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下的巴黎 萨特 全文：

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来到巴黎时发现我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消瘦，无不感到惊讶。他们见到妇女穿着优雅的连衣裙，似乎还是新做的，男子的上衣远看也不失气派；他们难得看见通常表明营养不良的苍白脸色和生机萎缩。对旁人的关怀一旦失望，便会变成怨恨：因为我们不完全符合他们事先设想的悲惨形象，我很担心他们会生我们的气。可能他们中间已经有人暗自思量，法国是否应该把战败看作一场好运气，因为战败当初使它脱身事外，日后又使它不必付出巨大的牺牲作代价就重新取得强国的地位；可能他们和《每日快报》一样认为，比起英国人，法国人在这4年里过得不算太坏。

我想对这些人说几句话。我想对他们解释：他们错了，德国占领曾是可怕的考验，法国不一定就能复兴，而且没有一个法国人不经常羡慕他的英国盟友们的命运。但是，就在我着手这项工作时，我感到它的全部困难所在。我已经体验过一次这种困惑，那时我刚获释，人家就询问我当战俘的生活：我怎样才能使没有在俘虏营里生活过的人体会那里的气氛呢？只要加重笔触，就能描出一团漆黑，而稍加修饰就能使一切显得欢笑、快乐。甚至人们所谓的“一般情况”也不代表真相。需要有许多发明，许多技巧才能表现真相，还需要许多善良的愿望和许多想像力才能理解真相。今天我面临一个相似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一个始终未受奴役的国家的居民懂得被占领意味着什么？我们之间横着一道不可能用言语填平的鸿沟。法国人之间谈论起德国人、盖世太保、抵抗运动和黑市交易时一说就明白，因为他们经历了同样的事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回忆。英国人和法国人没有共同的回忆，伦敦骄傲地经历的一切，巴黎却是在绝望和耻辱中经历的。我们需要在谈论自己时不带感情冲动，你们则需要学会听懂我们的声音，学会抓住那些不能言传、只能意会的事情，可以用一个手势或片刻的沉默表示的所有一切。

如果我还是试图让人家看到一点真相，我会遇到新的困难：法国被占领是一个无比巨大的社会现象，它涉及3500万人。我怎么能用他们全体的名义发言呢？小城市、大的工业中心和农村的遭遇各不相同。某一个小村庄从未见过德国人，而另一村里德国人却驻扎了4年。既然我主要住在巴黎，我就局限于描写巴黎沦陷时期的情况。我撇开不谈生理上的痛苦，确实存在但被掩盖起来的饥饿，生命活力的衰退，结核病的蔓延等等；统计数字总有一天会告诉我们，这些不幸曾达到多大的规模，但是说到底英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英国的生活水平想必仍然比我们的要高得多，但是你们遭受了轰炸，VI无人飞机的袭击和军事损失，而我们却没有作战。然而另有别种性质的考验；我想写的正是这类考验，我试图写出巴黎人是怎样体验沦陷生活的。

我们首先必须排除广泛传播的形象：不，德国人不是手执武器在街上溜达的；不，他们不强迫平民百姓为他们让路，给他们腾出入行道；他们在地铁车厢里给老年妇女让座，他们见到小孩就会油然而生柔情，去抚摸他们的脸颊；他们接到命令要行为规矩，于是为了遵守纪律，他们就难为情地、用心地做到规规矩矩；他们有时甚至显示一种天真的、但是找不到用途的善良愿望。你们也别以为法国人对他们总是投去某种充满蔑视的目光。诚然绝大多数居民避免与德国军队有任何接触。但是不要忘记占领是天天存在的事实。有人被问到他在恐怖时期做了些什么，他回答说：“我活下来了……”我们每个人今天都可以做同样的回答。我们活过这4年，德国人也活着，就在我们中间，淹没在大城市的统一生活里。前几天人家给我看登在《自由法国》上的一张照片，我不禁发笑了：照片上一个膀圆腰粗的德国军官在塞纳河畔一家旧书摊的书箱里搜寻什么，那位旧书摊主，一个留着典型法国式胡子的小老头用冷漠而忧伤的眼光看着他。德国人得意洋洋，他好像把他瘦小的邻人挤到取景框外面去了。照片下面有一行说明：“德国人亵渎了从前属于诗人和梦想家的塞纳河岸。”我当然不认为照片是假的；不过这只是一张照片而已。而且是专断地挑选出来的。肉眼的视野更广阔，摄影师看到几百个法国人在几十只书箱里搜寻，同时看到一个德国人，在这个太大的布景里他显得渺小，单独一个德国人在寻觅一本旧书，他是一个构想家，可能是个诗人——总之是一个无害的角色。在街上散步的德国士兵无时不向我们显示的正是这一无害的面貌。人群遇到他们的制服就自动分开，然后又合拢，他们褪色的绿制服在平民的深色便服中间形成一个浅淡的、谦逊的斑点，简直是期待之中的。其次，相同的日常需要使我们与他们交臂而过，同一个人流把我们和他们一起卷走，在一起颠簸，相互混杂：我们在地铁里挤着他们，我们在黑夜里撞到他们。当然，如果接到命令，我们会毫无怜悯地杀死他们，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敌意和仇恨；但是这些感情已经变得有点抽象，久而久之我们在巴黎和这些实际上与法国士兵很相像的印象之间建立起某种可耻的、很难说清楚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一种不带任何同情心的相互依存关系，确切说是生理上适应后形成的相互依存。最初我们只要见到他们便不舒服，后来，我们逐渐学会对他们熟视无睹，他们已具有一种建制的抽象性质，最终使他们变得无害的，是他们不懂我们的话。我在咖啡馆里不下一百次听到巴黎人就在离一个孤独的德国人两步远的地方肆无忌惮地议论政治，而那个德国人坐在桌子边上，面对一杯汽水，目光茫然。他们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家具，而不是活人。当他们彬彬有礼地拦住我们，向我们问路时，对我们中大部分人来说这是惟一与他们说话的机会，我们更多感到的不是仇恨而是不自在；说明白了，我们不自然。我们想起自己下给自己的不容改变的命令：决不同他们说话。但是，面对这些迷路的士兵，一种古老的助人为乐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我们身上复苏了，另一个上溯到我们童年时代的命令要求我们对别人的困难援手相助。于是我们就根据当时的脾气和情境做出决定，或者说“我不知道”，或者说“走左手第二条街”。无论哪种情况下，我们走开时都对自己不满意。圣日耳曼大街上，有一次一辆军车翻倒在地，把一名德国上校压在车下。我看到10个法国人赶上去把他救出来。我确信他们都仇恨占领者；两年后，他们中必定会有几个人成为法国国内力量成员，在同一条大街上向占领者开火。不过当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压在自己汽车底下的人是占领者吗？该怎么办呢？敌人的概念只有当敌人和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火线时才是坚定、明确的。

