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以受苦为生活的直接目的之外，人生就没有什么目的可言。我们观察世界，见事事处处，都充满痛苦，都原于生活本身之需要，且不可分离，真可谓毫无意义可言，不合于道理。个别的不幸，固然似为不期而遇的事物，但作为通常的不幸，则事出一辙，可见是必然的。

像大多数哲学体系所宣示的那样，恶事，其本质便是消极，以我看来，并不合理。恶事犹如他事亦有积极的一面，其存在也常常使人感觉到。莱布尼兹则尤其是此种不合理说法的维护者，他用显而易见、不足轻重的诡辩，以求强化他的论据。其实，幸运亦属消极。换言之，幸福与满足，就痛苦定归于消灭之情境而言，常常含有欲望圆满的意义在内。

它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即通常所见，快乐常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快乐，而痛苦则远远超过我们所预计的痛苦。

人称世界上的快乐，假如以其重量来衡量的话，常常超过痛苦，否则无论如何，二者之间总能扯平。对于这种说法，读者若想考察其合理与否，请试取两个相互啖食的动物，其中一个正恣意噬于另一个，大家就可以其所有的情感来作一个比较。

在任何不幸与烦恼中，最好的安慰，莫过于想及他人的境遇更不如自身这一点。这种安慰的方式，实在是人人都能做到。但对整个人类来说，则意味着，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命运啊！

我们就好比是田野上的羊，嬉戏在屠夫们的监视之下，这群羊，将或先或后，依次选择而被其宰割。因此，在美好的日子里，我们都意识不到隐而未发的恶运——如疾病、贫穷、残废、失明、昏聩等等——正早已等待在其后了。

时间逼迫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时间又常在后头鞭策着我们，宛如一个监工。只有当我们陷入烦恼的痛苦之中的时候，时间才会驻足不前。

然而不幸的命运，亦有其作用！若将空气去掉压力，那么我们的驱壳将会因此而破裂。所以，若将人的生活中去掉其需要、困难以及逆境，但凡是人们的各种作为，皆会取得成就，这时，他们就会变得骄傲，不可一世。人体虽张大而不至于破裂，但必将会暴露其愚蠢，甚至不可羁绊到疯狂。由此说来，相当的忧患、痛苦、烦恼，对于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船若不载重以镇平衡，则会颠簸不定，且将会不能直线前进。

确实，工作、烦恼构成了众多人等的毕生经历，尽人皆同，这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假如让其欲望旋即得到满足，人将何以打发其一生呢？他们虽然生于世又能有何作为呢？倘若这个世界成为繁华安逸的天国，乳蜜甘芳的乐土，窈窕淑女，悉配贤才，无怨无仇，那么，人们必定会无聊以极，亦或会因烦闷而死，再不，就会有战斗、屠杀、谋害等等随之而来。如此一来，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较之现在所受之大自然的会更加深重。

年轻时，当我们遐想未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坐在戏院里的儿童，兴高采烈，热切盼望着大幕的开启。对行将出现的究竟是什么，不知其底里，这实在是一件大快之事。如能预知来，就必然会有其时。就好像是儿童，将成为无罪无辜，不知何为的罪犯，虽不会被判死刑，但对所受判决却懵懂罔知。可是，人人都愿得享高年，换句话说，对于他所企盼的生活情境，不过能作这样一种说法，即“日甚一日，每况愈下，直至无可奈何而止”。

若就想象而言，试想，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呈现各种痛苦及烦恼，其程度又会怎样呢？你必将会说，在地球上，如果太阳的光和热，能使万物生存成为可能的现象逐渐减少，就像是在月球上那样，或地面跟别的地方一样呈水晶雨雪的状态，那该多么好啊！

再者，你也可能将生命看作是这样：它像是戏剧中一个无益的小插曲，破坏了神圣的无生命的宁静。无论怎么样，虽然你所遭遇的事物，一切如意，但是，随着岁月的消逝，你就会觉得整个生活都属失望，且都是骗局，其事实一目了然。

分别了半个世纪的少年故友，在耄耋之年相逢，当彼此相视之瞬间，涌出来的所有主要的情感便是，但觉整个生活，均属失望。因此，在这两个人追思往事之时，儿时的生活尽现眼前，像就是在晨光照耀之中，一切都呈现出玫瑰色，其满足之情令人欣羡，生活给予我们的希望是何其多啊，——然而到后来，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又有多少是有成就的呢。此种情感，感人肺腑，以致大家都认为，此时无付之言辞之必要了。然后，双方默认，相喻无言，且将这些作为所有谈话的基础。

有人在有生之年，历经了二代、三代，甚至更多，那么这个人就好像是一个生在市肆中，观看术士们设摊者。看到这些术士们依次表演，一而再，再而三。这种表演本来只可观赏一回，当别无新意，且不足以眩人心目时，便毫无意义了。

当人的命运不足使人嫉妒时，那命运之足则为人所痛哭的就不计其数了。

生活是一个苦工，人人都须作之。尽职的人就所谓是行善事，亦即他已经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

如果生儿育女仅仅是因为纯粹理性的行为而来的，人类的种族会继续存在吗？确实会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了对后代表示同情而免去其出世生存的负担吗？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残忍地将这种负担加诸于后代。

也许会有一些人告诉我，说我的哲学不足以安慰人，——因为我直述真理。人人都愿意听信于旧说，即所谓上帝所造之物都是美好的，于是，他们都到牧师那儿去祈祷，而置哲学家于不顾。不管怎么样，请不要请求我们，要让我们所持的学说、说法去迁就、适应你们所受到的教诲。那只是虚伪的哲学家之流所愿意干的事情，要想向他们索取任何学说，都能如愿以偿。大学里所有的教授们，都不得已而宣传乐观主义。要想推翻他们的学说易如反掌，而且还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我已经提请读者注意，一切幸福的境界，一切满足的情感，就其性质而言，均属消极，换句话说，也就是脱离了痛苦而成的，痛苦则是人生的积极原素。因此，对于任何人来说，任何幸福的生活都不应该以快乐多少来进行度量，而应以脱离苦恼的限度——亦即脱离积极的恶事的限度来度量。倘若这就可以称作是合理的论据，那么下等动物看起来所享受的幸福，较之人所享受的要多。请大家详细地考察一下吧！

不管人类的幸福及困苦的方式如何变迁，引导人们舍彼求此的物质基础，或是肉体的痛苦，或是肉体的快乐。此种基础很有限度，只不过就是健康、食物、寒暑燥湿之抵御、性欲的满足；反之，则是缺乏上述的这些东西。所以，仅就肉体上的快乐而言，人之所以优于动物些许，不过是因其神经系统具有较高的可能性，使人对于任何快乐较为敏锐，但是也必须记住，对于任何痛苦也亦然。与动物比较，人所有的欲望是何等的强烈。人的情绪之深邃有力，与动物相比又是那样的迥异。——然而，人与动物二者之间，其最后所得的结果完全相同，不过就是健康、食、衣等等而已。

