段。”

赫拉巴尔墙

过于喧嚣的孤独底层的珍珠节选：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 story。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在此期间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辞典无疑已有三吨重,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侧一侧,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实际上我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我本人,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哪些来自书本,因此三十五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的嘬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到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每一个月,我平均用压力机处理两吨重的书籍,为了找到足够的力量来从事这项神圣的劳动,三十五年中我喝下的啤酒就是灌满一个五十米长的游泳池、一大片圣诞鲤鱼的养鱼塘也绰绰有馀了。我在无意中有了学问,现在我确知我的大脑是一堆被压力机挤压得严严实实的思想,一大包观念,我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是灰姑娘的核桃。我相信在那样的时代,当一切思想都只记载在人的脑海中时必定格外美好,那时倘若有人要把书籍送进压力机,他就只得放人人的脑袋,然而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因为真实的思想来自外界,犹如容器里的面条,人只是随身携带着它而已。因此全世界的柯尼阿什们焚书是白费力气,如果书上记载的言之有理,那么焚烧的时候便只会听到书在窃笑,因为一本地道的好书总是指着别处而溜之大吉。我买过一个计算器,能加减乘除,还能开方,一个不比小皮夹大多少的小玩意儿。我曾壮着胆子用改锥撬开它的后盖,不胜惊异地发现,里面除了邮票般大、十张书页那么厚的一个小方块之外,便只有空气了,满载着数学变化的空气。当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有价值的书上,当我一行行阅读这些印刷的文字时,这书留下的也惟有非物质的思想而已,这些思想扑扇着翅膀在空气中飞,在空气中滑翔,赖空气生存,回归于空气,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空气,正像教堂里的圣餐,既是基督的血又不是。三十五年来我处理废纸和书籍,而我生活在一个已有十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居住在过去曾经是王国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习惯,一种执著: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压进自己的头脑,这给他们带来难以描述的欢乐,也带来更多的痛苦,我生活在这样的人民中间,他们为了一包挤压严实的思想甘愿献出生命。现在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重演,三十五年来我按动这台机器的红色和绿色电钮,三十五年来我喝着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不是为了买醉,我憎恶醉鬼,我喝酒是为了活跃思维,使我能更好地深入到一本书的心脏中去,因为我读书既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消磨时光,更不是为了催眠。我,一个生活在已有十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的人,我喝酒是为了让读到的书永远使我难以入眠,使我得了颤抖症,因为我同黑格尔的观点是一致的:高贵的人不一定是贵族,罪犯不一定是凶手。如果我会写作,我要写一本论及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不幸的书。通过阅读,我从书本中认识到天道不仁慈,一个有头脑的人因而也不仁慈,并非他不想仁慈,而是这样做违背常情。珍贵的书籍经过我的手在我的压力机中毁灭,我无力阻挡这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巨流。我只不过是一个软心肠的屠夫而已。书教会了我领略破坏的乐趣,我喜欢滂沱大雨,喜欢爆破队,我常常一站几个小时,观看爆破专家们怎样像给巨型轮胎打气似的以一个协调的动作把一排排屋宇、一条条街道炸毁,那起爆的时刻总使我百看不厌,所有的砖头、石板、梁木统统被举了起来,房屋随即像件衣裳似的静静地坍塌,犹如远洋轮船在锅炉爆炸之后迅速沉人海底。我站在铺天盖地的尘埃中,倾听着爆炸的乐曲,心里想着我在深深的地下室里的工作,那里有一台压力机,我在它的旁边,在几盏电灯的照明下工作了三十五年,我听得见上面院子里来往行人的脚步声,地下室的天花板上开了一个洞,形形色色的东西有如天上撒下的丰饶角从这个洞口落下来,一只只大袋、一个个木箱或纸箱搬到洞口,倾倒下来的物品中有花店买来现已枯萎的花枝、批发店的包装纸、旧节目单和废车票、裹冰棍和冰淇淋的纸、溅着绘画颜料的废纸、屠宰场送来的大批湿漉漉血污斑斑的包肉纸、照相馆切削下来的扎手的尖角儿、办公室字纸篓的废纸和打字机色带、庆贺生日和命名日的花束,有时倒下来的报纸中卷着一块铺路的大鹅卵石,这是为了过磅时增添一点分量。此外还有误扔的刀剪、锤子和起钉器、肉店的砍肉刀和残留着咖啡渣的杯子,不时还有枯萎了的婚礼上的花束以及葬礼上的色彩鲜艳的纸花圈。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把这些东西压碎,打成包,每周三次有卡车开来把包运走,送到火车站,由火车运往造纸厂,在那里工人们剪断捆包的铁丝,把我的劳动果实倒入碱和酸的溶液中,其强度足以溶化那些总是割破我手指的刮脸刀。