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谚语说，一个淘气顽皮的孩子要挨四百下打才能消除灾难，怯除恶魔，变成健康听话的儿童。

典型的新浪潮电影拍摄手法：不区分重点主次地展现和记录——生活就是由各种无关紧要的日常的琐碎细节所构成。如实呈现这些毫无关联的次要讯息，即是最大化地还原真实的生活。

1958年，安德烈·巴赞英年早逝，未能看到他的追随者特吕弗的处女作《四百击》在1959年问世并一举夺得金棕榈。但若泉下有知，我相信巴赞一定会为特吕弗和他的《四百击》会心一笑。不仅是因为金棕榈，更是由于特吕弗成功地将他的电影理想实践于《四百击》中——真实导向性、长镜头美学、平等写实的深焦摄影，等等。

巴赞认为，现实的本质是暧昧多变的，因而也就可以通过的不同方式诠释现实。但电影的任务，并非诠释现实，并非先定性地为观众对现实进行取舍，相反，电影应当尽量地捕捉现实的暧昧性。换言之，电影导演应当尽量地保持自己在现实面前的谦卑，让现实引领电影的走向。“电影是向世界敞开的一扇窗户。”巴赞如是说。此即电影的现实主义风格。

而特吕弗在《四百击》当中的场面调度，就堪称现实主义风格的经典模板。如片尾那个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长达3分多钟的长镜头跟拍。形式主义者一定会对这个镜头不屑一顾：蒙太奇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3分多钟浓缩在十余秒内。只需要先拍上几秒的逃跑镜头，然后接上一组对安托万的脸部特写，或者干脆效仿爱森斯坦，接上一组鸟儿自由飞翔的镜头，使观众对安托万的逃亡与鸟儿的飞翔产生联想，就可以将安托万对重获自由的狂喜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又何必用3分多钟的时间去重复一个相同的逃跑动作？殊不知特吕弗这么做正是为了要打破了观众往日的观影习惯，强迫观众调动自己思考能力，自己主动去领悟这个镜头的含义，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导演的灌输的现实。而另一方面，这种通过蒙太奇表现出来的现实还是一种已经被扭曲了的现实。因为“形式主义技巧（尤其是主体性剪辑）会摧毁现实的复杂性。蒙太奇是将简单的结构强加于多种变化的真实世界，从而扭曲了其意义。形式主义的人自我中心太重，而且好操纵，视野短浅而杂小”

自然，新浪潮、长镜头、现实主义这一个个的标签都不能够证明一部电影的好坏。一部电影的伟大不是因其高高在上而成其伟大的，而是通过电影中包含的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而成就其艺术价值的。剥去文青们对《四百击》不绝的赞誉，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特吕弗是在给我们讲述着一个成长的故事，一个也许残酷也许苍白的成长故事。无论十二岁的安托万如何伪装，到头来他还不过是一个眼神澄澈、内心脆弱的少年。他张望着四周，最终看到的是在铁丝网背后一个阴暗的成人世界。所谓的“四百击”其实是一句法国俚语，说的是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时常击打，最好要打上四百下才罢休，这样孩子才会听话，才会“长大”。论者常道《四百击》是导演特吕弗的自传，但笔者却觉得这部电影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写照，只不过是以导演自己为例而已。便请试着回忆：我们是怎样“长大”的？我们是在父母对我们的责骂中渐渐“长大”的，我们是在中小学老师的威权与耳光下渐渐“长大”的，或者你会认为社会在进步，体罚在逐渐地消失了。但其实我们都明白，所谓的“四百击”不一定非要是体罚不可，在这“四百击”中，最重要的不是对肉体的虐待——电影中的安托万便没有受到多少的体罚，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是错的，我们是幼稚的，我们应该遵循他们的教导，去做他们叫我们去做的事情。于是，我们也就成了他们。于是，我们便成功“长大”了。我们会这样“长大”，会去好好学习，会去工作，会去结婚生子，会变得如此成熟。我们会变得如此成熟，以至于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时，我们会对他们做别人曾经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却没看到孩子们的面孔是如此的熟悉，没发现如今的他们便是过去的我们，没有发现其实我们都失去了什么。

《四百击》又名《胡作非为》，他的编导是科索瓦．特吕弗。接触过电影史的人都会知道，特吕弗是个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度过了很糟糕的少年时代，年轻的特吕弗追随着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并于1959年拍摄了他的第一部影片《四百击》。这部带有明显自传性质的影片也是他献给自己导师巴赞的礼物。

