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设计之父-石汉瑞Henry Steiner

I think they just don’t have the enough cultural background in general,to really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doing. 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真正理解创作—–石汉瑞

石汉瑞官方网站：http://www.steiner.hk/

奥地利人。1934年生于维也纳。5岁迁住纽约。先在纽约市立Hunter学院学习设计，又往耶鲁大学攻读艺术硕士课程，后获奖学金往巴黎深造。他长期迷恋东方艺术，特别注意它对西方美学的影响，奠定其日后设计的特色。

1961年到香港，出任“Asia Magazine”设计总监。1964年创建国语设计有限公司（现是石汉瑞设计公司）。开香港图像专业设计先河。他的作品对太平洋圈的设计有重大的影响，并获得世界的承认。1961年移居香港，多年来，他创作无数作品，包括机构形象、建筑图案、广告、海报、书籍、纸币、银币、邮票等，为香港多间大机构设计形象及年报。业余还在香港大学任教，是1973年创立的香港设计家协会发起人之一，1975年出任该会主席。还是法国“Alliance Graphique Internat ional”唯一代表香港的会员。其作品风格最大特色是能充分折衷高深艺术与普通事物，糅合东西文化优点，设计简洁、明快，而饶有趣味，视觉效果独特。故能饮誉国际设计界。

他曾任国际平面设计联合会（AGI）主席，是许多组织的会员，包括：美国平面艺术研究院、纽约艺术指导俱乐部、英国特许设计师协会会员。石汉瑞多次在国际上演讲及担任设计评判。石汉瑞还著有《跨文化设计：沟通全球化市场》。

石汉瑞是香港设计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设计师，港英当局许多重要的项目都给他设计，好像香港马会的标志，汇丰银行的标志，渣打银行发行的港币等等。当时香港设计界处在现代设计发展的上升期，他则已经是如日中天，在设计界很有权威地位。

石汉瑞的成就是公认的，2004年11月份，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五个杰出人士荣誉博士头衔，其中一个就是石汉瑞。其它四个分别是北京的陈可冀教授，是推动中 西医结合治疗的先驱，还有林怀民，则是享誉世界的现代舞团“云门舞集”创办人及艺术总监，还有一个是国际名导演吴宇森，另外一个也是个西方人，是“快思逻 辑之父”卢菲特·泽德教授。

过去四十多年以香港为家的石汉瑞先生，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平面设计师和企业形象顾问。只要到街上走一趟，不难发现他所设计的广告或公司标志，例如汇丰银行、香港赛马会等百多家具代表性的香港品牌，甚至钱包里的钞票，亦是他的设计作品之一，国内的诸多地方也能看到他作品的身影上海的世贸商城，国内的联合利华。

出生奥地利的石汉瑞先生，毕业于纽约亨特学院，在耶鲁大学取得平面设计艺术硕士学位师从设计大师Paul Rand。其后他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前往法国巴黎索邦大学作深造进修。一九六零年《亚洲杂志》在港创刊，石先生获聘担任设计总监一职，从此开展了他在香港光辉璀璨的事业。事实上，当时从事专业设计的人寥寥可数。石先生看准时机，在一九六一年自立门户，成立图文传意有限公司。因为他的作品异常出色，业务纷至沓来，石汉瑞先生在业內声誉日隆，渐渐亦造就出自己的个人品牌。其后在1964年，他将公司易名为石汉瑞设计公司，进一步确立他在业內的至尊地位，这在当时香港是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设计机构，从此开创了设计先河。

历年来，石汉瑞先生的高素质创作令他获得无数海外及本地的奖项。许多著名的印艺刊物都给予他高度评价。石先生善於从作品中突出表现跨文化的对比和揉合，他的著作包括 1995 年，由 Thames & Hudson 出版的「跨文化设计—国际市场的沟通及交流」Cross-Cultural Design: Communicating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及于 1999 年出版，专题论述他的作品的中文书籍「石汉瑞：平面设计师之设计历程」，在这方面就有很深入的阐述和实例示范说明，成为平面设计的重要文献。