然而,正如流经工厂区的浑浊河水中偶尔会有美丽的小鱼闪现一样,在这废纸的长河中不时也会有珍贵书籍的书脊放出夺目的光彩,我的眼睛被它耀得发花,我朝别处望了片刻,然后才迅速把它捞出来,先在围裙上抹抹,翻开书页闻闻它的香味,这才像读荷马预言似的读了第一句,它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视线。之后我把它收藏在一只小箱子里,同我发现的其他珍贵书籍放在一起,小箱子里铺了许多圣像画,是不知什么人连同一些祈祷书误扔进地下室的。后来,这成了我的弥撒,我的宗教仪式,这些书我不仅每一本都仔细阅读,而且读过之后还在我打的每个包里放进一册,因为每个包我都要给它装饰打扮一番,必须让它带着我的个性,我的花押。要让每个包都具有特色可是件煞费脑筋的事情,为此我每天在地下室得多干两个小时,提早一个钟点上班,有时连星期六也得赔上,把永远堆积如山的废纸送进机器,打包。上月,有人送来三千六百公斤绘画大师的复制品,扔进地下室,六百公斤浸透了水的伦勃朗、哈尔斯、莫奈、克里木特、塞尚,以及欧洲其他绘画巨匠的作品,我于是在每个包的四周裹上一幅名画的复制品。到了傍晚,当这些包整齐地堆放在升降梯旁边等待运走时,它们身上裹着的美丽画幅使我怎么也看不够。瞧,这张《夜巡》,这幅萨斯基亚像,这幅《草地上的早餐》,这张《缢死者之家》,这张《格尔尼卡》。另外,在这个世界上,惟有我知道每一包的中心还藏着一本名著,这个包里是翻开的《浮士德》,那个包里是《唐‘卡洛斯》,这儿裹在臭烘烘的纸张中、封皮染有血污的是《许佩里翁》,那儿,装在旧水泥袋里的是《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因而,这个世界上惟有我知道,哪个包里躺着——犹如躺在坟墓里——歌德、席勒,哪个包里躺着荷尔德林,哪个包里是尼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既是艺术家又是观众,为此我每天都搞得疲惫不堪,身上擦破了皮,划了口子,累得要休克。为了缓解和减轻一些这巨大的体力消耗,我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上胡森斯基酒店打啤酒的时候,一路上我有足够的时间琢磨、幻想下一个包该是什么样。我灌下那么多的啤酒,为的是更清晰地看到前景,因为我在每一个包里藏了一件珍贵的遗物,一口没有盖的儿童小棺材,撒满了枯萎的花朵、碎锡纸角、天使的头发,我给书籍铺了一张舒适的小床,它们像我一样莫名其妙地来到了这间地下室。因此,我干活老是完不成任务,院子里的废纸堆得山一般高,都到天棚了,从洞口倒进我地下室的废纸也堆积如山,同院子里的那卒山连接了起来。因此主任有时用铁钩扒开洞口,脸气得通红朝我叫嚷:汉嘉,你在哪儿?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那么两眼死盯在书上啦,你得干活!院子里都动不了窝啦,可你还在下面做糊涂梦,干蠢事,玩方块儿!我缩着身子躲在纸山脚下,犹如亚当缩着身子躲在灌木丛里。我手里攥着一本书,睁大惊恐的眼睛望着另外一个世界,不是我刚才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因为我只要一捧起书,我就完全进入了书中的天地,对此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我确实在梦境中,在一个美丽的世界,在真理的中心。每天有十次我会猛然惊醒,奇怪自己怎么这样走神儿。下了班我也是心神不属,掉了魂似的走回家去,一路上默不作声,深深地沉浸在冥思浮想之中。我穿过街道,绕过电车汽车,走在书的云雾中,这些书是我当天发现的,我把它们放在皮包里带回家,我梦游人似的在绿灯下过了马路,下意识地,却也没有撞在电线杆或行人身上,我只是迈动两条腿走着,身上泛出一股啤酒和污垢的臭味,但我脸上含笑,因为皮包里装着我晚间要读的书,期望着它们将会告诉我迄今我尚不了解的有关我自己的一些事情。我在喧闹的街道上走着,从没有闯红灯,我善于在无知觉的下意识里,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在下意识的鼓舞中行走。我一一天里打出的包一一在我心中轻轻地、静静地隐没,而我确确实实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打成的包。在我心里有一盏小小的羯摩灯,瓦斯冷却器中的小火苗,一盏永恒的小油灯,每天我把思想的油注入这盏灯,是我劳动时不由自主地从书籍中,就是我装在皮包里带回家去的书籍中读到的思想。因此,我走回家去有如一座燃烧的房子,有如燃烧的马厩,生命之光从火焰中升起,火焰又从木头的死亡中产生,含有敌意的悲痛藏在灰烬的下面。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再过五年我将退休,到时候这台机器将随我一起退休,我不会撂下它的,我积攒了钱,为这台机器另立了一个存折,我将和机器一同退休,因为我将买下它,把它带回家,安装在舅舅的花园里,放在树丛中。惟有到那时候,在花园里,我才每天只打一个包,但它将比现在的大好几倍,宛如一尊雕像,一个庞然大物,我将把我年轻时所有的幻想,我掌握的一切知识,三十五年来我从工作中和通过工作学到的一切统统放进包里,因此惟有退休之后,我才在心中有所触动、在灵感到来的时候干活,每天只打一个包,用我家里现有的超过三吨重的书籍。这个包将不会让我为它感到羞愧,它将是我事前经过充分想象、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着手制作的。不仅如此,我将把书本和废纸整齐地排列在机槽里,在进行这项美的创造时,在按动电钮之前,我将撒下五彩纸屑和金属小圆片儿,每天制作一个包,一年后在花园里举办展览会,展览期间每一位参观者都将获准亲自制作一个包,但必须在我的监督下进行。当绿色电钮按下,压板在他面前推动并以无比巨大的力量把装饰着书籍和鲜花的废纸,以及他带来的各种废物压碾、挤紧时,敏感的旁观者就会有一种自己在这机器里被压碾的感觉。此刻我已坐在家里,天快黑了,我坐在小凳子上,脑袋垂得越来越低,最后滴着口水的嘴巴触到了膝盖。我总是这样坐着打瞌睡,有时我用这种索涅特曲木椅的姿势睡到午夜,当我一觉睡醒抬起头来时,裤腿上的膝盖部位已被我的口水弄湿了一大块,因为我身体蜷缩着,蜷作一团,犹如冬天的猫,犹如摇椅上的一根弯曲的木头。因为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儿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喜欢我这样的人。
……

