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纸媒倒下了，青春也真的结束了。

2018年1月10日，《通俗歌曲·摇滚》杂志编辑部发布公告宣布暂时休刊，编辑部全员解除劳动合同，已完成的2017年10月号刊和正在做的11月号刊将不会发行。

《通俗歌曲》是由河北省艺术研究所于1986年底创办的月刊，休刊在31岁头上。在它之前消失的音乐杂志还有《我爱摇滚乐》《音像世界》《音乐天堂》《口袋音乐》《ROLLING STONE 音像世界》《非音乐》……

《通俗歌曲》声明里写：“这些年里，杂志没有亏损，却依然不得不在2017年末，连一次正式地、好好地告别都没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

有时，告别来得很突兀。

那天晚上，朋友圈有人发了一条标题淡定的链接，只有四个字：珍重，再见！配了一个白底红字的logo，logo的字母变形，都成锐角，隐隐约约看出来是OCK——ROCK的后三个字母。这个耸动的自媒体时代里，公号里这样的四字标题显得有点意兴阑珊。

发朋友圈的人写了几句话，稍稍怀念了一下自己曾经为这本杂志写稿的日子，我才知道，这是《通俗歌曲》的停刊通告。我点进去读完全文，习惯性地看了看文章底部的阅读数，437。我放下手机，开始吃饭，吃完饭，又刷了一下朋友圈，发现那条淡漠的标题和那个看不清全貌的logo填满了屏幕。工作性质的原因，微信里媒体圈和文艺圈的朋友很多，但即便如此，被这条消息刷屏，还是让我惊讶。在此之前，我从未听到过谁谈论过有关这本杂志的任何话题，即便在多年前，杂志这种媒介风光无两的时代，作为一本摇滚乐杂志，《通俗歌曲》也一直未曾进入过大众视野。

第二天一早，我神经质地又看了看那条停刊通告的阅读数，已经超过八万。以前，这个杂志公号的阅读数据十分寒酸，它最具影响力的一次爆发竟然是自己为自己写的讣告。

我已经无法确认自己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第一次买下了那本杂志，我只记得，它们陪伴了我很多年，熨帖了我求学岁月中一段孤独和晦暗的日子。我最初接触到摇滚乐是在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像每个同龄人一样，必须每天身着肥大的校服，男生留寸头，女生留齐耳短发，禁止化妆、烫发和佩戴饰物，夏天的T恤上禁止出现人脸图案——最后这一条规矩是学校领导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之后与时俱进地做出的，当时，开始有学生穿一种印制粗陋的黑色T恤，上面印着切-格瓦拉或者科特-柯本巨大的脸。孩子们并不知道那些人到底做过什么，只是单纯地觉得他们微蹙的眉头和坚毅的眼神正巧反射了我们反抗的心绪。他们可以代替我们向德育处主任怒目而视。我就在这样的氛围里活着，坚持把头发留到下巴，每天低头走路，拒绝做广播体操，努力学数理化但收效甚微，以至于在一次有关合并同类项还是什么类似玩意的月考中以28分的成绩创下历史新低。那时候，摇滚乐对我而言是一种救赎。它有时像盾牌有时像通路，替我抵挡一些，为我启示另一些。

我从那些国产的摇滚乐开始听起——那时候我们的信息源有限，还没有资格像后来那样高高在上抖机灵地称呼他们为“土摇”，人们对那些山寨的长发男人心怀敬仰。我买9块8一盘的正版磁带，也买10块钱三盘的盗版磁带，买15块钱一张的盗版CD，也攒了一年的钱买下了150元一张的正版CD，我开始频繁流连那些售卖打口磁带的地摊和店铺，和一个个牙齿焦黄的老板称兄道弟。之后，我开始接触国外的摇滚乐，像所有人一样掠过“枪花”和“涅槃”，一头扎进更小众的音乐风格，梦想着有一天把头发留过肩膀。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了《通俗歌曲》这本杂志。

彼时，我还在天津，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化地标叫做八里台文化市场，位于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旁边。那是一个小小的露天市场，一间间挤挤挨挨的琴行，书店，小服装店，音像店，还有一堆无法归类的售卖小玩意的店铺，主顾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终日人声鼎沸。天津是一座令年轻人沮丧的城市，到处贩卖着煎饼果子和糖炒栗子，以包子、大麻花和天津方言为荣，充满市侩气息，唯独八里台文化市场让人感觉如此与众不同，那像一块精神飞地，成为我的给养站，让我得以暂时喘息。从大门进入，正对着的是一家书店，在门口的最显眼处，挂满了各种封面花里胡哨的音乐杂志，《通俗歌曲》《我爱摇滚乐》《音像世界》，后来出现了更细分的《重型音乐》和《极端音乐》。我们自然而然地把《通俗歌曲》简称为“通歌”，管《我爱摇滚乐》叫“爱摇”。如果今天听到有谁这样熟稔地称呼那两本杂志，那么我们大抵可以推算出他们的年龄。那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接头暗号和文化密码，足以跨越时间，激活记忆。

