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几何，当代艺术，数学，机械，学术。

　　这一篇是对“深层原因”探究，包括四个部分，顺序是：一、几何学在西方文化中的结构意义；二、机械逻辑与现代设计缔造的几何化物质世界；三、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与现代艺术之父塞尚；四、宋应星：中国的狄德罗？。前三个部分探讨几何抽象的催生要素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线索与逻辑关系，第四部分是通过两个相似各案的对比证明几何抽象的结构性短缺在中国的必然性。由于本人也属于中国科盲文人大军中的一员，因此难免在生疏的领域漏洞百出。但由于“源代码”彻底公开，因此不愁没人针对各种“漏洞”提供“补丁文件”。

　　一、 几何学在西方文化中的结构意义

　　与几何抽象关系最直接的就是几何学和生活中的几何形。今天，我们周围的世界到处是大工业生产出的几何形产品，我们的眼睛已经能感受几何形的视觉价值，至少已经适应和习惯这类形状了。但抽象几何形有什么“看头”，不善于抽象思维的中国人，很难想象其视觉价值之所在。几何学与逻辑学，一个是视觉抽象思维，一个是概念抽象思维，而中国文化在这两个知识领域都是缺项，连名称都是直接音义。引进的积木(儿童的几何形与立体构成)、魔方(中学生的几何形与三轴坐标)、五角星(国家的几何形)、钻戒(爱情的几何形)，在进入中国语境中之后，都变成了没有活力的几何僵尸，起不到任何激活对几何兴趣的作用。五角星及其画法是古希腊几何学的贡献，也是黄金分割的代表形态。五星中心形成一个倒五边形，正好是钻石的象征图形，用直线把这倒个五边形的五个角连起来，就是一个倒五角星。

　　今天，欧几里德《几何原理》里面介绍的用直尺和圆规画五角星的方法已经几何学中的常识，但里面包含的视觉抽象思维能力与主动性可不是常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对这种兴趣与能力的价值评判就更不是常识。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把西方的思维成果作为文化酵母，激活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能量，而是不断地变成不同学龄段的“小九九”，不断用知识竞赛与考试鼓励牢记。在美国的时候，我曾讥笑过美国孩子数手指头算题(手指头不够用加脚指头)的方法，也笑话他们用手指头在课本上数代表数量的鸡鸭，对中国的算术口诀沾沾自喜。但有一天突然猛醒，数书上画的鸡鸭，就是把基数变成序数，无形中就告诉了孩子记述与叙述的关系。数手指头就是用代替所有具体的计算对象，能用手指头代数，再学用字母代数就容易学活。而且，孩子们这种自发的计算方式，就是人类最初的数学方式，以后再学数学史、编数学史、教数学史，就容易联系实际。这并不是美国人聪明，而是因为从古希腊到今天，除了中世纪是有技术没科学的时代，科学在西方都是燃烧的火炬，照耀着他们的思想，也照耀着他们的艺术。在中国最多是一条成名成家的新途径，一门科举考试的新科目，一堆称为“科学”的“四书五经”，甚至被当成类似孔孟之道的信仰，曰“信仰科学”或“科学信仰”。

　　当然，几何学通常不被视为科学的核心，科学的核心是数学。在古希腊，数学一边连着几何学和物理学，另一边连着逻辑学和美学。毕达哥拉斯的美学思想就不说了，只提一句他的几何学成就——“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数学本身就是数字之间的逻辑关系，数学推导就是逻辑推论，数学证明就是逻辑证明，数学的“设”就是逻辑的“假设”：“设”凡是人都是要死的，再“设”苏格拉底也是人，推导出的结论只能是苏格拉底也是会死的。这就是逻辑学的三段论，改变其中任何一个假设都不会都会改变结论的真性。古典物(理)学，即电学出现之前的物(理)学，既是力的数学，又是力的逻辑学，机械运动本身就是力的逻辑运做。然而Downcast Eyes一书的作者Martin Jay并不承认这种“数学中心论”，他认为，古希腊文化就是看的文化，因为古希腊文化把视觉视为高级感官，或者作者自己的话说，是the noblest of senses(感觉中的最高贵的)。