一个人的书房，一个人看什么书，一个人拥有哪些书，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就是这个人，所以我常常很好奇。我不知道平常大家看什么样的杂志，但我会常常看很多香港的流行杂志，像一些周刊、八卦杂志、娱乐杂志我都很爱看。这些杂志里面通常每一期都会有一些固定栏目，介绍一些名人、家居。例如，介绍一些出自名师设计、特别雅致、特别好的那种房子，这些介绍中的房子内部，永远是干干净净、非常漂亮；家具也非常昂贵，意大利、德国名师设计；如果是名人的家，照片上的这些名人都是很骄傲地坐在沙发上，并且呵呵地笑。

我们接下来再看时间上的问题。书如果在空间上面体现出一个人的灵魂，他的兴趣、他的嗜好、他要隐藏的东西都在里面。那么对他来讲这些书有没有时间纵深的角度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所谓时间纵深的角度，可以这样来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买了一本书回来可能会签名，签名的旁边还会有日期，我相信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习惯。有的人甚至会连什么时候看了这本书也记下来。甚至有人更特殊，这本书可能买回来的时候签了名，写了购买的日期，后来看书的时候又写了日期，而且可能一下子看不完，可能过几个月拿出来又看，于是又记下日期。这本书就变成了一本日记，历年来你读它的轨迹都留在上面。如果你不是刻意这样做的话，你也可能会夹一些书签、证件、名片一大堆东西塞进去，塞进去之后，这些东西都是你生命中某个过程的记录，都保留在这书里面。书不只是表达、承载一个内容的载具，书本身也有历史，有被阅读的历史、有被翻开的历史、有被购买的历史、有被转卖的历史，你会在每一本书看到历史的记录，你什么时候看过它？你什么时候翻开它？特别是图书馆的书更是如此。

