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马利克辞掉工作，背着相机到非洲和南美洲旅行，寻找合适的故事题材。旅途中，他听到了几个不错的故事，最令他惊诧的，是关于“美国巨星Rodriguez”的故事。

“他们跟我说：‘听着，他的音乐非常棒，就像滚石一样！’”马利克不止一次听南非人提及这位他闻所未闻的美国歌手，他的理解是，任何一位歌迷或球迷都有一些刁钻冷僻的喜好，他对这种推崇不以为然。

“直到我到了开普敦，想起这个人的名字，于是随机问街头的人，结果，人人都知道Rodriguez。而且他们的表情很奇怪，就像是突然有一个人问你，你认识James Marshall(美国著名吉他演奏家)吗？”马利克找来Rodriguez的专辑，唱片上，他穿着红色背心，穿着拖鞋盘腿坐在地上，戴着墨镜、帽子，脖子上挂着项链，像一尊雕塑，更像一个遥远的谜语。没人能猜出他的年纪和身高，更看不清他的相貌，唱片也没有提供任何信息。有人传言，这位伟大的歌手已经去世，死亡过程堪称摇滚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场景——在最后一场演唱会上，因为音乐事业走向下坡路，Rodriguez遭到满场嘘声。他温柔而安静地感谢了在场观众，希望大家忘记这一夜，然后唱了一曲，掏枪自杀。另一种传言是，他在舞台上点火燃烧了自己。

此时的Rodriguez，正在美国底特律建筑工地上干着重体力活，长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让他走路有些歪斜。在美国，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墨西哥移民后代，一个因时运和生计而不得不放弃梦想的人。生于1948年的Rodriguez，在当地工友的回忆里，“不像一个艺术家，倒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经常背着吉他，却从没人叫他弹唱一曲。

直到被底特律的吉他手丹尼斯·科菲(Dennis Coffey)发现，Rodriguez才有机会在1970年录制首张专辑《冷事实》(Cold Fact)。那一年，民谣在美国已经进入成熟期，在“回归自然”的号召下，鲍勃·迪伦推出乡村色彩浓郁的作品，杰克逊·布朗以诗意的语言创造出有力而古怪的民谣乐风，更有一大批民谣新人涌现，以平静心态描绘现实，用各自的音乐触角解读社会。

初来乍到的Rodriguez，汇入美国民谣的大潮中，成为毫不起眼的浪花，首张专辑只卖出了35张。制作人斯蒂夫·罗兰德在纪录片中回忆，当他1971年帮Rodriguez制作第二张专辑《从现实来》(Coming From Reality)时，坚信这是一张会引起市场反响之作，结果，销量比第一张还凄凉。

“真不敢相信没有获得任何反响。”斯蒂夫·罗兰德说，“他理应受到关注。在美国，根本没人听说过他，没有人。甚至没人有兴趣去听他的音乐。”

Rodriguez录制的最后一首歌叫《因为》（Cause），也是他最悲伤的歌曲：“因为我丢了工作，就在离圣诞两周前/我跟下水道对耶稣倾诉，教皇说着关他屁事/雨水混杂香槟，天使也让我喝个烂醉。”专辑1971年11月发行，没有收到任何反响，就在圣诞前两周，唱片公司与他解约。

“这首歌是我听过最悲伤的歌，就像一个预言。他不仅仅是有才华，他就像一位智者，一位先知，远不止是一位音乐家。”斯蒂夫·罗兰德说。

南非传奇——西斯托·罗德里格兹（Sixto Rodriguez）

在美国民谣强手如林的年代，像Rodriguez这样被浪潮席卷最终籍籍无名的歌手恐怕成百上千。但艺术的诡异恰在于，无论创作者是谁，只要能触动人心，必定会以一种非常态的方式流传，更何况，他的音乐是出现在政治气氛压抑而封锁的南非。