然而确实有一个敌人，而且是最可憎的，但是他没有具体的面目。至少见过这个敌人的人很少还能回来为我们描述他的模样。我想把他比作一条章鱼。它躲在暗处攫住我们中最优秀的人，使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天你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电话铃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响了好久；你去敲他的门，无人应门；如果门房带着你破门而入，你会在门厅里发现两把靠在一起的椅子，椅子腿之间满是扔掉的德国香烟的烟头。失踪者如果是当着他的母亲和妻子的面被抓的，她们会证明说，把他带走的德国人很有礼貌，跟在街上向我们问路的德国人完全一样。当她们到福熙林荫道或者柳林街时，人们彬彬有礼地接待她们，她们临走时偶尔还能听到安慰的话。然而，在福熙林荫道或者柳林街，邻近楼房的居民整天，直到夜深，都能听到惊呼惨叫声。巴黎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亲友被逮捕、流放或枪决的。似乎城里有好些看不见的窟窿，城市的生命就从这些窟窿里流失，好像它患了找不出确切部位的内脏出血症似的。何况人们很少谈论这些事情；人们掩饰饥荒，更掩饰这一不断的血液流失，这样做部分出于谨慎，部分出于尊严。人们说：“他们把他抓走了”，而这个“他们”，就像疯子有时用这个代词来指他们想像中的迫害者一样，指的几乎不是一些活人：不如说是某种有生命的、触摸不到的、焦油一般的物质，它染黑一切，甚至使光明失色。夜里，人们听见“他们”。子夜时分，街面上响起几个赶在宵禁前回家的居民急促的、相互隔开的脚步声之后，便是一片寂静。人们知道，这以后，惟一能在外面走动的是“他们的”脚步。很难让别人也体会到这个空荡荡的城市，这个就在我们窗户底下，惟有他们在活动的“无人区”带给我们的印象。住宅绝对不是可靠的庇护所，盖世太保经常在半夜到清晨5点之间出动抓人。好像房门随时可能被打开，放进一股寒气，一片夜色和3个客客气气的、带着手枪的德国人。即使我们不说出他们，即使我们不去想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我们中间存在。我们感到他们的存在，只因为周围的物件以某种方式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属于我们，它们变得古怪、冷漠，好像已成为公有的，好像有一个陌生人的目光破坏了我们家庭里亲密无间的气氛。一到早晨，我们又在街上见到一些赶着钟点上班的德国人，他们腋下夹着公文皮包，看起来不像军人，更像穿军服的律师。我们努力在这些不带表情的、熟悉的脸上找到一星半点我们想像了一夜的那种凶残和仇恨。但是找不到。然而恐怖并不因此消散；这种抽象的，不能落实到任何人身上的恐怖可能正是最难忍受的。至少这是占领时期的主要面貌：请想像，一方面的是找不到对象的仇恨，另一方面是一个太熟悉了、叫人恨不起来的敌人，而这两者必须朝夕共处。

这一恐怖还有许多别的原因。但是，在进一步说清楚之前，必须避免一个误会：人们切不要把这一恐怖想象成一种强烈的、惊心动魄的情绪。我已经说过：我们活下来了。这就是说人们可以工作、吃饭、交谈、睡觉，有时甚至还能发笑——虽然笑声难得听到。恐怖似乎在外面，附在各种东西上。人们可以暂时不去想它，被一本书，一场谈话，一桩事情吸引过去；但是人们总要回到它那儿去的，于是人们发现它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它平静、稳定，几乎很知趣，但是我们的梦想和我们最实际的念头无不染上它的色彩。它既是我们的良知的经纬线，又是世界的意义。今天这场恐怖已经消逝，我们只看到它曾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因素；但是当我们沉没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对它太熟悉了，有时把它当作我们心情的自然基调。如果我说它对我们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时我们又与它相处得不错，人们会理解我的意思吗？

据说有些精神病患者总觉得有一个残酷事件打乱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当他们试图理解到底是什么事情给他们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使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截然断裂时，他们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们的情况也差不多，我们无时不感到与过去的一切联系被切断了。传统断裂了，习惯亦然。我们不太理解这个变化的意义，战败本身也不能完全解释这个变化。今天我看清这是什么了：巴黎死了。不再有汽车，不再有行人——除非是某几个钟点在某几街区。人们在石头中间行走；好象所有人都迁走了，而我们却被遗忘，留下来了。首都的边边角角还残留着一些外省生活情趣；剩下的是一座大城的骨骼，气势不凡但毫无生机，它对我们变得太大太空了：人们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街道显得太宽，距离显得太大，远景显得太开阔：人们在这座空城里会迷失方向，巴黎人于是呆在家里或者不离开他们的街区；这些庞大、威严的宫殿一到晚上就坠入绝对的黑暗中，他们害怕在其间穿行。说到这里，也应该避免夸张：我们中许多人曾经喜欢资产者的宁静生活，喜欢这个失血的首都在月光下古色古香的魅力；但是他们的乐趣也染上一丝苦涩：在自己的街上，围着自己的教堂和自己的区政府散步，感到的却是一种掺杂着忧伤的喜悦，与在月光下参加罗马古竞技场和雅典帕提侬神庙一样，世间还有比这更苦涩的事情吗？一切都是废墟：第十六区无人居住的华屋关着百页窗；被征用的旅馆和电影院前设置了白色路障，人们会突然撞上去；酒吧间和商店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关门停业，老板不是被流放，就是死了或失踪了；雕像只剩下底座；花园不是被七拐八弯的障碍物隔成两半，就是被钢骨水泥的暗堡弄得面目全非；还有楼房顶上所有那些尘灰噗噗的巨大字母，那不再点亮的霓虹灯广告。在商店橱窗里，人们看到的广告好像是刻在墓碑上的文字：随时供应酸菜肉丝；维也纳点心；请到图盖能欢度周末；专修汽车。你们会说，我们民经受了一切。伦敦也有过灯火管制和消费限制。这我都知道，但是你们生活里的这些变化的意义与我们的不一样。伦敦即使受到灯火不明，仍是英国的首都，巴黎却不再是法国的首都了。从前条条公路、条条铁路都通向巴黎；巴黎人呆在自己的的家里等于呆在法国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巴黎人的野心和爱恋之情囊括世界他把纽约、马德里和伦敦尽收眼底。贝里高尔、博斯和阿尔萨斯的农庄，大西洋的渔场养育着巴黎，但是我们的首都与古罗马不同，它不是一座寄生城市。它调节交易和民族的生命，它加工原材料，它是法国财富的转盘。停战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国土一分为二，割断了巴黎与农村的联系；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海岸变成禁区；一堵水泥墙把法国和英国、美国隔开。还剩下欧洲；但是欧洲是一个令人发指的名词，它意味着奴役；历代国王的都城丧失了一切，连同它的政治职能也被设在维希的傀儡政府夺走了。法国被占领军分割成互不来往的省份，它把巴黎给忘了。这座名城变成一个平淡无奇、不起作用的大量居民集中点，它只能凭吊昔日的光荣，人们不时给它打补钉以维持它的生命，全靠德国人决定每周放入一定数量的列车，它才能敬延残喘。只要维希稍加顶撞，只要拉伐尔向柏林输送劳工时不够爽快，人们马上停止给巴黎打针。巴黎在空荡荡的天宇下憔悴，饿得直打呵欠。它与世隔绝，别人出于怜悯或者出于自己的打算才养活它，它只有抽像的、象征性的存在。这4年里，法国人无数次在食品杂货店的橱窗里看到成排的圣埃米里翁酒或墨尔索酒瓶。他们被吊起胃口，走近去看个仔细，却读到一条告示：卢浮宫仅供陈列。巴黎也一样，它只是一个空架子。一切都被掏空了：卢浮宫里没有画，国民议会里没有议员，参议院里没有参议员，蒙田中学里没有学生。德国人为了维持门面而组织戏剧演出、赛马和兴味索然的庆祝活动，这不过是为了向世界证明法国安然无恙，既然巴黎还活着，这是中央集权制度造成的奇特后果。至于英国人，他们用炸弹把洛里昂、卢昂或者南特夷为平地，但是决定不去碰巴黎。于是我们在这奄奄一息的城市里享受到一种象征性的、死一般的安静。在这块孤岛周围，钢铁和火焰如雨水从天而降；但是，如同我们未被接受参与我们的外省的劳作一样，我们也没有权利分担它们的痛苦。一个象征：这个勤劳、爱动怒的城市变得只是一个象征。我们面面相觑，自己问自己，是否我们本人也成了象征。