我以前在大学里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完全不值得学习，尤其当我在深圳图书馆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什么习惯？就是我喜欢在图书馆的书上面划线做笔记（很抱歉），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呢？当时有同学问我：“梁文道，你怎么这么做呢？”我当时很自豪：“哼！你懂什么？我要指示重点给人看，我是为了其他的读者好。”我在书上面写了“眉批”，第二个读者看了以后就会知道这本书好不好，值不值得看。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刚刚说的那些道理，一个人的书房、每一本书里面有什么记号，都会展示你的生命历程和这些书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想象到有人会伪装？——绝对可能！怎么样伪装呢？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家里面放一整套很漂亮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基本上是没有人会看的人——除了像王云五先生，他是立志把大英百科全书看完的——基本上没有其他人看百科全书的。有些人专门买这些书放在家里面，也不看，就是为了炫耀，但是这种炫耀通常被人认为是很没有品味的。香港的富豪想用书来炫耀的想法是没有的，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很多地方的富豪想过得要有品位、有文化，就用书来炫耀，成为笑柄。比如说莎士比亚全集、鲁迅全集等等，你买来后肯定是不看的。因此英国这么一家公司提供特种服务。什么服务？就是几个小伙子专门负责替人买书和整理书架，好显示出主人卓越的品位，他们会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看到你的眼神有一点忧郁、有一点神秘，于是他会专门帮你买一些占星术的书籍，找一些中古、有神秘异教思想的思想家（通常都是被火刑架上烧死的那种）的著作来装扮你的家。但是这还不够，书绝对不能凑一套，比如别人买莎士比亚，你也可以买，但是买莎士比亚一整套就很笨。这家公司很会买，怎么买？不买一整套，就买八本。这八本里面另外有三本是重复的。这个重复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有几本的区别在于版本不同，然后在不同的版本里面有几位专家帮你在上面划线，表示你看过，还模仿出一些好似不经意的褶口。仿佛有些人夏天喜欢穿麻西装——麻西装烫得很直、很漂亮不好看，烫得有点皱，太皱又不行，怎么办？——出门之前，烫一下，烫完之后洒点水、捏一捏，这样穿起来更潇洒。书也是这样，故意褶一褶，然后又不经意地塞进一两张伦敦高文花园歌剧音乐会的门票，这表示你买这本书、或者看这本书的时候你正在看歌剧。你想想看，假如你拥有这样一个书房，然后你请一个朋友上门来——假设是位异性朋友，你就和她说：“您慢慢坐，我去弄杯咖啡。”然后一弄就弄很久，弄个20分钟。你出来的时候，发现她正在翻你的书，一脸叹服的表情。你就微微一笑——呵呵，这就得手了。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章节的故事了。

再说回这些书，它的历史本身是那么有趣，记录了人生命的轨迹，这个时候我们逐渐接近了一个更加核心的问题——在阅读的那一刹那，我的生命如何受到影响？如何被改变？如何和它发生关系的呢？到底什么叫做阅读呢？其实所谓的阅读我可以借用法国思想家布朗基的话：所谓的阅读，就是让人得到自由，让作品得到自由。为什么？我们每个人读书的时候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你会发现，有些书是读不懂的，很难接近、很难进入。我觉得这是真正意义上、严格意义上的阅读。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看他看得懂的书，那表示他其实没看过书。为什么呢？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学习认字的时候，看第一本书的时候都是困难的，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爬过来的。为什么十几岁之后，我们突然之间就不需要困难了，就只看一些我能看得懂的东西。看一些你能看懂的东西，等于是重温一遍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这种做法很傻的。我奉劝各位要带着审慎的眼光去看坊间很多的畅销书，特别是那些非虚构的、非文学性的畅销书。比如说最近有一本书很红，我曾经写过一篇书评去讲这本书，那本书就是《世界是平的》，大家知道这本书对不对？是《纽约时报》很红、很有名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写的，这本书是最典型的、非虚构的畅销书，它具备了最成功的畅销书的特点。第一它会用一个耸动的标题、理论或概念，比如“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圆的”大家都知道，但是他说“世界是平的”，世界为什么是平的呢？他说因为今天的全球化已经把全世界放在平面上面，中国、印度、美国本来是那么遥远的国度，但是现在这三个地方在某些行业上面是能够竞争的。一个软体工程师在美国干得好好的，但是他现在的工作随便被转移到印度和中国去，这就是所谓世界是平的。这个概念坦白讲，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天天看新闻、看报纸，都知道全球化。这只是全球化其中的一个面相，很简单的道理。但是这个作者懂得用很好的名字把它写出来，就是《世界是平的》，让你吓一跳。你觉得你在看一个很新鲜的东西。看完之后，你觉得他很有道理，说得很对，他说得那么新鲜的东西我竟然觉得很有道理，而且我都看得懂，这个时候你就很愉快。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学到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但为什么你看得懂呢？其实他说的事情你早就知道了，他换一种说法说，于是你以为你过去不知道。你那么容易地、轻快地就看到一些你以为你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你特别骄傲、而且自豪——哼，我也是聪明人！内心深处、潜意识里面觉得自己是明智的、精明的、优秀的、熟练的读者。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畅销书的规律有三个：