在设计及广告业內声名显赫的石汉瑞先生，曾获伦敦工业艺术家及设计师学会推选为资深会士。他历任国际平面设计联盟会长、、特许设计师协会及香港设计师公会资深会员、奥地利设计学会荣誉会员、美国平面设计学会及纽约美术指导联会会员。于2004年，获香港浸会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及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荣誉教授。石汉瑞屡获多项本地及国际殊荣，包括香港设计家年奖、日本 Idea 杂志世界大师荣衔并荣登 Icograda 2002「二十世纪大师榜」。近年他获颁香港印制大奖「杰出成就大奖」、以及亚欧基金商标奖。石汉瑞于 2006 年获奥地利共和国颁授金级荣誉勋章以表彰他的设计成就及他对香港奥地利社群所作的贡献。此外，他亦曾担任香港设计师协会会长、东方陶瓷学会主席等职务。香港政府对石先生亦甚为欣赏，曾委任他为淫褻物品审裁处顾问、香港邮政局邮票设计委员会委员，以及电视及娱乐牌照局电影审查顾问。

石汉瑞先生一向关注及积极支持本地专上院校的设计课程和相关的培训工作，对设计专业的推广可谓不遗余力。在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五年间，他曾担任香港理工学院太古设计学院的设计顾问委员会主席；自一九八一年起，他担任李惠利工业学院的顾问。石先生不但在学院担当顾问，更不时抽空到课堂去讲授自己的专业心得。时至今日，香港的设计专业能走进学院，继而成为一门学科，石汉瑞先生数十年的努力实在功。

石汉瑞是国际知名，经验丰富的设计师。他在维也纳出生，于纽约成长，先后在巴黎索邦大学及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师从设计大师Paul Rand。1964年，他在香港建立石汉瑞设计公司。
 
石汉瑞凭借他卓越的作品享誉国际。他历任国际平面设计联盟会长、特许设计师协会及香港设计师公会资深会员、奥地利设计学会荣誉会员、美国平面设计学会及纽约美术指导联会会员。于2004年，获香港浸会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及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荣誉教授。

石汉瑞屡获多项本地及国际殊荣，包括香港设计家年奖、日本 Idea 杂志世界大师荣衔并荣登 Icograda 2002「二十世纪大师榜」。近年他获颁香港印制大奖「杰出成就大奖」、以及亚欧基金商标奖。石汉瑞于 2006 年获奥地利共和国
颁授金级荣誉勋章以表彰他的设计成就及他对香港奥地利社群所作的贡献。他的著作包括 1995 年，由 Thames & Hudson 出版的「跨文化设计—国际市场的沟通及交流」Cross-Cultural Design: Communicating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及于 1999 年出版，专题论述他的作品的中文书籍「石汉瑞：平面设计师之设计历程」。

“香港设计之父”石汉瑞的港式创意

香港给了他成长的机会，香港亦因他的设计事业增添色彩。“在香港，每件事都是可能的。”

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地方，无论社会气候或是从事创作的设计家，都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文化，这为创作营造了有利的条件，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港式创意。一支东方毛笔，一支西洋麦克风，在“香港设计之父”石汉瑞(Henry Steiner)手中可以变成创意的艺术品，这种亦中亦西的设计风格，甚有“港式”的味道。

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石汉瑞一直从事设计，一做就是四十九个年头，头发也开始花白了，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搞创意。

也许你会奇怪，怎么“香港设计之父”会是一个奥地利出生、在纽约长大的外国人？但是对于在一九六一年已经来到香港，并且在这里以平面设计为终身事业的石汉瑞来说，香港却是一个独特的地方，融合了不同的文化，能启发无限的创意。可以留在这里逾四十年，要么是别无选择，要么是过分热爱；而早在八十年代已扬名亚洲的石汉瑞，大概不会是前者。甚至，他可能比“香港人”更“香港人”。

一九六一年石汉瑞初来港，在当时全亚洲发行的《Asia Magazine》担任平面设计。其后他以Freelancer(自由设计家)的身份为希尔顿酒店设计商标，如果还记得这间九十年代初被拆去的香港酒店，当不会忘记他那亦中亦西格调的商标设计，由两个“H”英文字母的简称组合而成，巧妙地变成中国的卦象图案，这种结合东西方文化的创新风格，后来被人形容为“跨文化设计”。

石汉瑞还擅长一种“隐形设计”。他说，“越不被人察觉的‘设计’我越喜欢。”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原本赛马会的商标沿用超过一百年历史，但因为回归后要把“皇家御准”这四个大字拆除，所以赛马会想重新设计一个商标，于是找了他。可是这位“香港设计之父”的“妙手”却没有被马迷察觉，开幕当天竟没人知道赛马会的商标已被人“动了手脚”。