这是因为，这4年里，人们抢走了我们的未来，必须依赖别人为生。而对于别人，我们不过是物。英国的广播和报刊无疑对我们表示了友情。但是除非我们太自负或者过于天真，才会相信英国人为了解救我们才打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他们英勇地手执武器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我们知道，在他们的考虑中，我们不过是许多因素中间的一项因素。至于德国人，他们想的是怎样用最好办法把这块土地并入“欧洲”整体。我们感到自己的命运从我们手里滑走；法国像人家放在窗台上的一盆花，天晴时拿出来，天黑了又搬回来，从不征求这盆花本身的意见。

大家知道有一种所谓“丧失自我意识”的病人，他们突然认定“所有的人都死了”，因为他们停止把自己的未来投射到自身之外，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停止感到别人的未来。最令人痛苦的，可能正是所有巴黎人都丧失了自我意识。战前，如果我们有时满怀同情看着一个孩子，一个年轻男人或女子，那是因为我们预感到他们的未来，因为我们从他们的手势，从他们脸上的皱褶里隐约猜到他们的未来。因为一个活人首先是一个计划，一项事业。但是占领剥夺了他们命运：我们不比一玫铁钉或门上的插销有更好的命运。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暂时的，它们的意义限于它们被完成的那一天。工人在工厂里干一天活算一天：第二天就可能断电，德国可能停止运来原料，人家可能突然决定把他们押送到巴伐利亚或者帕拉丁纳去做苦工；大学生在准备考试，但是谁又敢保证他们准能参加考试呢？我们观看自己，看到的却像是死人。这种非人化，这种把人化为木石的现象实在难以忍受，所以许多人为了逃脱它，为了找回个未来，就投入抵抗运动。奇特的未来，酷刑、监狱、死亡挡在前面，但是至少这是我们自己用双手创造的未来。不过抵抗运动仅是一种个人出路，而且我们一直知道这一点：没有抵抗运动英国人照样能打赢战争；如果英国人注定要打输的话，有了抵抗运动也无济于事抵抗运动在我们心目中也是象征。在一座象征性的城市里发动的象征性叛乱，惟有酷刑是真实的。

于是我们就被置身局外。对于我们不再打的这一场战争，我们还因不能理解它而感到耻辱。我们从远处看英国人和我国人适应了德国的战术，而这期间我们仍在回味我们1940年的失败；我们败得太快，什么也来不及学。今天不无嘲讽地庆贺我们躲过这场战争的人不能想像，法国人本来多么愿意继续战斗。日复一日，我们看到我们的城市被摧毁，财富被销毁；我们的年轻一代萎靡不振，300万同胞在德国受尽磨难；法国的出生率大为下降。还有什么战役的毁灭性超过这一切？我们本会乐意做出这些牺牲，如果它们能加快我们的胜利的来临，但是现在这些牺牲没有任何意义，毫无用处，或者说它们对德国人有利。还有下面这一点，可能大家都理解：最可怕的，不是受苦，也不是死去，而是白白受苦，白白死去。

在被绝对遗弃的境地中，我们有时看到头顶上掠过盟友的飞机。我们的处境实在古怪，以致警报器宣告这些飞机是敌人。命令毫不含糊：必须离开办公室，关闭店铺，躲进防空洞。我们从不服从:我们呆在街上，昂首望天。不应该把这一违抗纪律的行动看做徒劳的反抗或者愚蠢的硬充好汉：我们在绝望地注视我们最后剩下的友人。这个坐在驾驶舱里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年轻飞行员，他以看不见的联系与英国、与美国拴在一起，他代表整个巨大而自由的世界占满了天空。但是他带来的惟一信息却是死亡的信息。人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必须对盟友抱有多大信念，才能继续爱他们，才能和他们一起愿意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大肆破坏，才能不顾一切地把这些轰炸机当作英国的脸庞来欢迎。如果炸弹没有命中目标，掉在居民区里，人们就想尽办法来辩解，有时人们甚至指责是德国人扔下炸弹以便挑拨我们和英国人的关系，或者是德国人故意迟发警报。大轰炸时期，我曾在勒阿弗尔一位战俘营的难友家里住过几天。头一天晚上，我们围着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坐下，一家之主带着既天真又令人感动的庄严神情转动收音机的旋钮；他好像在主持弥撒。正当我们收到BBC的首次新闻节目时，我们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的飞机声。我久不能忘在场一位妇女既惊恐万状又能大喜欲狂，她小声说道：“英国人来了！”一刻钟内，他们在椅子上端坐不动，不管爆炸声越来越近，全神贯注倾听伦敦的声音；他们觉得收音机里的声音更加实在，而他们头顶上的飞机编队赋予这个声音以五官四肢。但是这类坚信不移的行为要求精神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还经常要求人们压下心头的愤怒。当洛里昂被夷为平地，当南特市中心被毁灭，当卢昂的腹心受到轰炸时，我们强压下心头的愤怒。但愿你们能猜到这样做需要多大的克制力。有时候怒火无法抑制—-然后人们又说服自己不要听凭情绪冲动。我记得1944年7月，我坐火车从商蒂依回巴黎时遭到飞机上的机枪扫射。这是一列与军事目标完全无关的郊区客车；3架飞机掠过；几秒钟内，头一节车厢里就有名乘客被打死，12名受伤。乘客们站在铁道上，看着死者和伤员被放在担架和绿色长椅上抬走—-担架不够，人们把附近车站月台上的长椅也搬过来了。激动和气愤之下，乘客们个个脸色煞白，人们咒骂你们，人们责备你们野蛮，不近人情：“他们有必要袭击一列无力自卫的客车吗？难道莱茵河那一边的活还不够他们干的？他们最好到柏林去！可不，那边的高射炮想必让他们害怕了。”等等。然后，突然有人找到了解释，“ 听着，通常他们总是瞄准机车，这样不会伤害任何人。只不过今天人家把机车编在最后；于是他们就朝头一节车厢开枪了：他们飞得那么快，没有发觉这个变化。” 大家立即闭口不语：人们心头轻松了，因为飞行员没有犯下不能原谅的错误，因为我们可以继续爱你们。我们经常受到诱惑，很想恨你们，我们必须与这种诱惑斗争：在我们遭受到不幸中，这可不是最小的一下，我们眼看你们在城市近郊造成的火场上冒起浓烟，我们那时候孤独到了极点。