第一个规律就是把你已经知道的事情用你不知道的说法说一遍；第二个规律就是把刚刚的说法重复一遍，再举一些例子；第三个规律是再重复一遍进行总结，就成功了——这就是畅销书。

因此，对我来说这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阅读，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阅读总是困难的。困难在于我们会发现一本作品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的，还是哲学的理论经典——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或者是伟大的文学著作《追忆似水年华》。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希望把它们组织成有机的东西，读出一个意义来，读出一个我能理解、掌握的世界。但是你发现这个作品在抗拒你的这种欲望和要求，整个阅读的过程其实是个角力，你想把一个东西套上去，让它成为可理解的、给它一种框架、一个格式、一种格局，但是它一直在抗拒。你刚刚修建一个城堡，有完整建筑的结构，墙角那一面又开始生出了蔓藤，然后慢慢地攻掠了城墙 ——阅读总是应该这样。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阅读无非是让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的顽强意志以及作品本身的不可征服。作品是自由的，在于在阅读过程中你发现它不能被驯服；你也是自由的，因为你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意志、自己灵魂的存在。你读完一本很困难的书，你不能说自己都懂了，但是你的深度被拓展了，仿佛经过了一场漫长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就像做了一种很剧烈的体育运动——精神上的体育操练，使得你这个人被转化了。

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很强调阅读。他们用了一个词，就是“操练”。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柏拉图对话录》，甚至是被认为很系统的著作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等等。你会发现这些作品表面似乎很系统，但是实际上不是。它甚至有很多内在的矛盾，就是因为作者在书写的过程中，已经有隐含的对话者，不断和读者对话。所谓精心的阅读就是你和这部作品进行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你不能征服它，它不能征服你，然后你和这个作品共同达到一个高度，然后你慢慢被改变——书总会改变人。书会让人变化，会不会变得更好呢？我非常的有疑问。前几个月我在报纸上看到墨西哥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警察过去是出了名的“混帐”，聚赌、喝酒、不干事，贪污汇款等等，不象话。当地的政府就要改革警察，怎么改革？就搞了一个警察阅读计划，指定了一批书。每个警察都要领几本书回去，要好好看书。墨西哥讲西班牙文，当然是看一些西班牙文学的典，比如《唐吉柯德》等。据报纸说，当地的政府表示这个计划非常成功。这些警察原来都是大老粗，但看了一年的书之后，都变得气质高雅，而且执行公务的时候不偏不倚，非常优秀。比如说一个交警，过去在路上拦你车的时候就直接说：“把证件拿出来。”现在就会这样说：“这位先生，打扰您一下，我知道你赶时间，但是您能给我看一看你的证件吗？”——读书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效果。因此我们常常鼓励人读书，因为我们相信读书会让一个人变好。古语有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虽然我非常怀疑，因为我们看过更多的人是越读书越坏。但是读书的确会转化人，可以让你变得更加邪恶，也说不定会让你变得更善良，所以不一定。一些作品在思想上、灵性上的深度使得读书变得很危险，因为它让一个读书人可能比一个不读书的人更邪恶。因此我们尝试把阅读驯服为一种很简单的东西。