人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欲望，主要原因在于对未来及非当前的事物加以思考。这一点，对于人类的一切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亦即是忧虑、希望、恐惧等等的真正来源。——这种情绪影响到人，较之动物对于其所有当前的快乐及痛苦、所能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影响远为深刻。在回想、记忆以及预见的能力中，人就好像是一机械，能够将其快乐及忧愁凝集并储存起来。动物则全然没有如此的功能，所以，动物虽然屡遭同样的痛苦，甚至多到不计其数，可是当它们在痛苦之中时，仍然会像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痛苦。它们没有能力将其所有的情感综合起来，故它们总是无忧虑，温顺平静。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啊！人就不一样了，一切情绪皆因之而起。本是人与动物同样的快乐及痛苦的原素，一旦接纳，对于幸福及困苦的感受益发的敏锐，以致在一刹那间，当与快乐的境界接触，便可使之乐而致死，又会在那一刹间，坠入失望与自杀的深谷里。

如果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人的欲望增进其快乐。较之动物，起初其欲望也并不难以满足。但是，人们为了更多的享受，就蓄意增加自己的需求和数量。于是，一切繁华奢侈便应运而生：如食不厌精、使用鸦片及烟草、强烈的饮料（如酒类）、华贵的服饰以及其他一切高于其生存所需要的、不可胜数的什物。

此外，更有不同和特殊的快乐或痛苦的来源，结果必然也是痛苦的来源，这是人自行建立的。受人重视的自身价值也不能与之成比例，甚至超过其他一切乐事之总和。——这就是我称之谓的野心、恭敬以及羞恶之情感；换句话说，也就是人所设想的他人对本人所存在的意见究竟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议论纷繁复杂，莫衷一是，最后变成人所有一切努力的目标，而并非是根据肉体的快乐及痛苦而来。诚然，除了与动物所共同的快乐来源之外，人还有精神的快乐存在。这种精神的快乐，有着种种差别，从不值一提的草芥小事、仅资谈论的话题开始，到最高知识所取得的成就为止。反之，在苦恼方面，就会有百般无聊之事伴随而起。无聊之事仍是一种苦恼的方式，为动物在任何自然状态中所不会感觉的。只有其中最黠慧的，受人驯养之后，才会表现出依稀的痕迹来。而这在人，则就成为灾难了。多数可怜之辈，除了以使其钱囊充裕成为生活的目的之外，便无其他事物存在于脑中，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以无聊所生烦恼的特殊例证。此人所有的钱财就成了罚条，致使此人深受无事可作的痛苦。为求避免此般无聊，他们就得到各个方面去寻求消遣的法子。于是，他们四处出游寻觅，当到达某一处时，来不及下车，便急切了解其处有什么娱乐可寻。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乞丐寻求何处可觅食物毫无二致。真正地说，需要与无聊，为人类生活的两个极端。最后，对于性欲关系，我以为，人可谓自陷于一种特殊的制度之中，这种制度让每个人必定得择一人成为自己的配偶。此种匹配的感情，渐渐养成，乃至增加或减少其情欲上的爱，逐步成为痛苦多而快乐少的原因。

如果仅仅因思想提高就会使人类幸福及困苦的大厦发生广大高深的变化，岂不令人振奋！且建立于人与动物共有的苦乐上的狭隘的基础之上的大厦，竟让人经受如此强烈的情绪，如此之多的欲望之风波，及如此之甚的情感之震骇，致使其所受的苦恼，均可记载且又留痕迹于面容之上。然后，当人们恍然大悟时，才知道，人为之而奋斗的，竟与动物之所获相同，只不过动物的欲望与痛苦，比人要少得多而已。

到此时，足以增加人生苦恼的限度，比起快乐来则要大大地超过。又，人生痛苦的增加，使之每况愈下。这是因为在事实上，死的意义对于人类来说较为真切。动物之避免死亡，是出于本能，其实它并不知道死为何物，也就不像人那样，天性上常以死为念，并把这种想象总放在眼前。所以，虽然只有少数动物得以寿终，就其大多数而言，不过是能传种接代，纵有死期不算太早的，终究还是要让其他动物所食；——另一方面，人虽或有例外，还是以终其天年为多，——两相比较，动物仍然更有利益，要说理由，上面已经进行过阐述了。其实，人能得尽其天年的亦像动物那样，还属凤毛麟角，这主要是在于他们的生活不合于自然、劳累过度、嗜欲，逐步使人的种类日形退化，造成人生常不能达到目的就死。

与人相比较，动物唯以生存为满足；植物则更甚，全然不知生活之甘苦。人若视生活为满足的程度，正与其愚钝的程度成正比例。动物的生活，与人的比较，既带很少的苦，又带很少的乐。在这方面研究它的真正原因，在于动物根本没有什么忧烦、焦虑的折磨，它们对任何什么都从不抱有什么真正的希望。任何给予我们的最大限度并最得意的快乐，像心中对于未来幸福的期盼，对幻想的兴奋，等等，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想像力而来的，可是动物则没有这些。若动物脱离了忧虑，那么，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就无希望可言；动物的意识作用只限于眼前的存在，限于当前它所能见到的范围之内，动物就是即刻刺激的化身，在本质上，它所具有的畏惧与希望的原素，——并非一发而不可收——仅与当前的事物在冲动所能及的范围有关；至于人的视线之所系，则包括了他的全部生命，包括了他的过去与未来。

由此可见，与我们相比，在某一点上，动物却显示出了真正的智慧——即所谓的对于现在所享受的恬静快乐。这种现时所赋予的恬静心境，常使我们人感到羞愧，因为我们的思想及忧虑，常常搅扰着我们，使得我们不得安宁，且还不知足，不知所以。实际上，如上面所讲的，希望及预期的快乐，并非毫无意义。人对于特种满足所产生的希冀与期望，即属未来享受有关的真正快乐的一部分。但在其后，此种快乐便会遭到折损：但凡事情未至时，望之愈切，而一旦来到，满足则减少。动物所有的快乐，并非是其所预期的，所以不会遭折损。因此，它们对当前实际的快乐，圆满无亏，完整无损。又同样，动物对恶事的迫害，亦仅仅知道其真实固有的压力而来。至于人，则以其将至而畏惧，并往往成为其十倍难忍受的重负。

正因为动物有这样的特性，将其自身完全置于现在之中，致使增加我们对于它们的兴趣。在这种时候，动物这种被人格化了的现状，在多方面使我们知道了现在每一时刻的可贵，而去脱离烦恼与搅扰。只是，这种现时的可贵，却因我们存有的思想及先人的见解，而成为最不受人注意的事情。然而，人是一种自私自利且全无心肝的动物，除了为自身生活所必需外，就只会滥用动物所有的特性了，以此来供自己娱乐，并且还常常如此使用，以至于达到这种限度，即坐令动物除了仅有生命外，身无长物。鸟本来是可以飞游遍于世界的，却让人幽禁于一立方尺的空间里，它们虽然切盼自由，常鸣号以致慢慢死去，笼中之鸟，绝非能唱出快乐的歌来。当我看见人们虐待引为自己良友的犬时，见他们如何以锁链系住这种黠慧的动物时，我对这种动物就寄于了莫大的同情，反而对其主人则愤火中烧，深恶痛绝。