然而我们不敢埋怨：我们内心有鬼。这一隐秘的耻辱折磨我们，我首先在被俘期间体验到这种耻辱。战俘们是不幸的，但是他们做不到对自己生怜悯之心。他们说：“ 想想，我们将来回去了，人家会怎样对待我们！”他们的痛苦又干又涩，令旁人不悦，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理应受惩，这痛苦就像掺着毒药。他们感到自己愧对法国。但是法国愧对世界。为自己的不幸伤心落泪也能带来安慰。但是当我们到处受到蔑视时，我们又怎么可能怜悯自己呢？和我同一个战俘营的波兰人毫不掩饰他们对我们的轻蔑，捷克人则责怪我们在1938年抛弃了他们。有人告诉我，一个从战俘营逃出来的俄国人躲在安茹一名法警家里，他谈到他们时老挂着微笑：“法国人，兔子！兔子！”你们自己对我们也不是一直都很温和的，我还记得我们听斯穆茨元帅的某次演说时不得不强行保持沉默。这以后，当然我们转过这样的念头：索性屈辱到底，再增添一些。也许我们本有可能为自己辩护。世界上3个最大的强国花了4年才打败德国；当我们单独抵抗德国的攻击时，我们一上来就被打垮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但是我们不想辩解：出于为国家赎回荣誉的需要，我们中最优秀的人投入抵抗运动。其他人迟疑不决，内心不安；他们反复咀嚼自己的自卑情结。有一种痛苦人们必须承受：既不能认定自己不该遭此报应，又水能把它当作赎罪手段，你们难道不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难忍受的？

但是，正当我们就要陷入不能自拔的悔恨之中的时候，维希政府成员和合作者们试图把我们推进去，结果反而使我们止步不前了。占领，这不仅是战胜者在我们的城市里长住下来，这也是他们所有的墙上，所有的报纸上愿意让我们看到的我们自己超龄不堪的形象。合作者们首先呼吁我们要正视现实。他们说：“我们打败了，输要输得漂亮：承认我们的过错吧。”紧接着又说：“应该承认法国人轻浮、冒失、爱吹牛、自私、我们一点不了解别的民族。战争是我们国家分崩离析时突然袭来的。 ”墙上的幽默招帖嘲笑我们最后的希望。面对如此卑劣的行为，如此拙劣的计谋，我们倒想为自己感到自豪了，可惜，我们刚抬起头就在自己身上重又找到我们真正的悔恨理由。我们就这样整天六神无主，感到不幸却又不敢对自己明言，蒙受耻辱同时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们的不幸达到顶点：我们每走一步路，吃一顿饭，甚至吸一口空气，都不能不与占领者同流合污。和平主义者们在战前一再向我们解释，一个被侵占的国家应该放弃战斗，作消极抵抗。这话倒是好说，但是为了使消极抵抗有效，火车司机必须拒绝开车，农民必须拒绝犁地。这样做的话，战胜者可能会感到不方便—-虽然他们可以从自己国土上取得给养—-可是被占领的民族肯定过了几天就会统统死光。因此必须工作，为民族维持徒具外观的经济组织，不管经历多少毁灭和抢劫，为它保存最低限度的活力。然而最微小的经济活动也对敌人有利。敌人扑到我们身上，把他的吸盘紧帖住我们的皮肤，与我们同生共死。我们的血管里生成的每一滴血都有他们一份。人们关于“合作者”谈论得很多。诚然，在我们中间有真正的法奸：对他们我们不引以为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渣滓，总有那么一批不得志、心怀怨恨的人利用灾难或革命得逞于一时；一个民族组合中有吉斯林或拉伐尔这样的人存在本是正常现象，如果同自杀率或犯罪率一样。但是我们感到不正常的是国家的处境，全国都在与敌人合作。游击队员是我们的骄傲，他们不为敌人工作；然而农民如果想养活游击队员，就得继续饲养家畜，而其中一半必定被运到德国。我们一举一动都有双重意义：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应该完全责备自己呢，还是完全赞同自己：一种微妙的毒汗使我们最好的举动也带上毒素。我只举一个例子：火车司机和司炉工是令人钦佩的。他们的冷静、勇气和经常表现的献身精神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他们使载着食物的货车安抵巴黎。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抵抗者而且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热心保护法国铁路器材却对德国有利；这些被奇迹般保存下来的机车随时可以被征用；他们搭救下来的人中，也有前往勒阿弗尔或瑟堡的军人；运送食品的列车也载着军用物资。所以，这些本心只想为同胞效劳的人势所必然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反对我们的友人；每当把勋章挂在他们胸前时，实际上是德国向他们授勋。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我们没有承认自己的的行为，我们无法要求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病毒无所不在，任何选择都是坏的，然而又必须选择，并且对之负责；我们的心脏每一次跳动都加重一分我们的犯罪感，我们为之毛骨悚然。

维希政府一直要求我们团结一致。如果我们能团结起来反对维希政府，我们被迫过的这种卑污生活可能会变得易于忍受一些。但是不幸未必就能使人靠拢。首先，占领使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散处世界各地。某位巴黎工厂主把妻子和女儿留在自由区，因此—-至少在头两年里—-不能见到她们，也不能给她们写信，除非寄明信片；他的长子关在被俘军官营里，他的幼子投奔戴高乐去了。不在巴黎的人似乎没有离开巴黎，我们整整4年沉浸在对远方友人的宝贵回忆里，在想念他们的同时，我们回忆着一去不复返的生的温馨和骄傲。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回忆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化，亲友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一开始人们经常谈到被俘的亲友，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并非人们不再想念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起先在我们心里有痛苦的、明晰的面目，后来变面敞着大口子的空位置，逐渐与我们贫血症混为一体。我们像缺少脂肪、糖或维生素一样缺少他们。其程度同样彻底，难分轩轾。同样消失了巧克力或鹅肝酱的回味，对某些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记忆，对7月14日巴士底广场的舞会，与情侣的一次散步，海滨的一个夜晚，以及法国的光荣的回忆。我们的生理需要缩小了我们的记忆。因为人什么都能将就，我们又有了新的耻辱：凑合着我们的贫困，我们饭桌上的芜青甘蓝和我们仍享有的少得可怜的自由，乃至我们干涸的内心活下去，我们变得日益简单化，最后我们只谈论食物，与其说这是出于饥饿或对明天的恐惧，不如说因为寻找食物“来路”是我们惟一够得着去做的事情。