《四百击》是一部生活流的影片，他并没有一件完整的故事框架，只是以主人公下一步将要做什么为线索来调动观众的兴趣。该片讲述了一个少年人在学校、家庭、流浪、监狱时的生存状态，表现了少年人的反抗心理。主人公最快乐的日子莫过于三次的流浪生活，而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刻则是从监狱逃出的瞬间，看见一片蓝天和望不到尽头的海洋，虽然有些迷茫，但重新拥有自由的感觉毕竟很美，回首想想那压抑的学堂，无能的老师和破败的家庭，仿佛是一场噩梦，当然也可能是地狱，一个摧残人性，灭绝创造力的狭隘的世界。相反，主人公的空间则是广阔的，影片结尾处的碧海蓝天自然不必再说，即便在他那由于各种原因而被迫（被迫只是籍口）流浪的生活中，欢乐，猎奇，自信等充满创造力的情绪始终在体显着，走过街道与跑过楼群都是令人欣慰的，这时的心胸也自然开阔。

《四百击》最突出的特点是镜头的运用。该片运用了相当多的长镜头，当然，这与主人公的天才表演是分不开的。影片开始，镜头就把巴黎的街道就扫拍了一遍，这里的作用是暗示主人公流浪或说离家出走的地点，指出本片的主要情节在于主人公的流浪生活。在影片结束时，有一个著名的跟拍的长镜头，主人公足足跑了几分钟之多。我们在观影时会体会到，人物运动的镜头采用切换的手法比较多，但是若碰到这么一个长镜头的跟拍，观众会从心底提出质疑，我们虽然知道主人公在逃跑，但为什么要拍这么长的时间？此时，观众才会意识到跑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叙述情节的发展，也是表达了主人公奔向自由的那份狂喜。特吕弗打破了观众的习惯，强迫地调动了观众的思考能力，所以这个镜头是可以载入史册的经典镜头。另外一个长镜头比较有意思，观众们往往会发出会心的一笑，这个镜头是老师带学生们跑在巴黎的街头，孩子们悄悄地三两成伴地溜走了。这个镜头与主人公的情节走向没有太大的关系，可以被称为单一镜头，但它声明了一种生活状态，具有对环境客观再现的作用。该片的镜头运用似乎达到了苛刻的地步。例如，表现父子关系时，永远用一个画面将人物全包括进去，而表现母子关系时则永远采用对切的镜头，母与子从未出现在一个画面中。这样，人物间情感的远近关系就展现无遗了。一部影片中许多镜头都有关于剧情的深层寓意，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只求叙事，这才是电影艺术的真谛。

总之，《四百下》这部影片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拍摄手法上都堪称经典之作，即便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这部影片依然是属于非常前卫的先锋派作品，足以伴随着特吕弗的名字一起被载入史册。

这部电影没有主题，就像一朵花，开了就开了，没有目的，没有理由。

《最后一班地铁》（The Last Metro）是舞台版的《日以继夜》，以戏中戏的方式描写战争、人性、爱情，戏剧性丰富，演员的表现也有吸引力。虽然不是导演的最佳作品，但仍具有相当高的水准，获十项法国凯撒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最后一班地铁》是由弗朗索瓦·特吕弗执导，凯瑟琳·德纳芙，杰拉尔·德帕迪约，保利特，达波斯特等联袂主演的一部爱情片。本片描述二战期间，在德军占领下的巴黎，戏剧照常上演，犹太籍的剧场主人兼编剧吕卡斯为了躲避纳粹的种族迫害，一直住在剧院的地下室，继续领导和排练他所编的剧目。这一切全都是通过他的妻子、著名女演员玛丽翁来完成。每次他靠地下室内的伪装通风系统来倾听舞台上的排练，同时也感觉到了玛丽翁和男主角的扮演者格朗惹之间产生了微妙的爱情。考虑到自己的处境，他决定成全了他们。但格朗惹见到吕卡斯之后，决定到抵抗运动中去。巴黎解放了，玛丽翁站在舞台上，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拉着情人，向观众频频谢幕。影片于1980年9月17日上映。

1980年，曾经是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旗手的特吕弗拍出了自己在本土票房最成功的一部电影——《最后一班地铁》。因其在电影语汇上的完美展示，和演员无懈可击的表演，而一举夺得了当年法国电影恺撒奖的11项大奖。其中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重要奖项。这是特吕弗的倒数第二部电影，真可谓是大师的一次完美的谢幕。