鼓励大家读书还有个原因就是希望读书让大家更有文化、人变得更好、社会更和谐，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一定会发生，这种愿望往往会落空的，因此我很讨厌开书单。在香港我有一些写书评的朋友每年都被媒体要求：开书单吧，暑假了，给学生一点好建议。我觉得书单是不能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真正的好书、严肃的书、都能起到改变人的作用。一份书单其实是在规划你成长的目标，你的人生变化的方向，所以它也是人生的计划。你想想，我们凭什么就将一份人生的计划、人生的进程，给一些我不认识的读者？我觉得那是不负责的。我凭什么告诉一些年轻人你应该怎么做人？你应该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能介绍一些我喜欢的书，但是我一定会强调我喜欢的书绝对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我人生的方向、我的规划绝对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人，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列一些书单出去推广是很霸道的行为，我是反对开书单的。另外还有一点，也是大家平时很容易有的俗见，就是认为读书应该读一些引人向上的书、励志的书籍。例如推荐看一些名人的传记，看看这些人怎么奋发向上、努力向前，最后成为一代伟人等等——我很反对年轻人看太多这种书。为什么？我发现一个人读励志的书籍多了都会变成傻子，就是立志立过头了。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任何问题，他就想到要勇往直前、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他没有考虑到，是不是自己错了，是不是一开始自己的决定就有些问题。他不管，反正他从头到尾就是立志，志气高昂。一个志气太过高昂、太过自信、人生观非常正面的人其实都有一点傻，他会变得对世界的看法很单向、单调，对人生的看法也很单一，就是只从正面看问题。他从来不知道世界的复杂，人生的阴暗。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就要看一些“邪恶”的书。我心目中最伟大的邪恶作品就有几本。《金瓶梅》也有这种效果，但是《金瓶梅》还不够邪恶。大家有没有听过法国的萨德侯爵，今天我们讲性虐待的“SM”，那个“S”就是来自他，因为他是个性虐待大王。他写的书充满着各种不堪入目的情节：人吃人、吃排泄物、轮奸、虐杀，种种你能想象到的最黑暗、可怕的东西他的书里全部都有了，所以他被判精神病，后来死在监狱里。但是20世纪中期之后，有很多世界级的思想家都非常关注这个人，有很多著名的导演拍他的电影，有人研究他的作品。这个萨德侯爵写书的年代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就是全社会都很讲理性，大家知道当时最激进的革命派讲理性讲到什么地步么？他们认为月份的划分应该是十进制的，即十天是一个礼拜，因为七天作为一个礼拜显得不够理性、不科学，十天才是科学的。他们认为世界的一切都应该是理性的。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力求理性的年代里面，法国大革命血流成河，人间能够想到的残酷和暴力都在这个最理性的时代同时发生了。这个时代有伏尔泰、卢梭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强调理性的作品流传，但是同时也有萨德侯爵写的那么可怕的书出来，这表明什么呢？理性是有它的黑暗面的，崇高的理想背后往往就是无尽的血和肉组成的深渊——欲望的深渊。所以，你如果读完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再去看萨德侯爵，你将看到启蒙的黑暗面。如同站在一个悬崖边上，旁边是光芒灿烂的日出，但是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深不见底，而且充满着诱惑。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深不见底的东西会很害怕，但是你又很想知道下面到底有什么？你觉得它在把你拉下去，那是罪恶的。

如果一个人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人性里面的阴暗、邪恶，知道自己控制不了那种欲望、那种动力，你就会明白人生很不简单、很复杂，世界很可怕、有很多意外、很多我们不能控制的东西。然后你有可能变成性格比较平和的人，至少你不会再犯傻。所以阅读是一种精神操练，阅读能够改变我们自己，读书不是让人变坏，而是让我们对人性有一个纵深的理解。

因此，我们应该主动去读困难的东西；我们应该不计较、不避讳一些所谓可怕的书；我们不要去认为精神操练就是让人变好的东西，这不一定。精神操练只是让我们有所变化，让你成为另外一种人，每个人一生的阅读过程都是应该不断变化的。有人说读书防老，我觉得说得很对。读书真的可以养老。什么意思呢？老人最可怕的就是他没有什么机会改变自己，变化自己。如果一个人上了年纪依然很开放、而且是以严肃的态度去阅读、容纳一个作品，挑战自己、改变自己、扭曲自己的话，他就还有变化的可能。每天睡眠之前的最后一刻，是一本书在陪伴我，今天的最后一刻和我对话的就是这本书，它在不断地改变我，直到临睡前我都在被改变。于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是一个新的人，和昨天不一样，就因为昨天晚上的阅读。