何况占领唤醒了古老的纠纷，加剧了法国人之间本来存在的不和。法国分成北区和南区，使巴黎和外省以及北方和南方之间古老的对立重新复活。克莱蒙——费朗和尼斯的居民指责巴黎人与敌人达成协议；巴黎人责怪自由区的法国人都是“软蛋”，说他们因自己未“被占领”，盛气凌人地显示怎么的满足心理。在这一方面，应该说德国人践踏停战条约，把全法国置于占领军直接控制下，倒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重建了我们民族的团结。但是别的冲突依然存在，例如农民与市民的冲突。农民长期以来一直以为自己受城里人的蔑视，这下轮到他们报复，对城里人趾高气扬了；后者反过来指责他们为黑市提供货源，存心使市民挨饿。政府则火上加油，它发表的讲话一会儿把农民捧到天上，一会儿责备他们把收获隐藏起来。豪华餐厅的倨傲气派更使工人与资产阶级敌对。说实话，光顾这类场所的主要是德国人和一小撮“合作者”。但是这类场所的存在使社会不平等有目共赌。劳动阶级也不可能不知道，主要是他们被征发到德国去做劳工，资产阶级没有或几乎没有被触动。据说这是德国人运用策略的结果，他们有意挑起不和，或者这只是因为工作对德国更有用？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但是这也是我们不能有明确见解的一个标志：我们不知道应该为大学生中的大多数免于流放而庆幸呢，还是应该出于患难与共的精神，希望这一厄运没有区别地打击所有社会阶层。为了面面俱到，需要指出，战败加剧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4年内，1914年的老兵责怪1940年的士兵们打输了战争，而后者又指责他们的前辈丢失了和平的机会。

不过你们不要想像法国陷于四分五裂。真相没有那么简单。这些争执主要表现为一个巨大的、笨拙的团结愿望的阻碍。可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善良意愿。人们朦胧地向往着新秩序的来临。雇主就整体来说，倾向于对雇员让步。无论何地，每当两名地铁乘客在拥挤的车厢里互不相让，每当一个不够灵活的骑自行车者与一个躲避不及的行人发生争执，人群里总有人轻声说：“这又何苦呢！法国人之间还吵架，当着德国人的面！”但是占领造成的局面本身，德国人在我们之间树立的壁垒以及秘密斗争的需要，使得这些善良意愿在大多数场合派不到用场。所以这4年是一个漫长的、无力实现的团结之梦。当前局势之所以紧急、令人焦虑，也在于此。壁垒倾圮了，我们的命运握在自己手里。是重又复苏的古老纠纷，还是这个巨大的团结愿望将取得胜利呢？你们从伦敦望着我们，请你们大家多少保持一点耐心。占领时期的回忆还没抹掉，我们刚刚醒过来。拿我来说，我在街角遇到一名美国兵时，会本能地突然一惊：我以为他是德国人。反过来，一名躲在窖里的德国军人迫于饥饿出来投降，巴黎解放后半个月他就可以骑自行车在香榭丽舍大街畅行无阻。人们太习惯德国人的存在了，以致对他们视而不见。我们需要许多时间才能忘记过去，而明天的法国还没有露出它的真面目。

但是我们首先请你们理解，占领往往比战争更可怕。因为在战争中每个人都可以表现自己是男子汉，而在占领这一暧昧的处境中我们真的不能行动，甚至不能思想。在这个时期——抵抗运动除外——法国大概说不上始终表现得很伟大。但是你们首先应该理解，积极的抵抗必定只能限于少数人。其次，我以为，这一小部分人义无反顾地自愿以身殉难，他们足以补偿我们的种种软弱之处。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能帮助你们衡量我们国家在羞辱，在极度厌恶，在愤怒中忍受的一切，我以为，你们会和我一样认为它有权得尊重，包括它的过失在内。

我们之所以能够思想也许仅仅因为我们置身事外。

《失明症漫记》，长篇小说。若泽·萨拉马戈(Jose Saramago)（1922～）葡萄牙记者、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里斯本围困史》、《失明症漫记》、《修道院纪事》等。1998年，“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失明症漫记》“极大地提高了萨拉马戈的文学水准，……其想象力之丰富、情节之怪诞、离奇和思想之尖锐，以一种荒唐的方式在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至高的体现。”（瑞典皇家学院颁奖辞）

失明症漫记影评：

一个盲人的世界是可以想象的吗？萨拉马戈不仅大胆地想象了，而且写成了一个长长的故事，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萨拉马戈描写的失明症的特点并不是眼前漆黑一片。第一个失明者是驾车回家途中在一个十字路口等待绿灯亮起时突然失明的，然而他的眼前是白茫茫一片，仿佛沉浸在“牛奶的海洋”之中。有一位路人开着他的车送他回家，但在临走时起了歹念，偷走了失明者的汽车。不久，偷车贼也失明了，症状完全一样。
　　
如果以为作者要用“恶有恶报”的理念讲述一个当代民间故事，那是低估萨拉马戈的才华了。失明症没有放过这座不知名的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人，在它面前任何人都是无辜者。偷车贼后来成为书中第一个死者，死在士兵的枪弹之下。那时所有的失明症患者已经被关进一所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检查”，由于怀疑失明症是通过目光传染的，士兵们得到命令：对任何试图走出隔离区的盲人，可以开枪射击。这就意味着，一场古怪的天灾很快向着“人祸”的方向发展。
　　
精神病院是政府精心选择的隔离地点，当局打出“为全体公众利益”的旗号，采用暴力方式将已经发现的盲人们强行拘捕进去，这其中包括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前者就诊医院的眼科医生、当时在场的戴眼罩老人和一个斜眼小男孩、一位戴墨镜的姑娘。医生的妻子是小说中唯一没有失明的人， 但她自称已经失明，陪伴丈夫进了精神病院，亲身经历了地狱般的隔离生活。起先是来自外界的威胁，士兵的枪口无情地瞄准每一个往外走的盲人，流传在看守者中的“上级精神”是：最佳解决办法是让他们自相残杀——“虫子死了就没有毒性”；后来，由于盲人越来越多，食物的分配引发了盲人之间的激烈冲突，一个盲人凭借拥有一把手枪纠结了一伙盲人歹徒，独占食物，起初勒令各个宿舍凑钱来买饭食，进而丧尽天良地逼迫全体女盲人为他们“服淫役”。终于，医生的妻子在又一场凌辱开始之前，用一把剪刀割断了歹徒首领的咽喉。
　　
作为唯一能看得见的“盲人”，医生的妻子担当了故事的实际叙述者的角色，也忍受着比同伴们更大的痛苦：她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特别身份，担心这样一来会成为盲人们的奴隶，但她实际上不能像一个盲人那样生活，因为她不得不亲眼目睹人与人之间惨不忍睹的互斗场面。她甚至宁愿舍弃这种幸运，和大家一样生活在白茫茫之中。
　　
萨拉马戈借着书中人的口诘问我们：人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身为人的底线？一旦面临共同的威胁，人的尊严感是促成最大范围的团结，还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失明症漫记》很早就伏下一个让人寒心的细节：失明症发生后，政府首先想到的是把盲人和有受感染嫌疑的人集中起来关押在同一所精神病院的两栋宿舍楼里，以便让新出现的盲人能被他的同伴便利地赶到对面的楼里去。看来就阴谋算计、自相残杀的本能而言，人并不比动物进化多少。唯有无情的失明症可以抹平一切差异，除了医生妻子，它最终没有放过城里的任何人，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精神病院。士兵们失明了，政府官员也失明了，盲人们冲出囚牢，和外面的疯子会合。所有人都在无方向地游荡、觅食、排泄中度日，空气里弥漫着腐臭气息，邪恶因为“人间”的彻底消亡而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甚至变得可以忍受了——这大约是失明症令人痛心的仁慈。
　　
“死去的人不能复活，但是活着的人需要再生”，终于忍耐到了失明症撤退的那一天，医生的妻子如是说。已然面目全非的城市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人们的欢呼声，和加缪《鼠疫》的末尾格外相像。里厄医生忧虑道：如果再发生一场鼠疫，我们如何是好？半个世纪后面对惊人相似的问题，萨拉马戈的回答也还远远没有结束。
失明症漫记书评：