人类的苦恼，若以高尚的见解观之，则可视为是正当的，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对此的论述，但这种论述并不适用于动物。动物的苦恼，大抵皆由人而造成，虽然时常也会有非人力所能造成的。所以我们应该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为什么会有这种苦恼存在呢？天地间没有能使意志终止活动的，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去否定意志本身的存在并得到补偿。仅有一种说法可以用来说明动物的苦恼的，即：求生的意志，隐持于一切现象世界的后面。在兽道中，自相啖食，以满足其求食的欲望而已。求生的意志便这样造成了现象世界的等级，每一等级各害其下一个等级，以求自身的生存。然而我已经证明了动物所受苦的可能性，较人的为轻。若将动物的命运加以任何详尽的说明的话，那么实际上，要从其性质上说起，虽或不属于神秘，也将是一种假设。姑且此处就不再谈论此事，留着请读者自己去思索吧！

据说，梵天产生此世界，是由于某种错误而成的。为了补偿自己的过失，它便置身于这个世界之中，一直到设法能补偿了为止。如此说明了万物的起源，是多么值得称道！依照佛教的教义，世界的产生，是由于一些莫名其妙的骚扰，打破了涅盘天地的神圣的宁静，——这种变化的出现，则是由于一种定命式而成。须知此种说法，虽然可以解释为与物质科学范围内所持的理论，亦即把太阳的起源归结为由于太古时代不可思议的一线云雾导致，至于云雾又是如何形成，则无从了解，而究其根源，还真有一点道德上的意义存在。结果，由于道德上的重重过失，使此世界逐渐变坏，——物质上的秩序亦然——直至成为今日恐怖的状况。太好了！希腊人将此世界及诸神祗看作是不可思议的必然结果，这种说法犹可通过。在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说法之前，暂时只能以此为满足。再有，奥尔谟兹达与阿利曼①，是敌对的二神，常常战争不已，这样说并非坏事。然而一个像上帝如耶和华的神，由于纯粹的幻想而创造了这个苦难的世界，且乐此不疲，额手称庆，褒赞其成功，然后宣布凡物都是美好的，——这真是行不通的事。在说起宇宙之起源起，犹太教较任何宗教教义及有文化的民族所宣传的为逊色。正因为如此，也只有在犹太教的教义里才找不到任何灵魂不死的踪迹来。

①奥尔谟兹达（Ormazd）：释火教神话人物，主神，代表光明、真理、生命、善、在与另一释火教神话人物阿利曼（Ahriman）的斗争中保护人类创造美好的世界。后者恶神，统辖黑暗、罪恶和死亡，反对奥尔谟兹达。

附注：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年—1860年）德国哲学家。他继承了康德对于现象和物自体之间的区分。不同于他同代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取消物自体的做法，他坚持物自体，并认为它可以通过直观而被认识，将其确定为意志。意志独立于时间、空间，所有理性、知识都从属于它。人们只有在审美的沉思时逃离其中。叔本华将它著名的极端悲观主义和此学说联系在一起，认为意志的支配最终只能导致虚无和痛苦。他对心灵屈从于器官、欲望和冲动的压抑、扭曲的理解预言了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他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后期的散文式论述对后来哲学著作的诗意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A certain amount of care or pain or trouble is necessary for every man at all times. A ship without a ballast is unstable and will not go straight. (Arthur Schopenhauer. Geman philosopher)

Ipad的神话让一大批It厂商垂涎复制，TouchPad的夭折，Playbook的滞销，Xoom的遍体鳞伤才让大家慢慢意识到苹果的地位难以撼动。这不微软也欲欲跃试企图分一杯羹，Surface能扭转这种非死即伤的颓势吗？Ipad真的伤不起~本文试图结合一则“农业重金属”MV广告大片，从另一角度给这些厂商支招，兴许开辟出一条新的屌丝市场也未可知呢。

从营销角度：

营销学是用来辨识未被满足的需要，定义、量度目标市场的规模和利润潜力，找到最适合企业进入的市场细分和适合该细分的市场供给品。“接地气”是营销策划的关键因素，合理化与可操作才会避免“空”的市场营销。这则广告大片在接地气方面主要有这几种出色表现：（1）美女摆拍。（2）有沟必火。（3）融入生活。（4）情感演示。（5）劲爆热舞。（6）屌丝说唱。在这六大要素中，其中的最亮点应该算是“屌丝说唱”了，当墨镜屌丝男出镜的那一刹那，立刻拉近屌丝之间彼此的距离！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不安好，还是晴天！

从哲学角度：

回到开篇的话，这首MV广告大片还体现出了深刻的哲学内涵。“我们观察世界，到处都充满痛苦，都原于生活本身之需要，且不可分离。”这是叔本华著名的极端悲观主义价值观，如果心灵屈从于器官、欲望和冲动的压抑，则与“伤”得益彰；如果意志的支配最终只能导致虚无和痛苦，那么确实“不起”。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最强有力的阻碍人们发现真理的障碍，并非是事物表现出的、使人们误入迷途的虚幻假象，甚至也不直接地是人们推理能力的缺陷。相反，是在于人们先前接受的观念，在于偏见。这些虚假的先验之物—对抗着真理。它们就好像是把船只吹往与惟一的陆地相反方向的逆风。对此，船橹和风帆是无能为力的!“你的身边辣妹很多，而你偏偏选中了我”其实正是暗合着这种避免“先验”，预见真理的哲学。而“恩爱过后，就没在来找我”又反映了“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的辩证价值观。

从音乐角度：

“民族的是世界的”，本则MV大片有着多元的音乐曲风，堪称是内地流行音乐的经典曲目。由于屌丝说唱的加入，让这首音乐大片也有了些农业重金属的特征，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有中国特色的通俗流行歌曲。首先，风格是心灵的外观。这首歌曲曲风上大气而多情，真假声间游走的幽幽气息，疑似天籁，勾人魂魄，让人跟随着起伏的旋律徜徉在无尽的想象中。其次，多元的音乐形式。在形式上，这首MV大作舍弃了象征主义追求华丽堆砌装饰效果的糟粕，纯粹在幻觉中构筑意象，加入了大量说唱的元素，以一句句不可思议的“RAP”来增加冥想效应，这诗意般的神秘，让听者犹如堕入了幻境，如痴如醉难以自拔。丰富的音乐元素在其中也毫不互相牵制的发挥除了各自的最大能量。再次，难以抵挡的最炫舞曲风。享受音乐极速动感，慢嗨舞曲蠢蠢欲动。节奏感十足，鼓点平稳的舞曲旋律，大气磅礴的音乐与劲爆的热舞相得益彰，不得不说，他们开启了内地流行新纪元！

最后，让我来欣赏一下这则广告音乐大片吧：

后注：本文乏善可陈，仅为笔者臆想，不反应任何立场。

拜伦式的不幸

作者——罗素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 Russell, Bertrand Arthur William(Third Earl Russell)

性别：男 生卒年月：1872-1970 国籍：英国

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本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生于英国威尔士莫矛斯郡特雷莱克一个贵族世家。父母是思想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祖父罗素伯爵是辉格党（自由党前身）著名政治家，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曾两次出任首相。罗素年幼时，父母相继去世，他是在祖母照管和教育下长大的。家庭的自由主义传统和祖母的独立不羁的性格对罗素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罗素的童年很孤寂，他经常在家中荒凉失修的大花园里独自散步冥思，是大自然、书本和数学把他从孤独和绝望中拯救出来，特别是对数学的迷恋，成为他的主要兴趣。罗素一生兼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双重身份，以追求真理和正义为终生职志。作为哲学家，他的思想大致经历了绝对唯心主义、逻辑原子论、新实在论、中立一无论等几个阶段。他的主要贡献首先是在数理逻辑方面，他由数理逻辑出发，建立起来的逻辑原子论和新实在论，使他成为现代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对真理的求索中，罗素从无门户之见，善于向各方面学习，善于自我省察，不断修改自己的观点。但他又从来不是关在书斋里不问世事的学者。从青年时代起，他一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追求并捍卫社会主义。