有一个很有名的意大利作家，患了癌症，很痛苦。在临死前，他要求护士念书给他听，直到他咽气。他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可能会死、会咽气，但是在这一刻我仍然不放弃。所以我们大家请开放自己，让阅读、读书去改变自己，让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我们随时随地都还有这种可能：尽管我们未必会变成更好的人，但是改变本身就已是人生的目标。

“但’创意’的确是一种心机太重的东西，是一种过强的欲望。心机过重，必然造成不自然。而我认为的极致就是最舒服，这是没法表达的状态，是自然——世界本来有一个自在、自适的状态，但今天我们已经不认识它了。”

朱赢椿: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艺术总监
南京书衣坊工作室设计总监
江苏省首批新闻出版领军人材
江苏省版协装帧艺术委员会主任
南京师范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兼职教师
汕头大学长江艺术学院兼职教师

2009年，担任“第七届全国书籍设计展”评委

2009年，担任“靳埭强设计展”初评评委

2010年，担任“中国最美的书”评委。目前主要从事书籍设计和选题策划工作。

1999年《新闻眼》荣获第五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封面设计银奖

2004年《江南话语》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

2004年《江南话语》获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银奖

2005年《国学小书院》获首届深圳文化月读者心中最美的书称号

2007年《不裁》《没有脸的诗集》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

2007年参加书籍设计四十人展

2007年《不裁》被评为“世界最美的书”

2008年《蚁呓》《真相》《小猫茉莉》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

2008年应邀赴韩国参加书籍设计论坛

2008年《不裁》的设计理念在《装饰》杂志发表

2009年《蚁呓》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德国图书基金会颁发的《世界最美图书》特别制作奖

2009年《不哭》《私想着》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

2009年应邀参加台北国际书展“亚洲惊艳－设计论坛”

2009年《蚁呓》《不哭》《信封》获第七届全国书籍设计展“最佳书籍设计奖”

2009年《私想着》获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设计类提名奖

2010年《私想者》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

2010年《私想着》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书籍设计奖”

2010年应德国歌德学院之邀，在湖北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作《纸有情，书有灵》巡回演讲。

2010年九月在南京策划“德国最美的书”和“华东书籍设计双年展”

2011年在南京策划举办“德国最美的书”展

2007年和2008年出版的《不裁》、《蚁呓》两本书，让朱赢椿连续两年荣获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大奖，针对这两本样式新奇的图书，评论称其书装设计“使中国图书有了自己的表达语汇”。之后，找朱赢椿做设计的人多了起来，很多人不免抱着“找他设计容易获奖”的心理而来，但在朱赢椿看来，这却是对自己莫大的讽刺，“如果作者不对自己的内容自信，靠我的设计有意思吗？”他说。

“现在，我对过去的自己充满怀疑。那时候我总是眼放光芒、侃侃而谈，很多新奇的概念自己都不甚了然，现在我想克制，不想再做让人骇人听闻的创意，我想注重感受，想往寡淡无味上走。”朱赢椿的确是个自我批判意识很强的人。

从设计师自由、放任的个人表达，回到一种质朴、淡泊的状态，一次直面生死的经历，让朱赢椿得到了自我启蒙的时刻。2009年，朱赢椿父亲的去世对其改变很大。那时候，父亲患了癌症，临近晚期的时候，有人建议他们到寺庙里去，“如果结果是一样的，那么在医院离开和在庙里离开的感受是不同的。如果医院用呼吸机延长几个小时的生命带来的却是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不如到寺庙里清净地离开”，朱赢椿于是陪着父亲到了东北的一个僻静的寺庙，静静地呆了一个月，在那里他是个没有身份的人，每天只是干活、修行，“父亲在100多人的唱念中离开，没有疼痛的神情。”

这件事触动了朱赢椿，让他对人生的认识有所改变——也包括设计。“我常想，人能不能平淡地生活，能不能生活得自然一点。但我不是圣人，还没有开悟，有时候也会做不自然的事，但至少在设计这件事上我知道——我的语言少一点，作者本来的东西就被保留了。”

朱赢椿说，现在他更看重真实的体会、自然流露的东西。就像他给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开的一节写作课，所强调的仍是“自然的写作，真情流露的写作”。课堂上，他会给每人一个西红柿，吃完之后开始写，写不完没关系，如果只写出5句话也不错。“这是一种反构思的做法，强调刹那的感觉，通过这门课，我发现一些很质朴的学生表现很好，而一些平时成绩好的，我却觉得他们的写作容易流于空洞。”朱赢椿说。