《失明症漫记》：白色的黑暗

–刘嘉

在萨拉马戈那里，黑暗被取消了两种基本特征，一来它没有由光明渐渐衰弱的过渡阶段，二来在人类的惯常的感知中，它的物理形态反而被强烈的白色所替换，所以在《失明症漫记》中，失明没有博尔赫斯那样的如黄昏徐徐降临的诗意，也没有对黑暗的传统恐惧，但是对于光明的强烈向往却真切的堕入犹如一片犹如牛奶状的白色大海中。某种程度上它应和了我许久以来对黑暗不同以往的认识：与同样封存光线的白色相比，黑暗显得更加的脆弱，因为哪怕是一点微弱的光亮也能照亮它那惶恐的身躯。

从一条普通的街道上的一个司机开始，一座城市慢慢地坠入模糊的现实中，黑暗没有降临，人类同样在恐惧中沦陷。城市与疾病的关系又一次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可是失明为什么会传染呢？那个深陷在一片乳白色汪洋的城市在焦虑的问道。那死亡又怎么会？萨拉马戈立即反问道。随后，他就要不动声色地在一片看似永恒的白色中取消掉人们的尊严和希望——除了这些，看看我们还能怎样地生存下去，怎样在对白色的恐惧中感知我们如此熟悉的世界。

一批批的失明症患者被不断运往一座精神病医院。只有一位医生的妻子还持有健全的视力，托她的福，我们看见真正的黑暗降临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人们很快像动物一样生活，随地方便，为了吃的到处乱冲乱撞，最终被看管它们的士兵射杀。到处是白色的耀眼的光，但就什么也看不见，伴着弥漫在空气中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光似乎也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猪，一群猪”，有人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吼道。精神病院夜晚的月光映衬着高耸的楼墙，冷漠阴沉的枪管，不断地闪现在盲人白色视界中的晃眼的探照灯，他们到底是人么？萨拉马戈冷静地判断，是的，不过他们是一群失去视力的男人和女人。

自然属性的黑暗在这群盲人中彻底地隐遁在他们对光感的错觉和疑惑中。但关于我们的黑暗还是被萨拉马戈勾勒得无处闪躲。在一片白色中，我们一切系统，组织和结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恶和所有感情的失落无处不在。身体的屈辱和取得食物哪一个更加重要？在《失明症漫记》中，没有虚伪的英雄主义和做作的道德观，它需要证明的就是人类在无边的惊慌失措和恐惧中到底还能剩下些什么？在一批有武装的盲人的要挟下，身体的屈辱彻底让位于淫邪的恶欲，让渡了男性应该保卫女性的责任感，所有病房内的男性必须用他们的妻子，情人们的身体换来赖以苟活的食物。你吃的下么？有人还保留一丝可怜的反思，但很快所有人在耳边传来的极富穿透力的低声啜泣中不假思索地咬向面包。

还剩下些什么呢？在一群人，一个城市完全沦为牲畜和地狱之后，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整个世界仿佛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盏灯和不知昼夜守着这盏灯的男男女女，那位医生的的妻子伫立在精神病院中央，这样感喟到。但人们在什么都失去的情况下仍有情感和泪水，虽然这些在如此境地中显得那么低廉，那么苍白。当医生忘记了她的妻子仍能看见的事实，慢慢地爬向另一个姑娘的床上的时候，这位妻子就静静的立在他们的一旁。没有愤怒，没有嫉妒，没有仇恨。她默默地目睹着全过程，然后搂起了那位姑娘悲恸地哀悼我们失去和重新得到的东西。

这与萨拉马戈的想象力一起，又一次有力地提升他的伟大。不管他怎么狠心冷静地描绘着关于我们的隐喻，不管他要通过他的想象怎么敲打我们脆弱的神经，在一切黑暗中出现的邪恶的旁侧，总还有某些东西提醒我们人是什么，即使那种提醒多么的可笑，在生存的面前多么的不值一提。当那一群盲人们在一场夜晚间恐怖的大火中仓皇逃离精神病院时，他们惊恐疯狂，在风中摇曳的形象应该永远镌刻在我们对于文学的真正记忆中。

很快，在回归光明的迷途中，黑暗再一次悄然出现，但这一次同样不怎么令人感到恐惧。那群盲人们一个个地由白色进入黑色，重新模糊地看见了世界和那些在地狱中互相支持的人们，充满烟雾的城市又一次在阴霾的天空下出现在所有人的眼前。一种叫秩序的东西会在不久的将来重新运转起来，只有那位医生的妻子忧虑地注视那个她熟悉的满目疮痍的城市，依旧充满恐惧。

我忽然想到里尔克的一句诗：那一个盲人站在桥上／灰暗如无名之国的界桩。

《失明症漫记》原文：

他朝起居室挪去。尽管他小心翼翼地用手在墙壁上摸索着，不碰任何东西，但他还是把一只花瓶打到了地上。他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花瓶，要么就是妻子在上班之前把它放在了那里，想等回来再找个合适的地方放。他弯下身子来检查自己闯的祸。水把打蜡的地板弄湿了。他摸索着捡花，没留神打碎的玻璃，一块长条碎片扎破了他的手指，一阵钻心的疼痛，使他那双只能看见一片白色的盲眼里涌出了无助的孩子般的眼泪。在起居室的中间，在夜晚将临的暮色里，他一面手执
鲜花，感觉着鲜血的流淌，一面在口袋里四处寻找手帕，尽其所能地包扎好手指。然后，他东绊一下，西撞一下，趔趔趄趄地绕过家具、地毯，摸到了平日和妻子看电视的沙发上。他坐下来，把鲜花放在腿上，小心翼翼地解开手帕。血摸起来黏乎乎的，让他感到心惊肉跳，他想肯定是因为自己看不见，血于是变成了一种没有颜色的黏液，一种既陌生又属于他的东西，同时又像一个自己造成的威胁，矛头直指向他。他用那只好手慢慢地、轻轻地寻找那块碎玻璃，像把小匕首一样锋利的碎片。他用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钳出了整块玻璃。他再次用手帕把受伤的手指裹上，这次裹得很紧以止住流血，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了沙发上。不一会儿，尽管神经仍然十分警觉和紧张，但仿佛在逻辑的单一引导下，身体习以为常地选择了就此放弃痛苦和绝望，一阵沉重的疲惫袭来，与其说是劳累，不如说是困倦更恰当些。他马上梦见自己在假装失明，梦见自己不停地睁眼闭眼，每次都好像从旅途中归来一样，眼前是他所熟知的由一成不变的形状和颜色构成的世界。然而在这种肯定下面，他仍然觉察到了不安那单调的骚扰，也许是个骗人的梦，一个他迟早要醒来的梦，不知等在他面前的是怎样一种现实。那么，如果这个词有任何意义的话，它涵盖的也是只能持续几秒钟且在半梦半醒状态下已经准备醒来的疲惫，他得认真考虑考虑，再这样犹豫不决下去是否明智。我醒过来？还是不醒过来？我醒过来？还是不醒过来？除了冒一次险以外，他没有别的选择。我这是干什么呢，怀抱鲜花闭着双眼，好像害怕睁开似的。