对此，石汉瑞反而感到很高兴，“旧商标沿用至今，已深入民心，如果是好的东西应该好好保留。”在他看来，搞创意并非是除去一切旧东西。如果你能细心体察，或许会感受到他的设计有一份深厚的“情”。就是这样，香港马迷回归后，不知不觉地继续“马照跑”。

自从设计加入电脑后，传统的设计起了革变，一些高难度的设计也能轻易做到，因而吸引了很多人投身这个行业。加上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大力鼓吹创意工业，学院培育出很多设计家，就连“香港设计之父”也觉得惊奇，香港近年突然冒出这么多设计家，“就像传染病一样，人人都想当设计家。”

这种疯狂的现像，弥漫香港处处，例如商场与商场之间，每逢节庆都会花心思换新装，争妍斗丽，斗创意，大搞“噱头”。

香港人人在追求创意，但在芸芸设计家中，最能代表香港的，相信只有石汉瑞的那种多元化的创思，以及他对香港的那份情。难怪他被誉为“香港设计之父”。

石汉瑞访谈：

您怎样定义自己的工作？

平面设计对我而言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它不是装饰，与时尚无关。它本质上是一种极富力道的观念表达。我在有限的平面空间中传递我对于客户需求的判断和洞察。我的每一个设计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客户看来都是关于他们的极为恰当的表达。我想这是我获得成就的主要原因。

面对每一次设计，我考虑的最多的总是客户的身份和价值。通常我会问自己几个很务实的问题：我的客户到底是谁？他要面对怎样的观众？客户在人们眼中是怎样的？他期待人们怎样看他？他的独特之处在哪？他想步入怎样的未来？想清楚这几个问题后，我会与客户自己设想的视觉特点拉开距离，做出我的独立判断，然后着手视觉设计，最终投入的心力总会超出客户的需求。

设计不同于制造，设计的任务主要是规划和指导，为客户的商业经营提供基于不同思维的策略。当谈到一个具体的设计，我更倾向于使用“价值”（value）这个词，而不是“成本”或者“消耗”（cost），我想呈现的是设计在商业运作中的效力。

做设计对我而言不是做艺术，我对设计的全部激情来自于为客户解决问题的种种构思和操作。我的每一次设计都像探险，都有新的挑战，趣味正在其中。我希望人们看到我的作品时，不会说“那是石汉瑞的设计”，而说“那是HSBC”，“那是Jockey Club”。
您一直推重设计的功能性，这是否直接影响了您的工作方法？

设计一定是强调功能性的，它的基点是有用。我还是想回到包豪斯，回到形式依从功能的基本认识。虽然这种观念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过时，但我一直笃信于此。

什么是设计？这个问题让很多人疑惑，甚至迷茫。越来越多人将设计当做时尚，当成包装。时尚不是设计，有功能的只是服装，不是时尚。时尚制造的是注定短命的商品，H&M和ZARA的理念就是快时尚，低价格的产品只消穿几次就差不多了，这种商业求的就是短暂，是不断更替的销售季。它们卖的顶多只是设计感，而不是设计。

今年的香港设计营商周以“感性的价值”这一展览推重日本设计，确实都是好作品，有魅力，虽然有点过于情绪化。我是奥地利人，德国文化是我的根，德国设计最看重的是功能，魅力倒显得次要。但德国设计并不缺乏魅力，只是人们在评价德国设计时，最先想到的总是好用、耐用。日本设计通常既好用，又好看，就像展览上深泽直人（Naoto Fukasawa）设计的木椅，不沾一点时尚气，却极为养眼。

您对外界说中国设计的“好时代”来临了，为何有这样的判断？

当一个国家的品牌开始为自己的人民设计和制造产品时，时机就到了。这些产品的总体特征是不太昂贵，经得起用户考验，有不断改进和完善的渠道。在中国，支撑这种产品的设计越来越多。

发展中国家总是对发达国家的品牌抱有好感，潜意识中就觉得外国货各方面都不错。其实，很多著名的外国品牌都是在中国制造的，其中也有中国人的设计智慧。中国自古就出口优质的设计产品，丝绸和瓷器就是极佳的例子。这种基于优良传统的信心应该被更好地植入中国的现代产业，并随着中国的经济起飞，重新唤起世界对于中国货的渴望。在这个过程中，设计的用武之地非常广阔。

此外，我们不能忽视奥运会的意义。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让全世界先后正视了日本和韩国的崛起，随之而来的是佳能、本田、索尼、三星、现代、起亚这些响遍世界的名字。这种极具象征意义的大事件，实际上是很有感召力的信号，对于一国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受关注程度很有刺激效果。北京奥运会之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在发生质变，这应该成为中国设计大发展的契机。
您一直坚守香港，是否也是看准了中国设计发展的时代契机?