所获奖项：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

 
正文：
 
　　正像人类历史的许多时期一样，今天，在我们中间有许多聪明的人总以为自己已经把所有早年的热情看透，从而确信再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正在变得极为普遍。他们虽然并未得到真正的幸福，却为这不幸感到庆幸；他们将这归之于宇宙的本质，认为这是开明人士应持的唯一可取的理性态度。他们对自己的不幸的夸耀，使那些较少世故的人对其真诚表示怀疑，认为对痛苦表示欣赏的人实际上并不痛苦。这种看法过于简单。这些受难者无疑在他们的优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这不足以弥补纯朴快乐的丧失。我个人从不认为，不快乐还有理性、优越可言。聪明的人只要情势许可，是会感到快乐的，如果他发现对宇宙的思考一旦超过了某一极点就会使人痛苦，那么，他就会转而考虑别的问题。这就是我在本章所要说明的观点。我想奉劝读者请君，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理性都不会将禁令加诸幸福；不仅如此，我还坚信，那些真心诚意地把自己的哀怨归之于自己对宇宙的看法的人，是本末倒置了。事实是，他们之所以不幸，是出于一些他们并不了解的原因，而这种不幸便使得他们去思索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那些惹人不快的方面。

　　对当代美国人来说，我准备讨论的观点早已由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先生在他写的《现代性情》一书中表述过了。对我们的祖辈来说，则是拜伦的观点；对于所有时代来说，则是《布道书》一书作者的观点。克鲁奇先生说：“我们的事业是一种失败了的事业，在大自然的世界中，我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对成为人类感到遗憾。我们宁愿作为人死去，也不愿像动物一样地活着。”拜伦说：

　　这世界给予的乐趣没有一个像它带走的一般快活，当早年思绪的光芒在情感的隐隐褪色中渐渐淹没。

　　《布道书》的作者说：

　　我羡慕那些已死的人，他们比活着的人幸福多了。但是，那尚未出生，尚未看见过世上所发生的不公正的一切的，比上述两种人都幸运。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在回顾了生活的乐趣之后都得出了忧伤抑郁的结论。克鲁奇先生生活于纽约最高层的知识分子圈里；拜伦畅游过赫勒斯滂，且有过许许多多的风流韵事。《布道者》一书的作者追逐过的快乐更是多种多样，他饮酒作乐，欣赏音乐，“凡此种种”，他建造水池，他拥有男仆女佣，甚至仆人也在他家里传宗接代。即使在这种种情况下，他的智慧也并没有离他而去。然而他将这一切，甚至他的智慧都看成一团虚化而变化，但是它不会随着争辩而有所改变。我自己也曾有过这种情绪，似乎一切都是空虚；我摆脱这种情绪，不是通过任何哲学手段，而是由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需要所促成。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会觉得不快但你不会感到一切都是空虚；你感到，孩子的康复是讲理所当然要关心的大事，而人生是否有终极价值这类问题，你根本不会去理会。一个富人可能会、而且常常会觉得一切皆空虚，不过要是他正巧丢了钱，他就会感到，下一顿饭绝不是空虚的了。这种情感来自于自然需要的太容易满足。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对一定量的生存竞争较为适应，而在占有巨大的财富却不需付出任何努力时，在他的一切奇怪念头极易得到实现时，单是生活中这一努力的缺失就使他失去了幸福的一个根本要素。一个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往往会认为，愿望的满足并不能带来幸福。如果他有点哲学思辩的气质，他便会得出结论：人生的本质就是不幸，因为拥有了自己所要的一切的人并不幸福。他忘记了，需求对象的残缺不全，正是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关于情绪我只谈这些。然而，在《布道书》中，也有一些理性的探讨。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不溢。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陈年旧事无人追念。我讨厌在阳光下所做的一切；因为我不得不把一切留给后人。

　　如果把上面这些观点用现代哲学家的风格来表述的话，那很可能是这样：人永远在辛勤劳作，物质处在永恒的运动之无。我试图辩明智慧和愚昧，知识与狂妄；但是，我发现这只不过是精神的作茧自缚。智慧越多、烦恼越重；学问越博，忧患越深。他的智慧似乎令他生气，他想摆脱它，却未能成功。我在心底呐喊：“快来吧！试一试快乐，享一享幸福！”但是，看哪，这也是空虚！但智慧仍缠绕着他。我心想：“笨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即使聪
　　明过人，又有什么益处呢v’我的答案是，不，一切都是空虚！”因此，人生对我毫无意义，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事只地使我厌烦，一切都是虚无，一切都是精神的作茧自缚。

　　对文人来说幸运的是，人们不再去读很久以前的东西了；因为一旦读了这些书，便会得出结论，说不管关于水池有人曾经发表何种议论，新的书籍的撰述必定空虚。假如我们可以表明卜布道书》的教义并不仅仅为聪明人所独有，我们就不必为后来出现的表达同样感情的词句而困扰了。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必须区分开情绪与理智的表述。同情绪是没有必要展开争辩的，因为它会随着某一幸运的事件，或者我们身体状况的变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后来的新事物同逝去的旧事物之间没有什么差异。一个人死去，他的后代收获他的劳动果实；河流奔向大海，但是河水却不允许呆在海里。如此周而复始、无尽期、无目的，人类和万事万物在这个循环中生生死死，没有进步发展，没有永恒的收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河流如果有智慧，就会呆在原地，止步不前。所罗门如果有智慧，就不会种植果树，而让他的儿子坐享其成。
 
　　但是如果处在另一种情绪之下，这一切看上去就会完全不同。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么？那怎么解释摩天大楼、航空飞机和政治家们的广播演说？所罗门何曾知道过这些？如果他可以通过无线电广播收听到希巴皇后从他的领地回去时对臣民们的演说，这难道不是对处身在无用的树不池塘间的他的一个安慰么？如果他拥有一个新闻剪辑机构，通过它他可以了解到报纸是如何报道他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后宫的舒适安逸、那些同他辩论的圣哲们的狼狈困窘，他还会坚持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么？也许这些东西并不能彻底治好他的悲观论调，但他至少会来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克鲁奇先生对我们时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太多了！如果不管新事物的出现还是它的消失都同样令人烦恼的话，那很难说两者都是使人绝望的真正原因。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江河都奔向大海，而大海却从不满溢；江河来到它们发源之处，在那里它们又回来了。”把这当作悲观主义的根据，于是便假定这种旅行是不愉快的了。人们夏天来到疗养胜地，然后又回到他们的原来的地方。这并不能证明夏天去疗养胜地是无益之举。

