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Michael Wolf 编辑/费天 图片提供/M97上海当代摄影艺术画廊

香港11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707万人。他们顶着世界最密集的天际线，也承受着世界最沉重的房价负担。德国摄影师Michael Wolf在香港拍摄完成了“建筑密度”和“100X100”（100个居住在100平方尺公屋的家庭）两组作品。作品展示了香港住房的里外两面，和风光背后的另一面。

建筑密度 Architecture of Density

因历史、政治及地理环境等原因，香港土地开发率仅有23.7%。用于住宅用途的土地开发面积76平方公里，仅占土地总面积的6.8%。对于土地开发的限制导致市区人口密度很高，707万人主要居住在高层住宅内。全港共有6588座高层楼宇，远超纽约的5818座，成为名副其实的“摩天城市”。Michael Wolf 的作品“建筑密度”将目光聚焦在这些令人窒息的混凝土“幕墙”上，描绘出了一幅幅遮天蔽日的抽象图案。

Michael Wolf “建筑密度”第57号作品 (2006)

香港平均房价为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12.6倍，居世界首位。截止2011年，47.7%的香港市民因无力购买私人住宅，居住在公屋(政府廉租房)或居屋(政府限价房)内。其人均住房面积为12.8平方米。九龙石硖尾公屋是香港第一个公共住宅区。1953年12月24日，石硖尾木屋区发生大火，53000人无家可归。港府直接介入房屋供应，在灾后原址兴建公共住宅，安置灾民。石硖尾也成为示范点，开启了香港公屋时代。2007年4月底，Michael Wolf 得知石硖尾公屋将进行拆除重建，用四天时间挨家挨户拍下了石硖尾公屋的每一间100平方尺（约9.3平方米）的房间，展示了这些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公屋，和100户在此居住的家庭故事。2007年5月1日，石硖尾的居民开始陆续搬离，拆迁开始。

Michael Wolf “100X100”第20号作品 (2006)。姓名：Lam Sam Mui。年龄：93岁。在此居住时间：30年。曾经职业：小贩。喜欢此公屋的哪些方面：不发表评论。

摄影师官方网站：http://www.m97gallery.com/

[VIA：网易《看客》香港蚁居]

“蛋形蜗居”：

戴海飞利用公司设计创意，用竹子造出一座“蛋形”小屋作为蜗居。该小屋利用竹条、钉子等制成。材料总成本6427元。蜗居装有轮子可以挪动，一度曾遭物业驱赶。

戴海飞的老家在湖南邵阳的乡下，父亲在建筑工地干活，母亲在一家公司做清洁工。戴海飞在湖南读大学，从网上找到北京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实习，毕业后就留了下来。他说，父母年纪大了，却仍然在奔波，希望给他存钱娶媳妇，“他们不知道以他们的工资水平，在北京买套房需要工作两三百年。” 　　

“即使在北京租房，价格也让我难以接受。”戴海飞介绍，年初，在公司的“双年展”上，展示了一个设计项目，叫做“城市下的蛋”，即可以移动的蛋形小屋。“我希望有自己造的房子，这个设计正好符合我的要求。”戴海飞说，他决定利用公司的设计概念，给自己造一座房子。 　　

随后，戴海飞跟表哥借了6400多块钱，作为买材料的成本，在几名学弟学妹的帮忙下，忙碌了一两个月，造出了这座蛋形小屋。国庆节结束后，戴海飞花了三千多元，把小屋从老家运到了公司楼下。白天，他在公司里工作、学习，晚上12点，从楼上的公司下来，钻进小屋睡一觉，早上8点起床，上楼就是公司。只是进入冬季后，小屋越发冷了，晚上大概只有3、4℃。“我有蓄电池，每个月到公司充一次电，晚上冷了就用电热毯。” 　　

“不租房，我也是‘月光族’，但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戴海飞说，他已经在小屋里住了快两个月，因为没有房租的负担，现在，他偶尔还能去咖啡厅享受“小资生活”。

时言平（重庆媒体人）

来自湖南的24岁北漂青年戴海飞在北京海淀区一个大院里，建起一个“蛋形”小屋，作为自己的蜗居。戴海飞介绍，“蛋形”小屋成本约6400元，他已经在小屋里住了快两个月，没有了房租的负担。

笔者曾北漂近一年，北京的繁华让人眼花缭乱。但作为蚁族，似乎没有戴海飞这样的勇气，最终因生活逼仄而匆匆逃离。对于北京，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有“一蛋一巢”，蛋是国家大剧院，巢是北京奥运主场馆鸟巢。某种意义上，如果故宫长城见证的是历史的繁盛，这“一蛋一巢”则共同孕育孵化了现代城市光鲜的文明。不过，透过北漂青年的“蛋形蜗居”，却让我们洞见城市繁华背后的苍凉民生，让人难以“蛋定”。