  “你这是干什么呢，抱着鲜花睡觉？”妻子问道。

  她没等回答，径自开始收拾花瓶碎片和擦干地板，同时一直在嘟嚷，毫不掩饰她内心的不满情绪。你本该自己收拾这个残局的，可你却没事儿人似地睡大觉。他没作声，紧闭着双眼进行自我保护。他忽然被一个念头搞得心神不宁，他问自己：要是我睁开眼睛就能看见呢？他的心被希望煎熬着。女人走近了，发现了沾满血迹的手帕，立即平心静气了。

  “可怜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她一边解开临时凑合用的纱布一边同情地问。

  这时他徒劳地渴望看到妻子跪在他的身旁，他知道她就在那儿，然后，明知自己看不见她，他还是睁开了眼睛。

  “你总算醒了，我的睡包。”她微笑道。

  一阵沉默过后，他说：“我失明了，我看不见了。”

  女人不耐烦了：“别再瞎胡闹了。有些事不能开玩笑。”

  “我多么希望这是个玩笑。事实上我确实失明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求求你，别吓唬我，看着我，这儿，我在这儿。”

  “灯亮着，我知道你在那儿。我听得见你，摸得着你，我能想象你开灯的样子，可我看不见了。”

  她哭了起来，向他扑了过去：“这不是真的，说这不是真的。”

  鲜花滑落到地板上，滑落到血染的手帕上，血又从受伤的手指涌了出来，而他，好像想用别的话来表达对自己伤痛的无所谓，小声说：“我看什么都是白的。”然后他凄然一笑。

  女人在他身边坐下，紧紧地拥抱他，温柔地亲着他的前额、脸颊和眼睛。“你会看到，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你没生病，谁都不会一下子失明的，也许，告诉我是怎么发生的，你有什么感觉，什么时候，在哪儿，不，等会儿，我们首先必须找个眼科大夫咨询一下，你能想起谁来吗？”

  “够戗。我们俩都不戴眼镜。”

  “如果我带你去医院的话，大概不会有治疗失明的紧急措施。”

  “你说得对。我们最好直接去看大夫。”

  “我查查黄页，找个大夫。”她站起身来，仍然不相信地问他，“你感觉到什么区别吗？”

  “没有。”他回答道。

  “注意，我要关灯了，告诉我你的感觉，现在。”

  “没有。”

  “什么叫没有？”

  “没有。我眼前只有一片白色。就好像没有黑夜一样。”

  他听得见妻子在迅速翻动黄页，一边抽着鼻子忍住眼泪，叹着气，最后开口说：“这个行，但愿他会给我们看看。”她拨了一个号码，询问是否是那家诊所，大夫在不在，能不能跟他说话。“不，不，大夫不认识我。情况非常紧急。是的，求求您。我理解。那么我向您说一下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恳求您向大夫转达一下我的话。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丈夫突然失明了。是的，是的，突然一下子。不，不，他不是大夫的老主顾，我丈夫不戴眼镜，从来不戴。是的，他的视力非常好，跟我一样，我的视力也很好。多谢您了。我等着。我等着。是的，大夫，突然一下子。他说他看什么都是白的。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没时间问他。我一回家他就这样了。您想让我问他吗？啊，太感谢您了，大夫，我们马上就来，马上。”

  失明者站起身来。

  “等等，”妻子说，“我先收拾一下这根手指头。”

  她走开了一会儿，带回来一瓶消毒剂、一瓶碘酒、棉球和一盒纱布。她一边包扎伤口，一边问他：“你把汽车停在哪儿了？”忽然她不兜圈子了：“可是你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你开车了，要不就是出事的时候你已经回家了？”

  “不，就在街上，在我等红灯的时候。有个人把我带回了家，车就停在邻街上。”

  “好吧，我们走吧。我去找的时候你在门口等着。你把钥匙放在哪儿了？”

  “我不知道，他没还给我。”

  “他是谁？”

  “那个带我回家的男人。”

  “是个男人。他肯定把它放在哪儿了，我来找找。”

  “找也白找，他没进家门，可钥匙肯定在某处。他很可能忘了，稀里糊涂地把钥匙装走了。”

  “我们需要的就是钥匙。”

  “先用你的钥匙，然后再找。”

  “好，我们走吧，抓着我的手。”

  失明者说：“如果我这样下去的话，还不如死了好。”

  “求求你，别说胡话，情况已经够糟了。”

  “是我瞎了，不是你，你想象不出来有多难受。”

  “大夫会有办法的，你等着瞧吧。”

  “我等着。”

  他们离开了。在下面大厅里，他的妻子开了灯并对他耳语道：“在这儿等着我，如果邻居有人来，对他们说话自然些，说你在等我，谁看见你都不会怀疑你看不见的，何况我们也没必要把自己家什么事都告诉大家。”

  “好的，可是别太久了。”

  妻子连忙走了。没有邻居进来或出去。失明者根据经验，可以凭自动开关的声音判断楼道的灯是明是灭，所以一没声音他就按按钮。光，这灯光，对于他已经转化成了声音。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街道就在附近，百八十米的距离。如果我们再耽误下去，大夫就会走了，他心里想。他下意识地做了一个机械动作，抬起左手腕低头看表。他好像挨了一闷棍似地噘了一下嘴唇，暗自庆幸这会儿周围没有邻居，因为此时此刻，只要有人跟他说话，他就会嚎陶大哭起来。一辆汽车停了下来，终于到了，他想，可马上又意识到那不是自己汽车的发动机。“这是个柴油机，肯定是辆出租，”他一边说，一边又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

  妻子惊惶失措地回来了：“那个帮你忙的好心人，那个好人，把我们的汽车偷走了。”

  “这不可能，你没看清楚。”

  “我当然看清楚了，我的视力没有一点问题。”这后一句话是无心说出来的。“你告诉我说汽车就停在旁边那条街上，”她连忙纠正自己道，“可是没有，除非他们把它放在另一条街上了。”

  “不，不，我敢肯定它就停在了这条街上。”

  “反正现在它不见了。”

  “要是这样的话，那么钥匙呢？”