特吕弗把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了沦陷的法国，在一个危机重重的剧院里展开。剧院的经理吕卡斯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藏在剧院的地窖，等待时机成熟时逃往国外，然后在那里重新开始自己的艺术事业。可是德军占领了北部自由区的消息使他的计划变成了泡影。他的妻子玛丽恩掌管着剧院，在各色人等——丈夫、情人、投靠纳粹者和德国人之间周旋。抵抗组织成员贝尔纳通过应聘成为话剧《失踪》一剧的男主角。在和合作演戏的过程中他爱上了玛丽恩。在地下百无聊赖的吕卡斯敲开了暖气管道，听着舞台上的动静指挥着戏剧的排练。剧场始终不能保持宁静，种种社会上的矛盾开始牵扯到剧院里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创作。在贝尔纳的帮助下吕卡斯逃过了纳粹的搜查。在重重的阻挠下，《失踪》终于演出了，并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几年过去了，巴黎光复。吕卡斯重新回到了地上，继续指导话剧。玛丽恩也在吕卡斯和贝尔纳之间做出了艰难的选择。在影片的结尾，蒙玛特剧院上继续上演着叫好的话剧。台上，玛丽恩一手拉着自己的丈夫，一手拉着自己的合作者——情人，将这两个极具象征性的符号高高举起。

这部电影已经看不到特吕弗当年的风格了，大部分镜头全在摄影棚内完成，狭窄的空间，中近景的推拉，明亮的布光。影片就像一部室内剧。没有了早年《400下》的自由和灵性，但却多了几分老练和完整，有一种信手拈来的感觉。特吕弗用这部电影告诉世界，他不仅可以拍出飘逸的《400下》，也可以有《最后一班地铁》的经典叙事。

特吕弗在这部电影里对政治的态度相当模糊，他没有将什么反犹主义、地下军等政治意象拿来逐一点评。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这部电影里的巴黎是“是个小孩子眼睛中的巴黎”。但是电影里却有处处体现出了政治——这里的政治指的是政治对电影中的人物的生活的影响，而不是具体的意识形态。特吕弗同时又在这部电影中设问和思考——艺术是不是逃避现实的理由？艺术家是否该面对世俗的纷争？像最后一班地铁，那是从沦陷区到自由区的唯一出路。所有的剧场工作人员都要乘坐着最后的一班地铁才能回家。而艺术，是不是情感的最后一班地铁呢？是不是情感的唯一的释放点呢？吕卡斯是一个很纯粹的艺术家，他对纳粹的仇恨仅仅是因为战争使他暂时无法从事艺术工作，而对纳粹的反犹主义却丝毫没有兴趣。他蜷缩于地下，于是艺术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但是他不知道没有现实意义的艺术、不反映饥饿、死亡、痛苦的艺术不会成为灵魂的净化剂，他只是个悲伤哀怨的个体旁观者。玛丽恩比她的丈夫要更为现实，她为了活下去，只好将自己的感情倾注于舞台，在那里她又一次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和最后的归宿。贝尔纳则是现实（政治）和艺术的综合体，一方面他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演技高超的话剧演员。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他选择了现实，用我们的话来讲这叫“以积极的态度入世”。玛丽恩在这种冲突下选择了走在老路上，以不变应万变。其实电影中的所有人都在找自己的出路，包括那个做戏服的犹太小女孩也是这样。艺术只是生活的麻醉剂，而生活仍在痛苦中继续。最后玛丽恩同时举起了丈夫——艺术和情人——现实的手，表现了特吕弗崇高的艺术理念和人文思想。

戏剧仍在上演，但是电影却拉下了帷幕。特吕弗这部晚年的代表作，用最辉煌的手势对戈达尔对他不讲政治的指责做出了强势的回答。这辉煌的答辩无愧于大师晚年最完美的一次谢幕。

最后一班地铁 Le dernier métro (1980) 影评：

当你的国家被敌人占领时，你将怎样？奋勇的反抗？顽强的生活？继续事业？在爱情中苦恼与快乐？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就讲述了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区内的法国人的日常生活，看完电影，我才明白了在那段时期的日常生活一样是复杂和多样的，你无法用一个“屈辱”来概括，因为其中也有抗争，有欢笑，有幸福，有趣味，在敌占区的生活没有改变生活本身的多样与复杂，但是，敌占区的背景又为它抹上了一丝平常不见的顽强与坚韧。