尽管国运日渐昌盛，但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蚁族、蜗居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反映的正是民生多艰、底层难以向上流动的窘境。作为蚁族文化的符号，唐家岭已在城市拆迁中化为记忆，但是蜗居文化却并未因此消亡。无论是集装箱蜗居还是蛋形蜗居，一方面体现的是底层人群的坚毅；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会发现，底层的困境依旧不容忽视。

北京的冬天寒意逼人，而“蛋壳”里的生活更是让人倍感苍凉，难有温暖可言。戴海飞乐观地称很享受“蛋壳”里的生活，但是“享受”的背后充满几许无奈、几许挣扎，个中的辛酸恐怕会让不少人感同身受。他们的坚毅和乐观固然令人心生敬意，但背后的挣扎社会却不能视而不见。“蛋形蜗居”里孕育的不是幸福，而是被扼杀的理想和青春。

当青春的修饰词由激情变成“蛋疼”，当广阔的天地变成逼仄的牢笼，更多的人恐怕都要沦落成现实的囚徒。戴海飞的境遇，不只是一个人的无奈，而是一个群体的困境。收入低下造就“月光族”，房价高涨造就“房奴”……隐藏在城市光鲜底线的无数晦暗人生，造就的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畸形社会。在民本社会里，民生的羸弱映衬的恰恰是病态的发展。而要扭转这一切，唯有壮实民生肌体，从而实现从国富到民强的华丽转身。而这，也正是社会发展、国家强盛的可持续动力所在。

光鲜的城市，却生下了蜗居的怪蛋；缺乏民生体温的蛋壳里，囚禁的是幸福和理想。面对蛋形蜗居，我们不能继续“蛋定”下去，而应让幸福和理想在民生的“春天里”顺利地孵化。民生的温度才能孵化出百姓的幸福，民生的暖阳才能驱散光鲜背后的晦暗和阴冷。

“蛋形蜗居”建立的地方，正是民生背阴的地方。住在冰冷的蛋壳里，戴海飞也许和很多北漂族、蚁族甚至底层群体一样，做过沉重的思考：民生暖阳何时才能照耀到冰冷的“蛋形蜗居”上。

城管称蛋形蜗居涉嫌违建应拆除

综合新京报报道，24岁的北漂小伙戴海飞用6427元在公司楼下，搭建了一个“蛋形小屋”，并于夜间“蜗居”于此。小屋两米来高，麻袋拼成的外皮，看上去有些不起眼。“蛋壳”上，被掏出一个椭圆形的小门，没有锁。小屋的下边，装有轮子，可以挪动。

　　12月1日，“蛋形小屋”所在的物业部门希望戴海飞能把这个小屋搬回公司里边。海淀城管大队的相关人员表示，在路边搭建居住的屋子，只要没有相关部门审批都属于“私搭乱建”，应予拆除。而对方如果搭建在内部大院里，城管部门会直接通报对方管理单位，让其自行拆除。

前两年播出的热剧《蜗居》,想必大家很熟悉了。该剧不仅捧红了主演海青等影视演员，也让我们认识了城市中“蜗居一族”。近几年，全国各城市关于蜗居族的新闻还真不少。昨日，北京海淀区一个大院现身的一座“蛋形蜗居”小屋让人惊叹不已。

“蛋形蜗居”小屋的设计建造居住者是24岁的北漂小伙戴海飞，他说这个小屋创意来自于年初公司展会上的一个“城市下的蛋”设计项目。随后，小戴借了6000多块钱，在学弟学妹帮助下，花了一两个月时间造出了这座蛋形小屋。

小戴在老家湖南上大学毕业后，就成了北漂一族。父母家境不太好，但任然忙碌奔波想为小戴存钱买房娶媳妇。小戴说;“父母不知道以他们工资水平，在北京买套房需要工作两三百年。”现在有了蛋形小屋居住，没了房租负担，小戴称偶尔还能去咖啡厅潇洒下。

虽然蛋形小屋条件简陋，冬天室内温度仅有4-5度，但小戴似乎任然很快乐。“没有房租，我每天吃饭不用再考虑怎么省钱，还在清华附近办了张游泳卡。每天下班后，就去游泳，顺便洗澡、桑拿。周末时，出去逛逛北京城，有时间还能和朋友聚会。”这是小戴自豪的。

小戴的“蛋形小屋”蜗居方式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但同时也是这些北漂一族对于城市高生活成本的无奈之举。“蛋形小屋”只是众多城市蜗居族、蚁族生活现状的缩影，对于城市住房建设等民生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冷幽默”。重庆的“公租房”模式可能是较好的解决低收入城市人群住房问题的方式，但对民生的关注责任心，地方城市领导能否身同感受蜗居的不易等才是解决此类现象的关键。

不知道小戴在这蛋形小屋能蜗居多久，但留给我们城市管理者及相关机构，是一个需要深思许久的问号。难道真的要以后城市中都到处充斥着这种蛋形蜗居小屋吗，难道真的还要以后出现其他的各形蜗居小屋吗？

城市发展、城市建设，别忘了我们那些蜗居的人们。

制作蛋形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