  “他趁你糊涂和沮丧的时候抢了我们。”

  “当时我还不想让他呆在屋里，怕他偷东西，可是如果他一直陪我到你回家的话，就不会偷走我们的车了。”

  “咱们走吧，有辆出租在等着呢。”

  “我发誓我愿意折一年的阳寿，看到这个流氓也瞎掉他的眼睛。”

  “别这么大声。”

  “而且他被人偷个精光。”

  “他可能会再来的。”

  “啊，你认为他明天会来敲门，说他由于一念之差偷了那辆车，他很抱歉并希望你感觉好一些？”

  他们来到大夫的诊所，一路上没吱声。她尽量不去想失窃的汽车，并爱怜地握住丈夫的手。他低着头，好不让司机从反光镜里看见他的眼睛。他忍不住扪心自问，为什么这样一个灾祸降临到他的头上？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他能听到交通的噪音，出租车停车时发出的尖利的怪声。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们还在沉睡的时候，外界的声音已经穿透好像白床单一样将我们包裹其中的无意识的纱幕。好像白床单一样。他摇摇头，叹了口气，妻子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颊，意思是别着急，有我在这儿呢。于是他把头靠在她的肩上，不在乎司机怎么想。他幼稚地想，如果你是我的话，也开不了车。他意识到这个想法的荒唐，庆幸自己在绝望中还能进行清醒的思考。他在妻子的悉心帮助下离开出租车，看起来还很平静，可是等到要走进决定他命运的诊所的时候，他声音颤抖地问妻子：“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他摇了摇头，仿佛已经放弃了一切希望。

  他的妻子对接待员说：“我半个小时以前为我丈夫的病打过电话。”接待员于是把他们带进一间小屋，其他病人都在里面候诊。有一个老人一只眼睛上戴着黑眼罩；有一个小男孩看上去对眼，身边显然是他的母亲陪着他；有一个姑娘戴着墨镜；还有两个表面上没什么特点的人。但是没有一个盲人，盲人不来看眼科。女人把丈夫领到一张空椅上，剩下的所有椅子上都有人，于是她就站在他的身边。“我们得等一会儿，”她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听到了候诊室里的说话声。这时又一阵焦虑袭来，他觉得等大夫检查花的时间越久，他的失明就越严重，几乎到了不愈的地步。他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心情非常烦躁，他几乎要向妻子倾诉了。这时门开了，接待员说：“你们两个这边走。”然后转向其他患者：“大夫说了，这个人有急症。”

  对眼男孩的母亲抗议说她的权利不容侵犯，她是第一个来的，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其他患者低声附和着她。然而无论他们还是她本人，都认为继续抱怨下去是不理智的，万一大夫介意了，会对他们的无礼进行报复，让他们等得更久。一只眼戴眼罩的老头气量比较大：“让那个可怜的人先看吧，他的情况比我们糟得多。”

  失明者没有听见，他们已经走进了大夫的问诊室，妻子说着：“真谢谢您，大夫您心真好，只是我丈夫他———”说到这儿，她停了下来，因为说实话，她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只知道丈夫失明了，他们的车失窃了。

  大夫说：“好吧，现在告诉我是什么毛病吧。”

  失明者讲他在车里等红灯变绿，这时他忽然看不见了。有好几个人赶来帮忙，一位听起来上了年纪的妇女说也许是神经出了问题。然后一个男子陪他回了家，因为他自己做不到了。“我眼前一片白色，大夫。”他没提汽车失窃的事。

  大夫问他：“以前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况？”

  “没有，大夫，我连眼镜都不戴。”

  “你是说它来得很突然。”

  “是的，大夫，就像灯亮起来一样，倒更像是灯亮起来一样。”

  “最近几天以来，你有没有觉得视力有什么异常？”

  “没有，大夫。”

  “你的家族和家族史里有没有过失明的先例？”

  “在我认识和听说的亲戚里面，没有。”

  “你是否患有糖尿病？”

  “没有，大夫。”

  “花柳病呢？”

  “没有，大夫。”

  “动脉或脑细胞的高血压呢？”

  “我对脑细胞没把握，但其他的病都没有，我们工作的地方有定期检查。”

  “今天或者昨天，你的头部有没有受过打击？”

  “没有，大夫。”

  “你的年龄？”

  “三十八。”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眼睛吧。”

  失明者把两眼睁大，仿佛是为了帮助加快检查的进程，可是大夫挽起他的胳膊，把他安置在扫描器后面。一个人但凡有点想像力，就会把它看做一个忏悔室的新翻版，只不过是用眼睛代替了语言，而且牧师直接逼视罪人的灵魂深处。

  “把下巴放在这里，”他引导着他，“眼睛一直睁着，别动。”

  女人靠近她的丈夫，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说：“会弄清楚的，等着瞧吧。”

  大夫把身边的双筒显微镜升上去又降下来，扭动着排列齐整的按钮，开始了检查。他发现角膜没问题，巩膜没问题，虹膜没问题，视网膜没问题，晶体没问题，桔黄斑没问题，视神经没问题，哪儿都没问题。他把仪器推开，揉揉眼睛，然后默默地重新开始第二轮的检查，结束的时候他一脸的困惑：“我找不到一点儿伤，你的眼睛是完好的。”

  女人高兴地合起双手，叫喊道：“我说什么来着，可以治。”

  失明者没理她，问道：“大夫，我可以把下巴挪开吗？”

  “当然啦，对不起。”

  “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我的眼睛是完好的，那我为什么失明了？”

  “这会儿我还说不好，我们还得进行更具体的检查、分析，做一次脑电图。”

  “您认为跟脑子有关系吗？”

  “有这个可能，但我觉得不大像。”

  “可您说没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问题。”

  “是这样。”

  “真奇怪。”

  “我的意思是，事实上你失明了，但现在你的失明难以解释。”

  “您是不是怀疑我没失明？”

  “那倒不是，问题是你的病例非同寻常，从我个人角度讲，我行了这么多年医，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我敢说在整个眼科史上也没听说过这种事。”

  “您认为有救么？”

  “从原理上讲，因为我找不到任何损伤或先天的毛病，我的回答
应该是肯定的。”

  “但显然又不是肯定的。”

  “不过是谨慎罢了，因为我不想建立起希望，到头来又实现不了。”

  “我理解。”

  “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我要不要接受什么治疗呢，比如吃药之类的？”

  “目前我还不想开什么药方，因为那样就显得盲目了。”

  失明者发现这个说法很机敏。大夫假装没听见，从检查眼睛时坐的转椅上下来，站起身在诊断书上写下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他把那页纸交给失明者的妻子，说：“拿着这个，等结果下来以后和你的丈夫一块儿回来。在这期间如果有什么变化，给我打电话。”

  “我们该交多少钱，大夫？”

  “到收款台交费。”

  他陪他们走到门口，小声鼓励着：“我们等等看，我们等等看，千万不要绝望。”

  他们刚走，他就走进问诊室旁边的卫生间，长久地望着镜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嘟嚷着。然后他转向问诊室，朝接待员喊道：“下一个病人。”

  当夜，失明者梦见自己失明了。

《失明症漫记》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