　　如果河水具有感情的话，它们很可能会像雪莱诗中的云一样，享受着这种冒险性的循环的乐趣。至于把财物留给后代的痛苦的问题，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从继承人的角度看，这显然并不是什么大的损失或灾难。所有的事物在自身内部不断承传这一事实也不能成为悲观论的理由。如果继之而起的是更坏的事物，那倒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随之而来的事物是更美好的，那就应该是乐观论的理由了。然而，就像所罗门所认为的那样，如果继承的事物同原来的事物一模一样，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它呢？这不是使整个过程都失去了意义么？当然不是，除非循环的各个阶段本身是令人痛苦悲伤的。只注视着未来，认为今天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它将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有害的习惯。没有局部性的价值，也就没有所谓的整体性的价值。生活不应被看作这样一种情节剧，剧中的男女主角经历难以想像的不幸之后，最终以圆满的结局作为补偿。我活着有我的活法，儿子继承了我，他有他的活法，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这一切又有什么悲剧可言？相反，如果我永生不死，那么生活的乐趣必定最终会失去吸引力。代代相继，生活将永远焕发青春活力。我在生命之火前烘暖了双手；火焰渐渐熄灭，于是我准备离去。这种态度与对死亡的愤接态度一样，是很合乎理性的。因此，如果情绪决定于理性，快乐和绝望就都有着同样的理由。《布道书》是悲剧性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性情》一书则带有哀怨色彩。克鲁奇先生之所以哀怨，根本上是因为中世纪以及稍后一些时代所认同的事物准则都崩溃了。他说：“当今这一时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幽冥世界的鬼魂四处游荡；它不熟悉自己所属的世界。它面临的困境就像一个青少年遇到的困境一样，一旦离开了童年时代经历的神话世界，就不知道如何引导自己走向何方。”这一情况完全适用于一部分知识分子，这些人爱过文化教育，却对现代世界一无所知。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把信仰建立在情感之上，他们因而不能摆脱童年时代寻求安全保护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科学世界难以得到满足的。克鲁奇先生同大多数文化人一样，为这种认为科学没有实现它的诺言的思想所困扰。他当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诺言是什么，但他似乎认为，达尔文、赫肯黎等人在60年前对科学的期望，至今没有实现。我认为这完全是谬论，是这些不愿意自己的专长被人鄙视的作家、牧师们生造出来的。现今的世界上确实存在许多悲观主义者。当许多人的收入减少时，悲观主义者就会增加。克鲁奇先生是真正的美国人，而美国人的收入总的说来由于战争增加了；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知识阶层遭受过巨大的苦难，每个人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惶恐不安。这类社会因素对一个时代的情绪的影响，较之其对有关世界本质的理论的影响来，远远要大得多。很少有几个时代比13世纪更令人绝望了，除了皇帝和少数几个意大利贵族之外，被克鲁奇先生如此惋悼的信仰在那时几乎为所有的人所坚信。因此罗吉尔·培根①说：“我们这一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有着更多的罪恶统治这个世界；而罪恶与智慧是水火不相容的。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的现状，用心地思考一番，我们会发现太多的堕落和腐败；而这首先是在上的太君。……连荡纵欲使整个宫廷名誉扫地，美餐暴食位居其首。……如果这是人君的所作所为，那么其统治成员又怎样？看看那些高级教上吧：他们在怎样追金逐银，对灵魂的拯救则嗤之以鼻。……让我们想想宗教的戒规：言出必行。看看他们堕落得又有多深，一个个从自己的尊严处跌落。（修道士的）新戒规的最首要的尊严已经受到了可怕的腐蚀。整个牧师阶层都在追逐荣耀、淫荡和贪婪：无论这些牧师聚在何处，比方说在巴黎和牛津，他们之间的争三吵闹以及各种罪恶的丑闻便会传遍整个世界。……谁也不在乎自己干了什么，更不顾手段如何阴险狡诈，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就行。”在谈及远古时代的异教贤人时，他说：“他们的生活比起我们来，不知要好过多少倍；无论是在文明礼仪，还是对世俗社会的鄙视上。他们欢快。富足、荣耀。这一切在亚里士多德、塞内加、图里及阿维森纳、阿尔法拉比乌斯、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著述中都可以读到。这样，他们不仅得到了智慧的奥秘，而且发现了所有的知识。”罗吉尔·培根的这些观点是和他同时代的文人学土的观点一致的，他们中没有一个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喜欢。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悲观论调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因。原因就在于战争、贫困和暴行。

　　克鲁齐先生最为感伤的章节之一是关于爱的问题的。事情似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爱情评价很高，而我们这些具有现代复杂意识的人则已经看穿了它。“对疑心重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爱情执行着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只有被抛弃了的上帝才会具有。面对爱情，许多甚至最为顽固不化的人，时间也变得神秘莫测了。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某种事物，这种事物唤醒了他们头脑中的独特的虔诚意识；而且他们感到，哪怕在生命的深处，都应该奉献出那不容置疑的忠诚。对他们来说，爱情就是上帝，为之不惜牺牲一切。同时，爱情应像上帝一样，它通过赋予生活以一种尚未得到解析的意义，来奖赏信仰者。我们——比起他们来——已经习惯了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但却没有习惯于一个无爱情的世界；我们只有习惯于这个无爱情的世界时，才会理解无神论究竟意味着什么。”奇怪的是，我们时代的年轻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与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差异竟是如此之大。我记得两位老太太，她们都是那个时期某些方面的典型人物。我从小就熟悉她们。一位是清教徒，另一位是伏尔泰门徒。前者抱怨道，关于爱情的诗歌实在太多了，而爱情其实是个没有意义的话题。后者则指出：“没有谁能够反驳我。我一再重申，破第七诫不如破第六诫那么坏，因为不管如何，这总要取得对方的同意才行。”这两种观点同克鲁奇先生所刻划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观点大异其趣。他的意见显然来自某些作家，这些作家同他们所处的环境一点儿也不合拍。最好的例子，我想莫过于罗伯特·布朗于了。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爱情观里有点迂腐气味。

　　感谢上帝，他最卑微的美安众生自夸灵魂有两面，一面对着苍天，一面显示给他心爱的女人！

　　这就是说，对待整个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态度便是战斗。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是残酷的，布朗宁会这么回答。我们则会说，因为这世界不会如你所想的那样接受你。一对夫妇可能会结成像布朗宁夫妻那样的相互敬慕的社会。不管你的劳动值得称赞与否，如果有一个人时刻陪伴着你，不停地夸奖你，那总会是一件很讨人喜欢的事儿。当布朗宁责备菲茨杰拉德竟没有胆量称赞《奥罗拉·利》一诗时，无疑他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个真正可靠的伴侣。我不觉得这种双方的批评功能的完全缺失是值得称赞的。这与恐惧感、以及试图在遭到无情的。公正的批评时寻求庇护的欲望紧密相关。许多老单身汉会从他们自己家里获得同样的满足。我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得太久，按照克鲁奇提出的标准，我是难以成为现代人了。无论如何，我绝对没有丧失对爱情的信仰，但是我所信仰的这种爱情，却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羡慕的。这种爱充满历险并且明若观火，在它给予善的知识时，并没有把邪恶遗忘，更不去故作神圣纯洁。把这些特征归诸那种为人崇尚的爱，乃是性禁忌的结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大多数性活动是邪恶的，于是不得不将一些夸张言词贴在他所认同的那种爱上。那时候的性饥饿比现在厉害得多，这无疑更使人夸大性活动的重要性，正如苦行僧们所做的那样。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混乱时期，许多人抛弃了旧的准则，却还没有获得新的准则。这给他们带来了许多麻烦。由于潜意识中他们仍然信奉旧的准则，所以当这些麻烦到来时，便产生了绝望、悔恨和愤世嫉俗的心理。我不认为发生了这种情况的人是很多的，但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畅言无忌的人。我想，要是把今天的成功的年轻人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种人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比起60年前来，今天的青年享有更多的爱情幸福，对爱情价值也有更为真诚的信仰。某些人走向债世嫉俗的原因是，旧观念对无意识的压抑统治，以及理智的伦理道德的缺失，而今天人们正是据此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解决的办法不在于对过去的哀悼、怀念，而在于以一种勇敢的态度去接受现代世界的现状，下定决心，把各个阴暗角落里的、已为人所摒弃的迷信思想铲除干净。