设计的克制与约束

第一财经日报：国外的图书设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分类，不像国内的图书，什么类型都想做成畅销书的样式。据你观察，国外的设计一般如何分类？

朱赢椿： 书的分类与内容的气息要非常吻合。我们目前更多是按市场的需求做，很多人要一个看得见的“设计”。西方的设计师则更看重眼睛看不见的变化，字号、字体、留白与内容的关系，哪个更舒适。这些细节读者或许看不到，但是他能感受到一本书读起来是否舒服。我们的问题是，很多书都按照畅销书的范式去做，要有视觉冲击力，要有新奇的创意，这些未必与书的内容相吻合，有些创意甚至是伤害文本的。

日报：很多时候图书消费是一个被动消费，你提供给读者什么，读者就只能购买什么，有些创意未必是读者认为的美。所以，改变图书设计现状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是出版人、设计师，还是读者？

朱赢椿：改变的动力最后会来自读者在审美上的挑剔。因为他可以去网络上看书，不一定要拿着一本不舒服的书读，这个将来会影响到出版商，影响到图书设计这一块。当然，现在很多阅读是一种功利化的阅读，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太在意阅读体验，但这个阶段会过去，热爱书籍的人会在意一本书的纸张是否硬邦邦的，摊开来是否是自然舒展的，甚至是否是可以端一杯茶来品读的。

现在，设计师的设计惯性太强大，很多人把图书设计当作商品设计来做，以为书封就像商品的盒子一样，是可以被抛弃的，因此，他们更关注“眼球经济”，设计追求一个字——“跳”、“抢眼”，图书设计师忘记了书的封面是与书籍相伴随的，与内容有很深的关系，而不只是“包装”。

今天，设计师的资源条件太好，这未必是好事。无限选择带来两个问题，要么无所适从，要么设计过度，因而很有必要强调设计的“克制和约束”。比如，民国的书，小小的开本，颜色很简单，纸张品种很少，材质的自然成分比今天高得多，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与今天无所不能的气息完全不同。看一看当时鲁迅自己设计的书封，理念和审美形式丝毫没有落伍。当我拿到一本民国老版本图书的时候，内心特别矛盾，我想：在那种有限的条件下，书的文化气息为何还那么浓？而现在的设计归根结底是不自然，欲望太强，设计变成了欲望的飞机。

日报：让纸质书的阅读体验发挥到极致，设计师能够做什么？

朱赢椿：对设计师来说，最大的约束是弄清楚文本，纸质不同于电脑就在于特殊的文理，自然气息，纸的美感、柔韧性，对字体、字号的研究——一定要讲究。

我们讲阅读体验的极致，一方面是显态的极致，是看得见的部分。另一方面是隐性的极致，这是书的内涵。它强调书的气息和气势的关系。一个很咄咄逼人的书可能很有气势，但未必是一本气息独特而确切的书籍，气息附带着一些细微的东西：大到一个标题，细微到翻阅的手感，不只是开本大小的考量，还包括书本对人的服帖，对心灵的服帖。最好的书籍设计，是让读者不要感觉到书的存在。书本的气息，很大程度受到印制后期的影响，但设计师进入不了后期。

日报：你选择给一本书做设计的原则是什么？

朱赢椿：每个阶段不同，刚工作的时候什么都做，到三十岁的时候就会挑一些自己觉得过瘾，可以玩一把的，四十岁的时候胆子变小了，害怕承载不了人们的东西，常常怀疑你自己半斤八两的文化底蕴，能与别人含辛茹苦几十年做的学问相匹配吗？

我现在不敢看自己以前的东西，我甚至都不去收藏自己的书，我以前会做一些新奇的开本，比如《不裁》。现在很多人见到我会说——你的《不裁》。这会让我感到占了作者的便宜，这怎么是我的《不裁》呢？所以，必须反省《不裁》的设计。

有时候“创意”对我来说是一种过剩的状态，我要把自己创意的门关上，往寡淡无味上走，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找我的出版社会更少了。但“创意”的确是一种心机太重的东西，是一种过强的欲望。心机过重，必然造成不自然。而我认为的极致就是最舒服，这是没法表达的状态，是自然——世界本来有一个自在、自适的状态，但今天我们已经不认识它了。

[第一财经日报:苏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