其实，对于摇滚乐迷来说，《通俗歌曲》的名字并不讨好，即便在这四个大字旁边还印刷着“摇滚”二字。那时候的摇滚乐迷觉得自己站在鄙视链的顶端，坚定地与通俗分庭抗礼，即便我们每天跟着清瘦的窦唯哼着，“我知~~我面临着分手~~”但我们仍然有不知道哪里来的迷之自信认定我们与众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通俗歌曲》这个名字显得有些暧昧，有些软弱，充满妥协的无奈和一丝丝泄气。但我们终究无法舍弃它。我买下一本又一本，认真阅读，妥善收藏，我记得那时候《通俗歌曲》的封面上出现过痞子阿姆冷峻的脸，当时我们知道hiphop就是hiphop，不像多年以后，竟然还需要争议嘻哈是否可以出现脏话，我还记得封面上出现过活结乐队成员狰狞的面具，当然，还有人们熟悉的崔健，他不止一次登陆封面，有时是他青葱岁月的样子，顶着一头黑发站在广场上意气风发，有时则尴尬一些，有一次，我远远望见新刊封面，隐约觉得哪里不对，走近才发现，崔健当时的头发已经所剩不多，他欲盖弥彰地烫成爆炸的样子，奋力注视着镜头，再后来，崔健就开始认命且明智地用一顶棒球帽遮住自己的谢顶，并且成功地将此形象运作成了一个更著名的符号。

那时候，互联网还远远不是现在的样子，大多数人上网需要去网吧，网吧还不需要刷身份证，上国外网站也并不像一场战役，但人们也不过上上BBS，打打泡泡龙，聊天只能登录QQ，上线会出现咳嗽的提示音，下线会向对方说886。所以，对于摇滚乐资讯的摄取，我们几乎只能仰赖于那几本杂志，《通俗歌曲》算是内容最专业、最丰富的一本。它介绍朋克，金属，后摇和电子，推荐舌头、昏热症，痛苦的信仰，pk14和顶楼马戏团，这些乐队成员有的眼神凶狠，坚持站在铁丝网后面拍照，有的顾影自怜，唱歌时只盯着自己的鞋，还有一支如今不便提及名字的乐队，他们叫嚷着唱歌，“我们都是穷光蛋，我们要吃蛋炒饭。”从《通歌》上，我知道了颜峻，孙孟晋，郝舫和张晓舟，看他们指点江山，出入一个又一个音乐现场。那时候我已经进入大学，与生活时而交手，偶有缓和，大多数时候仍然不知所措，落落寡欢。我从读者变成了作者，给《通歌》《爱摇》战战兢兢地寄送稿件，偷偷摸摸的翻阅新杂志查找自己的名字，然后敝帚自珍。

《通俗歌曲》中所写的那些摇滚乐手似乎心里都有一团火焰，炙烤着他们注定无法留在故乡的小城，他们都纷纷奔赴北京，于是《通俗歌曲》中会出现树村、霍营、东北旺的纪实报道，他们真的像那首歌中唱的一样，“都是穷光蛋，要吃蛋炒饭”。一切热闹都发生在北京，但是《通歌》和《爱摇》的编辑部却在石家庄，这是一个吊诡的谜团。石家庄是一座尴尬的城市，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口号中似乎也没能获得更多的瞩目，最高光的一刻还是万能青年旅店唱的那首《杀死一个石家庄人》，它让那座省会在文艺青年中耳熟能详，宣传效果仅次于后来赵雷歌唱的《成都》。多年之后，石家庄被人们戏谑地翻译成rock home town——摇滚的家乡，这绝妙的翻译在当时并没有被发明，当时还没有人总结北上广或者新一线，大家只是稀里糊涂地生活，至于最重要的两本摇滚杂志为什么会出现在河北省的省会，疑惑一闪而过。我们只知道在一个匮乏的时刻，那座河北省城中的杂志为我们带来了一点丰沛的错觉。

《通俗歌曲》也好，《我爱摇滚乐》也罢，除了要维系这个小众的、脆弱的乐迷市场，还要努力维系自己赖以生存的独特方式。他们所用的刊号和发行方式其实都比较暧昧，《通俗歌曲》这一次的突然停刊，也是最终没能走过这一关，早几年主动停刊的《爱摇》更加奇特，一直以售卖磁带和CD赠送杂志的口径进行发行，他们拥有音像的合法发行权，于是就变通着把杂志当做某种附赠的小册子，虽然于我们而言，都知道是购买杂志附送磁带和CD。那真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尾声，很多规则尚且有缝隙，一些人无暇顾及到这么细枝末节，夹缝中，我们得到了那些食粮，多年来如获至宝。但有一天它们终将结束。

《通俗歌曲》算是意外身故的——一项并非针对他们的政策，意外地将他们剐蹭在地。在此之前，几本音乐杂志陆续关张，人们大都安之若素地接受了结局，它们在精神上已经死去，最终只不过是肉身的告别。其实，《通歌》也差不多早已被乐迷忽略，在有限的人群中残存一点稀薄的记忆，但从那份通告里仍能看出他们心有不甘，他们说“这么多年没有亏损”，所以，如果不是这次意外，《通歌》仍能残喘一段时日。他们还说，自己一直尽力避开一些应该避开的东西，是啊，我们都尽力避开那些，但有时，那些总会莫名其妙地窜出来给我们致命一击。

那条停刊通告发布的第二天晚上，我再一次点开了那条微信，我希望看见十万+的标记，我只是希望通过那个数据确认真的有那么多人关注这本杂志生与死，确认自己曾经的青春并不那么孤独，但我只看见一片灰白，上面写着，内容已经被发布者删除。它被要求死亡，最好别私自发丧。京津冀一体化的新闻字幕在电视屏幕上滚动，我坐在那里突然觉得一切都很奇妙，多年前，我在天津被一本来自石家庄的摇滚杂志滋养，如今，我在北京对它徒留怀恋。

[文/杨时旸]

备注：《通俗歌曲》是由河北省艺术研究所所主办的月刊。深入揭示国外流行音乐以及摇滚乐的潮流演变与人文精神递进，广泛传播摇滚音乐的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