　　要简略地说明人为什么重视爱情是很难的，不过我还是乐意一试。爱情之所以引人重视，首先在于——这一点虽然并不是爱情的最大价值，但却为其他一切价值所必需——它本身是快乐的源泉。

　　哦爱情！他们太错怪你了
　　说什么你的甜蜜便是忧伤，
　　当你结出丰硕的果实
　　还有什么比它更为甜蜜芬芳。

　　这几句诗的匿名作者并不是在给无神论寻找答案，也不是为宇宙寻找钥匙；他不过是在自我陶醉。爱情不仅是快乐之源，它的丧失也是痛苦之源。其次，爱情之所以被人称颂，还因为它能给所有最美的事物带来更高的价值，如音乐、高山日出、皓月当空的大海。一个从来没有和他喜爱的女子一起享受过好事物的人，便不能充分体会出这些事物所具有的无穷鞋力。同时，爱情还能打碎自我的坚厚外壳，因为它是一种生物本能的合作，在实现对方的本能目标时，需要双方共同的投入。在不同的时期，有过各种形式的独身主义哲学，有的高尚，有的并不那么高尚。斯多葛主义者和早期基督徒认为，个体能够实现人生的最高的善，这只要通过自己的意志就行，而不要整个人类的帮助。有些人把权力当作生活的目的，有些人则把个人享乐当作生活的目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所有这些都是独身主义哲学，即提倡每一个单独的个人通过自己便可达到善的境界，而不一定需要或大或小的群体的努力。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观点，不管是在道德理论方面，还是在人的本能的积极表现方面，都是不对的。人的生存有赖于合作，况且大自然赋予了人——虽然尚有不足之处——这种本能器官，通过它，合作所需要的友谊才能产生。爱情是导致合作的首要的和最为普通的形式；那种曾经用心体验过爱情的人，是不会满足于这种哲学的，即主张勿需所爱的人的合作也能达到最高的善的境界的哲学。在这一方面，父母情感甚至更为强烈，但父母情感至多不过是父母之间的爱情结晶。我不谎称最高形式的爱情是普遍的，但我可以肯定，最高形式的爱所揭示的价值一定还未为人知晓，怀疑论也并未触及这一价值，虽然那些怀疑论者无此能力，但他们却错误地把自己的无能归之于怀疑主义。

　　喜爱是永恒的火焰，
　　在；、灵里永远燃烧；
　　从不倦意，从不熄灭，从不冷却，
　　从不对自己厌恶烦恼。

　　下面我来谈谈克鲁奇先生对于悲剧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亚的《阵尔王》要逊色得多，对此我完全同意。“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天赋，也不能将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用以创作出他的作品的原材料——他的人类尊严观念，他对人类情感重要性的意识，他对人类生活的广阔性的洞察——这一切没有也不会存在于易卜生那儿，因为它们即使在地的同时代人那儿没有也不可能存在。随着世纪的交替，神低、人类和自然都令人莫名其妙地缩小了。这不是因为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信念促使我们寻找平庸的人们，而是因为人类的平庸通过某一过程加到了我们头上，正是这同一过程，导致了我们的想像力据以证明自身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毫无疑问，旧式的专以描写五公贵族及其悲哀的悲剧不再适合于我们的时代了。当我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无名之辈的悲哀时，效果当然就不一样了。然而，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的倒退落后，正相反，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再把某些个人看作伟人，似乎只有他们才拥有悲剧激情，其他所有的人则只勤劳苦作，以便产生出少数人的伟大崇高来。莎士比亚说过：

　　乞丐死的时候，天上不会有慧星出现；
　　君王之死，苍天也为之感念。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这种观点即使不完全被人信崇，至少表白了一种实际上很普遍的、为莎士比亚本人从心底里认同的看法。因此诗人辛纳之死的喜剧性的，而凯撒、布鲁国和卡修斯的死则是悲剧性的。对我们来说，个体之死已失去了普遍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种不仅体现于外部形式中，而且深入了我们的信念之中的观念。因此，今日的大悲剧不是与个人、而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以恩斯特·托勒的剧本《大众与人》为例，我并不认为它比得上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产生的最优秀的作品，但是我确信它是经得起比较的；它是崇高的、深造的、实际的，它关注英雄行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用怜悯和恐怖净化读者的心灵”。由于旧的技巧、旧的传统必须被人抛弃；但又不能代之以平庸之物，因而像《大众与人》这种现代悲剧的例子还是很少见的。要写悲剧，作者必须有悲剧的情怀。要有悲剧的情怀，他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仅用自己的心灵，还得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去体验。克鲁奇先生在他的书中不断地谈到绝望，人们不禁为他对悲惨世界的英雄式的接受所感动；但是他的悲惨世界乃是基于这一事实，即面对新的刺激，他和大多数文人还没有学会如何去感知旧的情感。刺激当然存在，但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小圈子与社会生活之间没有重要的接触，而人的情感要想有一种严肃的深度，要使悲剧情感和真正的幸福感得以产生的话，这种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对那些才华横溢但又迷们困惑、无所适从的年轻人，我的告诫是：“放弃创作的企图，相反地，尽量一字不写。走进大千世界；去做一个海盗、一个

　　波罗之王、一个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工吧；去寻找这样一种生活，去找到这样一种存在方式，让基本的体力需要的满足占据你的全副精力吧。”我并非向一切人，而只是向那些患有克鲁奇先生所诊断出的疾病的人，推荐这一实践课程。我相信，经过几年这样的生活，这位以前的知识分子就会发现，不管他如何努力遏制自己，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写作了。这时，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了。

 
结：罗素的主要思想
 
一、 关于美好人生

美好人生中，爱和知识是必须的。在某种程度上爱更为重要。爱将激励我们去寻求知识，从而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使我们所爱的人获益。

如果没有知识，我们可能相信道听途说，好心做了坏事。
最完美的爱是欢喜和美好愿望不可分割的统一。没有美好愿望的欢喜可能是残酷的和自私的；而没有欢喜的美好愿望又可能会是冷漠和高傲。

爱能使人的欲望变得协调，而非冲突。两个相爱的人可以成败与共，而相恨的人，一方的失败则是另一方的成功。
 
二、 关于金钱崇拜

金钱崇拜指的是一种信仰，即认为一切价值都要用金钱来衡量，金钱是人成功与否的惟一尺度。
这种错误的成功理念引导人们残害了自己的本性，降低了人生的快乐，增加了紧张的感受，使整个社会变得消极、厌倦、缺乏幻想。使人心中一切伟大愿望陷于沉寂。
 