　　在Jay看来，古希腊的数学是看的数学，所以才有几何学。甚至thearia(理论)和一词也是看的意思，因此与theater(戏剧)同源。他把这条看的线索从柏拉图一直拉到笛卡尔，后者是“解析几何”的发明人，这一发明把数学与几何学统一起来，而且正是在笛卡尔时代，法国用the noblest凡尔赛宫的几何化园林确认了“看的数学”的价值。现在，这种几何化园林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绿化建设的标准方式，居住在这里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因为“小桥流水人家”更符合“人性”和“民族性”而离开这里，也不会在“农家乐”中“乐而忘返”。当然，在几何抽象艺术产生并被接受之前，这些科学因素只是作为遗传基因存在于西方文化机体的内部，呈现在外的是以模仿说为归依的具像写实，尽管这种绘画包含的透视法也是一本正经的几何学(“画法几何”、“射影几何”、“透视几何”)，而且直接被用于艺术创作与绘画教学。

　　有人认为西方现代艺术就是用非欧几何取代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氏几何，典型事例就是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但并没有哪个艺术家自己宣称这样做，也没有人见证过他们采取过什么具体措施。但在前不久的一个座谈会上，谭平说他在德国见到的极少主义艺术家，都是先在画布上进行精确的空间计算，再用颜色覆盖。其中有一位艺术家的“计算”原则是，第三条线不与前两条线相交。我虽然不懂非欧几何，但知道属于欧氏几何的透视线是相互平行时向灭点交会。当然也可以说这第三条线代表第三度空间，就像三维坐标中的z轴。但不论如何，第三度空间是存在的，不论是欧氏的还是非欧的。我想，西方几何抽象作品的强烈设计感或者叫“洋气”，与这种画面设计方式有必然联系，这种方式成为文化集体共同选择，是由集体的共同文化中的科学基因。

　　第三度空间与另外两度的关键区别在于，它是推测空间、逻辑空间，而另外两度是识别空间。因此，文字与儿童画都不需要第三度空间。阿伦•皮斯夫妇合著的《亚当的脑与夏娃的脑》(原文书名为：Why Men Don’t Listen And Women Can’t Read Maps)，就把男人看得远(远见)并对原处的物体判断能力强与男人的逻辑能力强联系在一起，把女人看得近并对近处的物体判断能力强与女人的逻辑能力差联系在一起。看，肯定是感觉，判断属于经验，逻辑则属于理性，这就是说科学证明，人的感觉与理性是相通的。具体到几何抽象艺术上，就是这种风格给人的“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感觉，的确反映了相应的思维方式。尽管这些德国极少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只是最后的视觉效果，但就像纸包不住火，创作思维阶段与画面设计阶段的科学理性还是能透露出来，或者用北京人的话说，还是要“挂相”的。

　　我绝对没有在这里充当科普教师，也没有什么“高见”，我是在做1+1=2的工作，只需要正确，不需要“高见”。确切地说，我只是在具体作品面前，尽我最大的努力，认真地思考了一次艺术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二、 机械逻辑与现代设计缔造的几何化物质世界

　　前面讲到内在驱动力问题，那么什么是工业化的内在驱动力呢？逻辑。因为所谓工业化，基本上就是机械化，而机械的本质就是力的逻辑在物体上的表现。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奠定了西方逻辑学基础，也知道西方的诡辩学派，可惜我们的教科书只让我们“明辨是非”，生怕我们“上当受骗”，不告诉我们这是西方人对逻辑的兴趣(学而优则仕，兴趣算个P)和逻辑在西方精神与物质文明中的重要性。