我时刻都感觉到中国的活力，为中国做设计，做产品，然后出口，这是很务实的理想，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热情追求。一点也不荒唐。中国人总是唯西方是从，模仿他们的设计，进口他们的品牌，尊奉他们的产品是原创、是独特。按照中国现在的实力，这种现象应该反过来才合理。

我很自豪的一个作品是1995年为上海世贸商城做的设计，其中最突出的是商城名称，它原本十分冗长，我将其简化为“Shanghai Mart”，不仅便于司机辨识，还确定了商场身份的唯一性，使其它商城难以仿效。这样的作品我想做的更多。

您曾说香港的品牌做得不好，又说这个地方很适合做品牌，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

香港有很多大企业，无论零售还是制造，品牌都不少，但他们至今也不太懂得如何将各个环节很好地整合到一起。他们更愿意把钱分散，专注于点状作业和分工业务，而对品牌的聚合效应和整体控制缺乏信任。我确信，就像日韩的成功案例所证明的，依托高效的管理和严格执行的标准，复杂的环节和元素也能很好地整合在一起，实现品牌的综合强势。

可喜的是，香港继承了英国“level plain field”的传统，注重公平竞争，不搞特殊。这种环境不仅有利于形成真正有长期生存能力的品牌，更能够敦促企业家以更为客观周全的眼光判断市场，获取决策依据，而不是将品牌策略建立在个人的趣味和狭隘的见识之上。

反过来，我对内地一点感受是，大城市、大企业以及政府人员都没有很好地放下自己的优越感和傲气。他们应该放平心态，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踏实地学习规范，学习处理问题的方法。这就好比，我再出名，再有优越感，也得去看牙医，去咨询律师。

对于中国设计的整体发展，香港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香港本来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与中国内地的各大城市之间保持着相似的距离感。它在与上海、北京、广州、重庆等城市的交往中一直维持着自己的中立角色。这种状态的背后，是它独特的地缘、文化和制度。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香港并未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来推广代表中国的品牌，也没有很好地将一个公正客观的世界引入中国。它其实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香港的长项不是制造，而是服务。服务业的各个行当，包括设计、建筑、航运、工程管理、银行业、会计、律政、医药等等，在香港都有出色的表现。这些高度专业的服务都是可以卖钱的，中国应该有这个眼光拿来好好运用，不能只把香港当作交通中心，而应该将其发展为中国服务产品的出口地，以及向中国引进一个完整世界的渠道。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香港都应该是一个出色的价值载体。形势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香港设计营商周就是很好的例子，通过这个活动至少国外先进的设计商业思潮在中国有所传播。

无论输送什么价值，首先都要构筑有说服力的设计载体。

长期以来，中国在跟发达国家相比时总会习惯性地觉得自己的东西不如人，其实中国有很多了不起的产品，比如绍兴的酒，我觉得非常好喝，正打算为此做设计。中国的饮食文化具备相当的传播力，很多国家最初就是通过饮食与中国发生接触的。

曾有人问我中国是否真的有能力制造奢侈品，我回答说奢侈品原本就是中国的发明，不要忘记，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王朝都是极尽奢华的，当中国人大量使用精美的瓷器时，很多西方人还在使用粗朴的木制餐具。

中国有从历史深处积累而来的巨大的设计力量，但是却被锁住了。

怎样解锁呢？

其实，临国日本的做法很值得学习。观察日本从战败到崛起的历程，可以看到一条稳健的产业发展的轨迹，这其中有本田、索尼、松下等等品牌的成功故事。对于日本的这段复兴历程，我亲眼目睹过，也有切身感受。比如索尼，从它的钢丝录音机，便携式收音机，到随身听，每一次变革都可以看到日本文化的烙印，而且运用得十分稳健自信。

不妨看看日本品牌的命名。通常而言，日本品牌的命名不但上口，还很注重文化辨识度。就像佳能的名字“Canon”，原本是“观音”的意思，日本人从他们的佛教文化中撷取这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印在相机上，一语双关，十分精彩。此外，很多日本品牌都体现出日本人对于自己名字的珍视，他们并没附庸风潮地选用西化的名号。