由于惧怕失去金钱，从而使人有了更多的忧虑和烦恼，使人把获得幸福的能力消耗殆尽。

三、 关于欲望

蟒蛇嘱饱之后就会开始睡眠，除非到了需要另外一餐之后，决不会醒来。而人则不一样。人吃饱之后，绝不会就由此满足，反而更为欲望丛生，生机勃勃。

人的欲望有四大种：贪婪、竞争、虚荣、权力

贪婪是一种巨大的动机，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财富或财富的控制权。无论你拥有多少，你总是希望得到更多，永远不会满足。

如果说贪婪是渴求比原有的多得多，而竞争则是比别人的多得多。如果竞争比贪婪更为强烈，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与管理，那么这个世界将成为最不幸的地方。

虚荣是一种有巨大潜力的动机，它是人们内心深处一种最重要的欲望，它的表现形式多样。虚荣带来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自我不断地膨胀。

权力欲近似于虚荣，但有所不同。满足虚荣心的是荣誉。拥有荣誉却拥有权力较之拥有权力而不拥有荣誉是件容易的事。拥有权力的人可以管制仅有荣誉的人，而仅有荣誉的人却不能管制有权力的人。所以对于有野心的人，权力欲更为强烈。在权力欲的驱使下，人更热衷于施加痛苦而不是使人快乐。拥有权力的人在对别人说“不“的过程中比同意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正因如此，权力欲成为一种危险的动机。

四、 关于自由

自由之路上有两大障碍：物质的和社会的。

自由的实现有些需要是基本和必须的，如：食物、饮料、衣物、健康、性、关怀等。这些基本需要中有一种得不到满足，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对于自由而言，任何一种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快乐都值得珍视。

我们可以通过两大途径达到自由的目的：提高追求自由的目标的能力和降低期望的水平。
 
工业社会一方面提高了人们追求自由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又使人们不断产生新的渴望。人们对自身的力量越来越自信，认为无所不能。这使得现代人对自己越来越不满，离自由越来越远。比如开始还只是抱怨买不起汽车。可一旦买了汽车又为买不起私人飞机而耿耿于怀。

当一部分人还不得不为得到自由的必须品而发愁时，如果另一部分人在享受奢侈品，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来剥夺一些人的奢侈品来满足另一些人的必须品。当然我们并不赞成对那些并非以牲牺他的为代价所获得的财富进行干涉。
自由必须以平等为前提。而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只能是“引起最少嫉妒的安排”。
真正的自由在思想主张、科学知识、文化艺术方面较容易实现。因为在这些方面的占有并不会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在经济学领域里，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总是在所难免。

所以我们在经济领域里的自由是喊错了地方。那些在经济领域里的胜利者正企图在精神和道德领域运用他们的经济力量。

思想的自由最基本的条件是不因观点的表达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九四五年的一天，克力富兰的孤儿院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女婴，没有人知道她的父母是谁。

她孤独地长大，没有任何人与她来往。

直到一九六三年的一天，她莫明其妙地爱上了一个流浪汉，情况才变得好起来。

可是好景不长，不幸事件一个接一个的发生。

首先，当她发现自己怀上了流浪汉的小孩时，流浪汉却突然失踪了。

其次，她在医院生小孩时，医生发现她是双性人，也就是说她同时具有男女性器官。

为了挽救她的生命，医院给她做了变性手术，她变成了他。

最不幸的是，她刚刚生下的小女孩又被一个神秘的人给绑走了。

这一连串的打击使他从此一蹶不振，最后流落到街头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直到一九七八年的一天，他醉熏熏地走进了一个小酒吧，把他一身不幸的遭遇告诉了一个比他年长的酒吧伙计。

酒吧伙计很同情他，主动提出帮他找到那个使‘他’怀孕而又失踪的流浪汉。

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参加伙计他们的‘时间旅行特种部队’。他们一起进了‘时间飞车’。

飞车回到六三年时，伙计把流浪汉放了出去。

流浪汉莫明其妙地爱上了一个孤儿院长大的姑娘，并使她怀了孕。

伙计又乘‘时间飞车’前行九个多月，到医院抢走了刚刚出生的小女婴，并用‘时间飞车’把女婴带回到一九四五年，悄悄地把她放在克力富兰的一个孤儿院里。

然后再把稀里糊涂的流浪汉向前带到了一九八五年，并且让他加入了他们的‘时间旅行特种部队’。

流浪汉有了正式工作以后，生活走上了正轨。并逐渐地在特种部队里混到了相当不错的地位。

有一次，为了完成一个特殊任务，上级派他飞回一九七零年，化装成酒吧伙计去拉一个流浪汉加入他们的特种部队。

……

14岁的少女苏菲某天放学回家，收到了神秘的一封信——“你是谁？世界从哪里来？” 从这一天开始，苏菲不断接到一些极不寻常的来信，世界像谜团一般在她眼底展开……

你是谁？

她怎么会知道？不用说，她的名字叫苏菲。

但那个叫做苏菲的人又是谁呢？她还没想出来。

如果她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呢？

比如说，如果她叫做安妮的话，她会不会变成别人？

这使她想起爸爸原本要将她取名为莉莉。

她试着想象自己与别人握手，并且介绍自己名叫莉莉的情景。

但觉得好像很不对劲，像是别人在自我介绍一般。

她跳起来，走进浴室，手里拿着那封奇怪的信。

她站在镜子前面，凝视着自己的眼睛。

“我的名字叫莉莉。”她说。

镜中的女孩却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无论苏菲做什么，她都依样画葫芦。

苏菲飞快地做了一个动作，想使镜中的影像追赶不及，但那个女孩却和她一般的敏捷。

“你是谁？”苏菲问。

镜中的人也不回答。有一刹那，她觉得迷惑，弄不清楚刚才问问题的到底是她，还是镜中的影像。

苏菲用食指点着镜中的鼻子，说：“你是我。”

对方依旧没有反应。于是她将句子颠倒过来，说：“我是你。”

……

《苏菲的世界》（Sophie’s world）是一本关于哲学史的小说，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1994年获德国青少年文学奖与最优秀作品奖，作者乔斯坦·贾德。本书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苏菲的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经过，揭示了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历程。由前苏格拉底时代到萨特，以及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黑格尔等人的思想都通过作者生动的笔触跃然纸上，并配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以解释，引人入胜。评论家认为，对于那些从未读过哲学课程的人而言此书是最为合适的入门书，而对于那些以往读过一些哲学而已忘得一干二净的人士，也可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该书自1991年出版发行之后，长期雄踞各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世界上已有35个国家购买了该书的版权。截止到1995年5月，该书德文版的销售已达120万册的天文数字。一部《苏菲的世界》就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人类哲学史。它不仅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敬仰与赞叹、对人生意义的关心与好奇，而且也为每一个人的成长——使生命从混沌走向智慧、由困惑而进入觉悟之境，挂起了一盏盏明亮的桅灯……

作者介绍

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是一位挪威世界级的作家，1952年8月8日出生于挪威首都奥斯陆，大学时主修哲学、神学以及文学，并于奥斯陆大学得斯堪那维亚文学系挪威文组的学位，曾担任文学与哲学教师，自198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以来，已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北欧作家。其后10年在芬兰教授哲学，于1991年他成为一位全职作家。1991年《苏菲的世界》出版后，成为挪威、丹麦、瑞典和德国的畅销书，销量达到300万册。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购买了该书的版权。 乔斯坦·贾德擅长以对话形式述说故事，能将高深的哲理以简洁、明快的笔调融入小说情境。他的作品动人心弦，启发无数读者对个人生命、对历史中的定位以及浩瀚宇宙的探讨。乔斯坦·贾德除致力于文学创作，启发读者对于生命的省思外，对于公益事业亦不遗馀力。他于一九九七年创立“苏菲基金会”，每年颁发十万美金的“苏菲奖”，鼓励能以创新方式对环境发展提出另类方案或将之付诸实行的个人或机构。乔斯坦·贾德的作品有：