　　1270年前后在意大利北部和南德一带出现了早期机械式时钟，一些部件按照特定的机械逻辑关系组合起来，以秤锤作动力，提供记时与报时功能。从1336年第一座公共时钟被安装于米兰一教堂内开始，教堂尖顶传出的钟声便逐渐成为欧洲城市的声音标志，这是上帝的声音，也机械逻辑的声音，在让上帝笼罩整个城市的同时也让机械逻辑笼罩了整个城市，宣告着终有一天机械逻辑将成为和上帝一样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大主宰者。怀表是德国的锁匠1510年首次制出了，这个微型机械逻辑装置的问世要归功与发条的发明，这项发明体现了为机械装置研制动力系统的不懈努力，1712年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只是这种努力的又一个里程碑。瓦特贡献是对蒸汽机进行了重大改造而不是从头发明。说来也巧，瓦特曾经在伦敦的一家钟表店当过学徒。与早期机械钟同时起步的。

　　永动机的设想与尝试，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三世纪一个叫亨内考的法国人提出的方案：基本上就是靠一圈钟摆来保持中间轮盘的转动。18世纪是蒸汽机发明和被完善的时代，同时也是永动机方案大量涌现的时代和机械唯物论(mechanism，一种试图用机械因果律解释客观世界的学说)兴盛的时代。今天我们的教科书，只知道嘲笑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永动机探索的荒诞，忙着用辨证唯物论取代机械唯物论。但是永动机的发明冲动和蒸汽机是一样，都是为了机械系统的动力，也都需要理论假说与实践证明，区别只是经过证明，永动机失败了，但失败恰恰是一切发明所必须面对的可能。任何对失败的发明者的讥笑都是愚蠢的。机械唯物论也有广泛的实用性，特别是对机械时代的认识。此外，它还有认识上的启发性和引伸价值，“国家机器”的说法，就是一种机械论的社会学引伸，“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则是机械论的操行引伸。自以为聪明的中国人，的确没有闹过发明永动机的笑话，但也没有发明任何机械动力装置的记录，不论是最初的蒸汽机，还是后来的汽油机、柴油机、火箭发动机、涡喷发动机、涡扇发动机、燃气轮机、核动力装置。遗传至今的结果是：最先进的国产军用飞机J10、FC-1没有俄罗斯的发动机就别想飞，解放军最新列装99坦克和宋级潜艇没有德国的动力技术就别想装备部队，中国的大型船舶的动力系统没有外国曲轴就别想生产，这种被军迷们称为“心脏病”的问题早就在没有逻辑这个内在驱动力或“驱动程序”的中国文化中注定了。没有对逻辑和机械逻辑的兴趣，自然不会重视机械的动力问题。所以，都不是也不会出自中国人的大脑，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脑子里没这根弦儿”。没这根“弦”自然有没这根弦的结果，那就是落后永久化，按照“落后就要挨打”逻辑，挨打的地位也将永久化。

　　从西方教堂的钟声到八音盒里奏出的音乐，从进贡清廷的豪华奇妙的钟表到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坚船利炮，从百姓用的“三转”到陆海空三军的装备，都是逻辑在机械领域的直接体现，也是对逻辑的正确性与实用性最有说服力的验证。辨证唯物论的一条准则是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而恰恰是中国的辨证唯物论孤立地、割裂地看待西方的机械唯物论和永动机现象，没有它们放到机械时代和机械逻辑这个母系统中进行整体思考与判断。

　　 机械制造必然是几何形的制造，机械设计必然是几何形的绘制。不是因为大量几何形通过画家的眼球进入画家的记忆并积淀为画家的视觉经验，什么能触发塞尚的“几何论”呢？《新艺术的震撼》的作者罗伯特•休斯看到了机械时代对前卫艺术的决定作用，体察出埃菲尔塔与火车对这个时代的隐喻作用和对视觉经验的改变作用，却对塞尚所说的必须在自然中发现球体、圆锥体和圆柱体感到困惑不解，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只能猜测”，“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看到一个单个的球体、圆锥体和圆柱体。” 如果他想知道的不是塞尚如何用自己的作品兑现自己的理论，而是什么触发了塞尚的几何论，他就不会有什么不解了。其实，高更的《我们是什么，我们从那里来，我们到那里去》也很难从画面本身找到恰当的解释。