影片并没有太跌宕起伏的情节，故事线索很简单，吕卡斯和他的妻子本来经营着一座还算不错的剧院，但是他的犹太人身份使他不得不藏身于剧院的地窖之下指导演出，而他美丽的妻子玛丽翁则走向前台，维持着剧院的运营。在排练一出新的话剧时，具有反抗精神的演员贝尔纳走入其中。一方面玛丽翁要掩护他的丈夫，另一方面她又要牵扯于与贝尔纳的爱中，直到战争结束前夕，她紧握两个男人的手，完美谢幕。尽管有犹太人深藏地窖，躲避纳粹的情节，但是影片中处理的没有想象中那么惊心动魄，特吕弗更多的还是为我们展示了被德占领下法国的人情百态。

我们习惯于歌颂在外敌入侵时，挺身而出，以生命捍卫民族的英雄，对于默默生活的人们往往有些不以为然。那些挺身而出的英雄们当然值得赞颂，但是那些顽强生活的人同样有他们值得尊重的一面。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普通法国人的生活，他们或许没有直接的向敌人发抗，但是他们以一种继续生活的态度进行着默默的反抗，影片中随处可见这种无声的反抗。比如一个德国兵摸了孩子的头，孩子的母亲说“我们现在快点回家洗头”；比如贝尔纳在夜总会正要将衣帽托放在前台，却发现那里许多德国军帽时，马上收回了衣帽。更多的体现还是剧院在巨大的压力下顽强的坚持他们的事业的故事上，在吕卡斯在地窖中藏身八百余天继续他的戏剧事业的坚持中。吕卡斯在地下世界通过一个通道倾听着地上世界的演出，他也有焦躁与不安，有沮丧和失落，但是，我相信他更有对事业的爱和希望，否则他无法在地窖里倔强的生活两年多的时间。当然，还有他妻子玛丽翁的支持，玛丽翁是片中真正的主人公，一个令人可敬的女主人，她希望平安的生活，希望可以继续上演她和丈夫的话剧，为此，她在地下与地上的世界里穿梭忙碌，要与当局的审查周旋，更要为生活操劳，更令她疲惫的是，她要在丈夫和贝尔纳之间陷入感情的纠缠。而贝尔纳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有些像个玩世不恭的花男人，但是他却又支持着同伴的抵抗事业。在他和玛丽翁的关系上，导演处理的颇具悬念，一直到最后才揭示了他和女主角那深藏的爱情。在这部片子中，三个主要演员的演技都非常出色，使这部描述相对平淡生活的影片又很亮色。

虽然有对占领者的抵抗，但是我看到的还是法国普通人的生活景象，片中法国人并不是想象的苦大仇深，双眉深锁的样子，他们一样在生活，在娱乐，一样赶在最后一班地铁前在剧院里享受艺术，纵情鼓掌。我曾听说过在大萧条时期，美国人醉心于电影世界带给他们的片刻欢乐中，而好莱坞也是在人们寻求痛苦中的欢乐期待中兴起。那么，作为国土被占的法国人，他们更企盼着那怕片刻的安宁，面对侵略者，大部分人充满了鄙夷与愤怒，但是能直接起来不顾性命反抗的只是部分。那么剩下来的不愿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的人们，只能选择好好生活，因为只有顽强的生活才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就像吕卡斯那样，等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像在剧院的人都是平凡的，他们很多人即使在战争中也充满了平凡的愿望，寻找亲人的老太太，渴望飞黄腾达的学生，埋身与琐碎生活的剧务，周旋于社交界的剧院经理，种植烟草玩耍的孩子，这些普通人与抵抗者，同流合污者加上占领者才构成了一幅真实的占领区生活，而对这些普通人，我们过去总是关注的太少，所以我要说，特吕弗令人尊敬。

《最后一班地铁》上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人认为它是一部视听艺术的经典之作，不管这样的评价是否过誉，不过我承认，在视觉上这部影片确实很有特色，红色是一个片中的主色调，不过不是张艺谋爱摆弄的那种大红。整部影片始终笼罩在一种淡淡的深红色彩中，这样既给观众以美感，同时有增添了一丝历史感。该片作为反映战时平凡人的影片，没有战场的硝烟与声浪，没有生离死别的紧张与沉重，最终，平凡生活的人们等到了胜利，他们终于可以尽情的在剧场获得快乐，而影片也没将女主角置于在两个男人间选择的尴尬，在一次谢幕时，玛丽翁一手牵着战时与他在地下相伴的吕卡斯，一手牵着战时与他在地上相伴的贝尔纳，发出会心的微笑，而影片也就此结束，给我们留下一个同样悠长完美的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