·1986《贾德的20堂课》（又名《贾德谈人生》）（The Diagnosis and Other Stories）

·1987《没有肚脐的小孩》（The Children from Sukhavati）

·1988《青蛙城堡》（The Frog Castle）

·1990《纸牌的秘密》（The Solitaire Castle）

·1991《苏菲的世界》（Sophie’s World）

·1992《伊丽莎白的秘密》（The Christmas Mystery）

·1993《西西莉亚的世界》（Through a Glass, Darkly）

·1993《圣诞的故事》（story of christmas）

·1993《谜语》（Riddle）

·1993《虚伪的生命》(life of hypocritical）

·1993《生命的目录》（directory of life）

·1994《永恒的灵性》（Eternal spiritual）

·1996《我从外星来》（又名《喂，有人在吗？》）（Hello? Is Anybody There?）

·1996《主教的情人》（Vita Brevis）

·1999《玛雅》（Maya）

·2001《马戏团的女儿》（The Ringmaster’s Daughter）

·2003《橘子少女》（又名《橙色女孩》）（The Orange Maid）

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萨特

萨特拒领诺贝尔奖声明：

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的酝酿。我在十月十五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科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有决定。这时我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科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给发了），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科学院做出了决定，他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科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持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让-保罗·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连进去。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

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胜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聂鲁达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本国却是一本禁书。人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通过相似的举动来获得平衡。倘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签署“一二一人权宣言”的时候，那我将十分感激地接受该奖，因为它不仅给我个人，而且还给我们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可惜这并没有发生，人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把该奖授予我。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它在于有权利拥有不止一双鞋和有权利吃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科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地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做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见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做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科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只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 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我不得不做出的拒绝感到十分为难。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

《萨特传》

“我的深层实在是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人，无论是给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金，都并没有资格来授予。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其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我认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给我的荣誉，因为它们是抽象的，从没有对准我。我完全反对诺贝尔奖，因为它把作家分成等级。如果15世纪或者16世纪就有诺贝尔奖，我们就会看到，克莱芒?马罗得了奖，而康德没有得到它──他本应该得到的，但因为混乱或因为评审团的某些成员做了这事那事，这奖没有给他──当然，维克多?雨果可能得到它，等等。这时，文学好像完全被规定、安排在一种等级制度中。”

“我发表了《词语》，他们认为它值得一看，一年后就给了我诺贝尔奖。对他们来说，这就给了我的作品一种新的价值。但人们本该在一年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在我还没有发表这本书时，我的价值就要小些吗？这真是一种荒谬的看法。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适合于想把一切都变成自己体系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社会。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当。我非常喜欢海明威，我个人也认识他，我在古巴同他见过面。但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跟他名次相当或在对他的关系中应该排在何种名次上。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

萨特简介——

让-保罗·萨特，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

萨特生活——

萨特是个勤奋的人。除了去世前几年间因半失明而辍笔外，他一生中从没有停止过写作。与许多人把笔耕看成是一种苦役不同，萨特把它当作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一种人生的基本支撑点。他这样说：“我没办法让自己看到一张白纸时，不产生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欲望。”

萨特与他的勤奋和声望不相称的是，他的物质生活极其简陋粗淡。在这方面，他是本质先于存在。他的收入并不少，有时甚至有成百万的钱在口袋里。但他乐施好舍，不知经纪，加上视财富如粪土，再多的钱也放不了几天。 萨特在巴黎最后的住处在爱德加·基内大街２９号，第１０层楼上。从楼上能望见他长眠的公墓。那是个很小的被称之为“悲惨”的套房，现在已换了房客，没有任何关于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的标志。即使保留原貌的话，里面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少的不能再少的旧家具，几个烟灰缸，小半架子零乱的书。这个生前对身外之物极端不在乎的人，对死后人们如何纪念他也同样不在乎。
终生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法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女权主义者，著有《第二性》）

萨特一直和波伏娃同居，他俩结识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两人的爱情建立在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爱好上。萨特去世后物，波伏娃为他写过一部回忆萨特的作品《永别的仪式》，死后和萨特一起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萨特生平——

萨特于1905年6月21日生于法国巴黎的富裕阶层家庭。父亲让-巴浦蒂斯特·萨特是海军工程师。在萨特1岁零3月去世。四岁时萨特由于角膜翳导致右眼斜视。这使得他的相貌在有的人看来有些丑陋。母亲是安-玛丽 萨特(婚前姓史怀哲)在萨特父亲去世后带着萨特前往阿尔萨斯，在做法文教师的外祖父家里生活，尽管他日后排斥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祖父家里的知识氛围让萨特在写作和文学上受益很多。而据说他读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

萨特最初在蒙田公立学校上学，在祖父的要求下校长让萨特直接上8年级(最低年级是10年级预备班)，但很快以基础太差而被要求从10年级开始就读。祖父则在一气之下让他退了学。请老师在家给他上课。这使得萨特接触同龄人的时间被推迟了几年。10岁萨特进入巴黎亨利四世公立学校，后来转到了拉罗舍尔公立学校，3年后，他又随外祖父重新就读亨利四世学校。在就读了2年后家里让他转到了路易大帝学校。因为后者的文科预备班可能要好。不久萨特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攻读哲学。在这期间，萨特读了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主要著作。这对他后来有了不小的影响。巴黎高师每年的戏剧演出活动，这使萨特开始重新对戏剧喜好起来。并写了他的第一个独幕剧《我将有一个好的葬礼》。萨特在大学期间通过朋友关系认识了在巴黎大学就读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后来被称为萨特的“终生伴侣”。当时他们都在准备中学教师资格考试。

1929年，萨特萨特在一个气象台里服兵役，为期1年半。1931年4月，萨特去了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La Havre)，在高中教哲学，同时写作小说和哲学论文。

1933年，萨特前往柏林，进修胡塞尔的现象学。1934年，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或译《自我的克服》)(《Transcendance de l’Ego》)一文。1936年又发表了《影像论》(或译《想象》)(《L’Imagination》)这是萨特对现象学研究后的论文。

1936年萨特完成了一部关于偶然性的文学作品的第三稿。萨特将它定名为《忧郁》，起初这篇稿子被出版社拒绝。后又几经周折，在朋友的帮助下出版社终于又重新接受了这份作品。但名字建议改为《恶心》（Nausea）。1938年4月，《恶心》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虽然不是特别畅销，但评论界反应不错。有人把萨特和卡夫卡相提并论。称他为法国的卡夫卡。萨特认为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是他写的最好的书。

在小说《恶心》出版之前，萨特得到了出版社的几个短篇的约稿，于是《墙》、《艾罗斯特拉特》和《不自在》相继发表。而《房间》和《亲密》也都接近完稿。伽利玛出版社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艾罗斯特拉特》、《墙》等其他几篇已经发表的小说合在一起，作为小说集《墙》出版。这本小说集非常受欢迎。萨特也真正的开始有名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