　　几何形从机械进入生活与艺术，从机械零件设计到建筑与日用品外观设计，是通过两次大战之间俄国构成主义、荷兰风格派、德国包豪斯，它们共同主张的删繁就简原则在二战之后的极少主义艺术和“少即是多”(密斯)的建筑原则中得到继承与发扬，而这两次世界大战正是机械时代高度发展和武器机械化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首先使用了海勒姆•马克沁爵士发明的马克沁机枪(machine gun应当翻成“机器枪”或“机械枪”而不是“机关枪”)，于1915年6月的索姆河战役中，一天就在自己的防守阵地前“屠杀”了将近6万英法联军，这个死亡数字再加两万人就是美国原子弹在日本长崎造成的死亡人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德国机械化部队横扫欧洲，仅库尔斯克战役，苏德双方就出动了总共6300坦克与5180架作战飞机(德军2700辆坦克+2050架飞机，苏军3600辆坦克+3130架飞机)，这些机械化装备背后是庞大的机械工业。不论这些机械化装备和生产它们的机械设备在结构上多么复杂，其构成元素都是以“极少”为原则，其产量都是以“极多”为宗旨，与传统手工艺在构成元素上采取“极多主义”和在产量上采取“极少主义”的做法正好相反。至于构成主义、包豪斯是怎么回事，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与机械文明的关系是什么，这方面的书很多，网上也能搜索到很多文章。我只想说，它们在把通过简单几何形从机械推向我们的日常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桥梁作用，而且是在教堂第一次响起钟声的时代就注定了。

　　三、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与现代艺术之父塞尚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1857-1913)与现代艺术之父塞尚(1839-1906)都是尼采(1844-1900)的同代人，他们都出生于19世纪中叶，都没有活到一战爆发，也就是说，都见证了机器的伟大胜利，都没有看到战争机器给人类特别是欧洲带来的巨大灾难。当俯瞰一切埃菲尔塔远远超过巴黎圣母院的高度的时候，教堂钟声的物质性(机械逻辑)也超过了它的精神性(宗教信仰)，成了纯粹的都市报时器。机器取代上帝，成了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主宰者，使人的creation超过了主的creature。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尼采在《快乐的科学》(1882年)一书中宣布：“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

　　前面说过，机械的本质是逻辑，但从结构主义的角度看，机器也是结构，是各种几何形零部件按照机械逻辑关系组成的自足的结构(文本之外无它)，它不像什么(非具像)，只像它自己(画就是画)，它有发明家，因为它是人的creation，但没有作者(作者死了)，使用者也不用知道发明家的名字和他发明的目的，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安排它的用途。蒸汽机可以带动纺织机，也可以带动火车或轮船。一个齿轮就像工具动词do，动词do就像一个工具或者齿轮，齿轮不放在机器中没有独立的功能，但绝对不是滑轮。Do可以防在句首组成疑问句，也可以放在另一个动词前表示肯定(I do speak English)，就像一个齿轮可以放在机器的不同位置。一步字典(词库)，就像一个零件库，里面的词只有按照句子结构组合起来才产生确切的意思，就像一堆零件只有按照机器结构组织起来才有确切的机械功能。