中国品牌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应该看得更重，更好地运用。但必须明确，在文化价值的传播之前一定是对文化价值的吸收、提炼和包容，任何“文化赌博”的心态和行为都是危险的，不仅对企业的长期运作不利，还可能污染整个国家的品牌环境。

您为很多亚洲品牌做过设计，从中汲取了怎样的经验？

建设一个品牌，需要非常坚定的承诺和付出。然而，很多亚洲国家的企业都抱有一种“机会主义”（opportunistic）的倾向，缺少长期运营的耐性，他们的基本心态就是“求快”。我在香港已有50个年头了，看到太多企业陷入这种经营的怪圈，人们争先恐后地去做假发，做T恤，做电池，做廉价相机，一些家族确实因此发达了，然而不管他们做什么，基本上都没有品牌的概念，都没有成名于世的追求。50年前，索尼就曾下定决心，改变世人对于亚洲产品普遍廉价且不可靠的印象。他们做到了，而且做的很成功。

无论是中国的企业还是政府机构，对品牌价值都还缺少足够勇敢的追求，缺少经营品牌的耐性和坚定信仰。如果长期这样，最终会连为自己做事都倍感犹疑和不自信。看看GUCCI，一个做服饰的家族企业，能在世界范围内打响自己的牌子。看看AMANI，一个裁缝，能让自己的名字成为世界名牌乃至成功的产业。

最好的经营就是做自己的品牌，而不是为谋取眼前利益，做一些没身份、没品牌的东西，或者为别人做东西，贴别人的牌。

正是因为有了本田、索尼、松下、尼康、资生堂等等品牌的努力崛起和实力聚集，日本人才树立起对于本国品牌的意识、追求和信心。而且日本品牌的市场主要在海外，他们即使做成本很小的产品，卖到美国也可以赚大钱。相比之下，中国差了太多。

当然中国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地域如此广大，交通物流确实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就像中国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啤酒，各省区都有自己的市场甚至壁垒。但这些问题并非不能解决，政府应该担起责任，因为这关系到基础设施和制度法规的建设。

听说您爱读鲁迅的书？

我极其敬重鲁迅，他的书我读的很多，但我不太喜欢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版本，因为参杂了太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我期待有更好的英译本，让更多的外国人认识鲁迅文学的辛辣威力。

（原文刊载于2011年3月 《设计管理》）

石汉瑞设计作品欣赏：

Henry Steiner annual report design for the Hong Kong Mass Transit Railway’s tenth anniversary 1989.
斯坦纳为香港地铁公司1989年（是年为地铁公司成立10周年）年度报告而设计的封面。他认为，香港就是个文化交融的城市，因此他要开发一套“跨文化设计”方法。上图中的“十”字，除了表示10年外，大约也含有文化“交”融的寓意吧。

香港赛马会

九七回归前夕，皇家香港赛马会决定改名为「香港赛马会」以示告别殖民时代。石汉瑞利用这一契机，重塑马会过时而不划一的商标系统。石汉瑞充分利用原会徽百年来积累的认知度,并给它注入新的活力。以为人熟识的马鞭、马蹄铁、及马缰组成的徽章,重新设计成为一个夺目的蓝、黄两色椭圆图案。新的会徽为悠久的传统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也让会员媒体及市民大众倍感亲切。

石汉瑞汇丰银行标志设计

1983年，石汉瑞取用银行的简称「汇丰」来作品牌名称。银行的象征「圣安德烈十字徽旗」是灵感的源泉。简单的六角形标志，恰似指南针，指着不同方向,意味着来自东南西北的交易,为集团的迅速成长出了一臂之力。该设计现已成为全球知名的商标，即使在无比熙来攘往、目迷五色的闹市，也超群出众。汇丰的六角形logo叫Hexagon, 中央两个红色的三角形尖角相对，构成的形状像个沙漏，象征财富不断积聚；两旁各有一个红色三角形，尖角分别指向左右两边，象征业务不断扩展。

石汉瑞渣打银行设计

香港中信泰富

石汉瑞设计公司率先带动了国际对中国品牌的关注。中信泰富集团于香港成立后，极需塑造一个独特的视觉形象，既要有别于北京的母公司，又须体现他们的中国传统色彩。石汉瑞为这家业务广泛、发展迅速的企业所构思的标识，意念清晰而统一。以企业的英文简称CITIC五个字母所组成的传统灯笼图象，呼应着「中」字的形状。火红、热闹、寓意吉祥的灯笼,在亚洲文化里极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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