这就是传奇，在美国无人知晓的Rodriguez，却在南非家喻户晓。《Cold Fact》在70年代的南非几乎成为人手一张的专辑，对南非人来说简直是生命的背景音乐。

在七十年代，南非国民党统治下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发展到极盛时期，人们生活在令人窒息的体制乌云下，种族隔离问题是当时的社会焦点，没有电视，没有广播，一切都被禁止和审查。而罗德里格斯给南非带来了反叛的“革命圣歌”。《Establishment Blues》传达了人们从未听过的反体制思想，人民是可以与当下社会持异见的，罗德里格斯也启发了当地音乐家用音乐支持自由运动。当时任何一个自由的白人家里的流行音乐都可能会有披头士、忧郁河上的桥、西蒙、罗德里格斯，连小孩都会唱他的歌。

因为罗德里格斯鼓舞人心的力量，他的专辑一度被禁止，当局甚至用刀具损坏胶片以禁止音乐播放，但这仍没有影响罗德里格斯在南非的火热程度，他的专辑在南非畅销了一二十年，卖出了几百万张。

但是在罗德里格斯生活的美国，无人知晓，一切为空，Sussex前老板甚至说他的专辑在美国只能卖出去不到6张。当生活在南非的唱片行老板斯蒂芬从美国友人那里听说人尽皆知的罗德里格斯在美国却无人知晓时便开始了对罗德里格斯的搜寻，可是除了唱片他没有一点线索。

同样地，罗德里格斯的自杀在音乐作家克雷格的心中也是一个未解之谜，于是斯蒂芬和克雷格联系了彼此，开设了搜寻罗德里格斯的论坛网站，开始了他们寻找小糖人的道路。由于线索非常少，他们几乎要放弃，但是偶然的发现，他们找到了底特律，联系到了麦克希尔多。而另一个惊喜是，罗德里格斯的女儿也在网上看见了他们的搜寻，联系到了他们。

之后，他们得知，罗德里格斯依然健在，1997年，56岁的他并没有像谣言所说的那样自杀，而是依然生活在底特律的旧房子里，做着往日的体力工作。

镜头下的罗德里格斯显的低调而又平常，曾被称作“第二个鲍勃迪伦”“比猫王还火”的音乐人像往日一样，戴着副墨镜喝着水。

80年代罗德里格斯活跃在政治和社交场合，在底特律的工地工作，并且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的哲学学位，甚至去参加了底特律市长竞选。对于自己在南非的受欢迎，他一无所知。1998年，他去了南非准备开演唱会。人们无法相信，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无法相信那会是西斯托罗德里格斯本人。
98年3月6日，他的演唱会上座无虚席，将近两万人，当罗德里格斯登场时，人们激动的欢呼，以至贝斯手不得不停下等待5到10分钟。在南非进行了6场演唱会后，罗德里格斯回到美国继续着自己平凡的工人生活，住在40年的旧房子里。之后罗德里格斯曾四次回到南非开了30场演唱会。

附：罗德里格斯与奥斯卡

2013年北京时间2月25日上午，第8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颁给了音乐纪录片《寻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

37岁的导演马利克·本德让劳尔(Malik Bendjelloul)是位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对初执导筒的他而言，奥斯卡大奖可谓意料之外的结果。最初，他只是想把一个令他惊讶感动的好故事拍成一部短片，后来没刹住车，前后花了六年时间拍摄成一部纪录长片，并因此耗尽家产。本德让劳尔数次受困于资金断裂，捉襟见肘之下，突发奇想地用iPhone 5和8mm的老式相机完成了最后场景。最终，这部纪录片为他拿下美国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这是一部带有悬念、悲情与怀旧气息的纪录片。全片都沉浸在Rodriguez的歌声中，美国民谣音乐的辉煌与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残酷冰冷皆流转于镜头中。被遗忘的美国底层民谣之声，切中了那个时代南非人的愤怒与迷茫，以漂洋过海口耳相传的古老模式，造就出一个音乐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