　　几何形可以组成机器的零件，也可以组成画的“零件”。语言就是机器，机器就是语言、语言就是艺术、艺术就是语言，人可以通过隐喻认识人类自己creations，因为人的creation一定起源于人，并以服务人为目的，只有不源于人而源于“上帝”的creature我们才对它的本源和create目的感到困惑。如果我们主要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那我们只需要知道历史，不需要知道本源，甚至连历史也不用知道：对于我们自己制造的东西，我们只要会买来、使用、淘汰、再买新的就够了，用不着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也不会像猜测太阳的含义那样猜测一盏电灯，只要知道怎么turn on/off就够了，更不用像猜测电闪雷鸣那样猜测炮弹的爆炸，只要对它敬而远之就行了。于是哲学、历史、迷信也都死了，哲学成了空洞的“宏大叙事”，history成了易中天版本的hi-story，寺庙成了只有共时性、没有历时性的旅游景点。对于今天的艺术家来说，上帝造的creature离得远了，周围充斥着人自己的creation。“按照应有的样子去模仿”一台机器，那就是设计。既然工程师的creation可以是一台只像它自己机器，那么艺术家的creation为什么不可以是一幅只像它自己的画呢？把不相关的“零件”compose成一部“机器”，和用不同的几何形compose一个“画面”，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而抽象绘画的“工艺流程”对画面效果的决定作用，与机械制造中工艺流程对产品的决定作用，也是并行不悖的。在我看来，“禅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指出了制作过程对抽象绘画的重要性。但我更倾向于用“工艺流程”而不是“禅”来定位抽象图象的生产或制造过程，不论是对中国抽象还是西方抽象。

　　早就听到形式主义过时了的说法了，但我们谈问题要讲时间、空间这个条件的。美国的F15和F16为代表的第三代战斗机正在美国成为过时的战斗机，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第四代战机的F22和F35，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甚至对那些军事技术不如美国的发达国家，F15和F16的最新版本，仍然是最先进的，韩国就刚刚装备美国波音的F15K。而且，即便过时也并不意味着淘汰，美国的B52战略轰炸机是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的，一直升级使用到现在，并没有被先进的B1和B2轰炸机取代。在人文科学方面，结构主义所批判的历史主义方法依然在使用，对作者的研究依然是文学与艺术研究的课题之一。因此，在多元化的今天，在依然处于“农转非”的过度中的中国，在从理论到实践都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形式主义特别是几何抽象艺术，依然有充足的发展理由与发展空间。

　　四、 宋应星：中国的狄德罗？

　　纯逻辑要与技术结合才能成为机械，其实，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逻辑与技术的结合，缺一都不能形成工具理性。前面谈过，中国古代不是没有逻辑，并以庄子与惠子的辩论为例说明了不但有，而且非常强大，只是在入世+出世的文人结构和价值体系中被边缘化了。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技术，四大发明、瓷器、丝绸、都江堰…不胜枚举，甚至还对外国进行过匈奴进行过技术封锁，但也是在入世+出世的文人结构和价值体系中被边缘化了。

　　《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是最照顾“东亚病夫”面子的西方学者，他不但把“四大发明”归功于中国，还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于是《天工开物》也就可比《百科全书》的。其实，这样一来，中国人更没面子。几大孝子、几大贞洁烈女、几大忠臣、几大奸臣、几大美女、几大名妓、几大杰出青年，几大模范教师，中国自己都评的出来，惟独“四大发明”，不但自己评不出来，连知都不知道，还要外国人来告诉我们。中国是治史最早的国家，传记史、编年史、通史、文史、画史、党史、家谱、县志，惟独科技史要列强来帮忙。中国的古代经典“四书五经”连《棋经》都包括，惟独《天工开物》要这个姓“李”的约瑟先生钦点。中国的古代学派号称诸子百家，惟独这位中国的狄德罗要洋大人提名。

　　这并不是这位“李”姓洋大人高明，而是因为他没有处在入世+出世的文人结构和价值体系中，设若他也出自这潭“污泥”，他也只能主持几大孝子、几大模范教师的评选活动。只有在西方工具理性的价值体系中，他才会研究与评价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并在他所属的价值体系中找到与宋应星相对位的人物狄德罗。任何伯乐都不是偶然的，能识别千里马的伯乐，必然出在养马、用马、画马、写马、重视马的大环境中，如果像今天这样，“马路”上走的已经不是马，“马力”也不是指马的力气，那么，即便是有伯乐这种识别马的天才，也不会被当作判断力的化身。所以，首先是“有马才有伯乐”，然后才是“有伯乐才有千里马”，如果马是“结构性缺项”，伯乐也必然是“结构性缺项”。李约瑟生长在和狄德罗一样的价值体系中，当他把目光移向中国的时候，也必然选择和狄德罗相似的人，和《百科全书》相似的事。

　　军事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因为它涉及到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是只有冠军没有亚军的较量和to be or not to be的宣判。李约瑟把火药算做四大发明之一，从军事角度来看，就是这项发明为战争从冷兵器时代转变为热兵器时代提供了技术前提。但这个转变并不是来自火药的故乡中国，恰恰相反，中国是这个转变的受害者。中国也不是没有军事家和军事思想家，《孙子兵法》甚至成了美军的经典，并经得起伊拉克战争的考验。显然，问题又是出在价值与评判系统上。火药只有和机械逻辑和相关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热兵器，这种结合的动力则是西方的唯物主义军事观，表现在武器装备上，就是我们都熟悉并且批判过的“唯武器论”，杜黑的“空军制胜论”、古德里安的“闪电战”，以及我们熟悉的“军备竞赛”、“核威慑”、“核裁军”，都是西方唯物主义唯武器论的具体体现。但“唯武器论”并不会自动利用机械逻辑，而需要通过一个运做机制和有创造力的科技人员来落实，于是西方变产生了不断创新的军火工业。中国古代军事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军事思想是主张“攻心为上”、“上伐谋”的唯心主义“谋略论”，在这种价值体系中，胜出必然是以诸葛亮为代表大谋略家及其谋略代表作“空城计”。“调虎离山”、“出谋划策”、“调兵遣将”、“运筹帷幄”、“苦肉计”、“鸿门宴”、“擒贼先擒王”，甚至“诸葛亮”这个名字，都在非军事领域得到广泛使用。三国“三大战役”(官渡、赤壁、彝陵)和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也都是谋略的胜利，不是武器的胜利。相反，靠武器的优势取得胜利甚至能够被视为军事上的无能。之所以中国的军事思想是唯心主义谋略论，除了中国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国家这个本文不准备论述的因素，还因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要么是“忧其民”的官僚，要么是“忧其君”的谋士或门客，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基本上是忠实度、谋略水平和个人操行的竞争，没有任何科技含量和逻辑含量。直到今天，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写的文章都有一定“谏”的作用。

　　《孙子兵法》属于“四书五经”，但排名倒数第一，《孝经》、《棋经》都排在它前面。连事关国家存亡的军事经典著作都排在孝道和下棋之后的价值系统，怎么可能重视《天工开物》和宋应星呢？因此，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宋应星绝对不是中国的狄德罗，他不代表中国价值体系，而狄德罗则代表西方价值体系。今天，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和古代的没有多少区别，但科技含量要高出很多，也出了不少“科技官僚”，但科技根源不在中国内部，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中能够出现几何抽象的因素但又和《天工开物》一样成为不了主流的原因，也是研究几何抽象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结构性短缺”的意义之所在。

　　五、 结束语

　　从古至今的中国文人，都很难摆脱“文人煽动律”与“门客圆周律”的制约，所谓“文人煽动律”，就是文人带头指出问题的存在，煽动民众推动问题的解决。“门客圆周律”则是指：从门客进言开始，经过上级纳谏、层层下达、层层应付、层层监察、层层贿赂、上下“合污”，直到王朝垮台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当然，我是不希望本文对几何抽象的关注与支持也掉到这“二律”之中，导致几何抽象的大泛滥，甚或官方为了文化面子和经济效益到处搞几何抽象产业带。另外，我绝对不是唯武器论的鼓吹者，我写的《唯武器论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至今仍能在网上搜到。但那是纯粹的军事问题，放到本话题中就要说：中国终于走出了《孙子兵法》，看到了《天工开物》在“落后就要挨打”问题上的先见之明，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那一点点几何抽象因素则是以“唯武器论”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军事观在艺术中的反映，是中国文化开始重视逻辑和逻辑的技术形态的重要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