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就像总是故障抛锚的汽车，不是想象中那般田园牧歌；不成功别回乡，人人当你是撸蛇；成名有钱也别回乡，人人当你是神，拜求若不应，恨你入骨。非得回乡，最好是锦衣夜行，“轻轻回来，不吵醒往事。”

“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我们只是凑巧都生在这里。”

作家归乡，西班牙语，两个小时的纪录体——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部带着”睡眠片”标配的电影都不足以吸引人，但几乎是从一开始，《杰出公民》以一种近乎无意识任其发生的幽默感贯穿始终，而其中蕴含的人情冷暖与文化隔阂又在不断揭下一些人们平时视而不见的伤疤。

影片开始，作家归乡的汽车抛锚只好在路上过夜，为了取暖烧掉了自己的书，司机还用他的书来上大号——这似乎是个前提，暗示故乡是个作家一切后天习得的行为准则都不适用的地方——它简单原始并近乎粗鲁。作家继续遭遇着冲撞和煎熬——在礼堂看完粗制滥造的欢迎影片后，他被拉上消防车游行，被拖进恶俗的电视节目，被路人用手机跟拍，老友呼喊着他的小名Titi和他拥抱……但他似乎都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宽容。然而故乡却更加变本加厉——开着皮卡到处打猎嫖妓的旧友，擅长学阉公猪叫声的年轻男人，用道德绑架请他吃饭和捐款的乡亲——甚至作家去游历现在已经是理发店的故居，而老板冷漠地嚷着”我们已经打烊了！”……尽管有戏剧夸张，但这种归乡的尴尬几乎是无国界的，在游子眼里，故乡时常洋洋得意地用粗俗对抗知识，用暴力炫耀无知。

而不失激烈的政治辩论也成为影片中对立最强的冲突，当作家评出的画作被替换后，他摘下”荣誉公民”的奖章说：”在非洲草原上一些民族的词汇里没有‘自由’这个词汇，因为人们每天都是自由的。反倒是每天把自由挂在嘴边的人最不自由。”此语一出，就成为了作家叛乡的佐证，他亦成为众矢之的，从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叛徒。

尽管《杰出公民》也有着一些常见的设定，比如灵感枯竭的作家，比如嫁给家乡好友的旧情人，但在片中作家与故乡的人与物，并不是简单的游历和伤怀的平行关系，而是立刻掀起了丰富的实质瓜葛，直至最后作家险些丧命。

实际上，大多数影片中作家的形象都是封闭而停滞的，他们往往是精神甚至物质上的完成者，文弱谦和的外表下往往有着一颗孤独桀骜的心脏，他们有着不切实际的批判倾向，对于弱势群体又保持着有底线的宽容；他们将这种矛盾的特质在影片里层层叠加，直至难以承受，比如《乡愁》。而《杰出公民》最”杰出”的在于，作家Daniel Mantovani的本质和动机带有一定的弹性和变量，并且有着开放式的延伸。

从开始时已经五年没有着笔的作家突然一改态度，决定独自赴家乡之约，就暗示着他原本就可疑的动机；接着作家居然放下一切原有的忌讳，几乎是无条件和乡亲打成一片——由于遭到作家差评而大放厥词的画家协会主席，看似是到处滋事报复，实际其谩骂的核心观点却耐人寻味。

最后随着作家同名新书《杰出公民》的出版，观众也无法确定整部电影究竟是作家的亲身经历还是虚构之作，或者两者交叠的部分各占几成；作家指着左胸上方的伤痕——”它有可能是骑自行车的摔伤，也有可能是枪伤”，随即早已换上时尚的白色眼镜的他露出狡黠而得意的笑容，影片戛然而止。

更进一步，影片的话题开放性更不只是停留在故事的虚构与否，而是将全片始终无辜被动的作家打开一层新的维度，并且在这层维度中，观众仍然不能确定作家的思维结构，究竟带着榨取故乡最后一次价值踏上归乡之旅，还是经过一番与故乡生死交锋后放下了心结——并且更深，刺透了艺术创作者地域性与世界性写作相结合的灰色地带，那里埋伏着叛逆和背叛难以分辨的动机，指控与被指控的相互转换——这也是影片最令人着迷的地方。

电影中也加入了一些出色的表现主义心理描写段落。当作家感到故乡危机四伏，他梦到所有人都端着枪，态度可疑地望着他；当他在越野车上被好友绑架，影片则选用了心理导览式的手法，将作家的心理纠葛对象一一呈现。水塘中死去的红鹳这个意象前后反复出现三次，这种群居且能跨洲迁徙的大型涉禽几乎是作家心境和命运的最佳暗示。

你年少时离去的勇气是否足以支撑到两鬓斑白？当我们背井离乡后，乡土又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一个可以随手拈来的话题，一些自嘲的素材？一组被粉饰浮想的意象？让人不安的底牌？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之地，你无法也不想接近的灯塔，你遮遮掩掩的灵魂驻地？还是褪去的壳，遥远的炉火，既定的方法论和宿命，将被捡拾的纠葛，燃烧的冰块，刺手的感伤，在耐心等你归来的洪水猛兽？

战将波舰金——2016.9 于丽都岛

原刊于《电影世界》2016年十月刊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于昨日揭晓：“瑞典学院昨晚公布，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知名女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颁奖词将门罗介绍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国内文学评论界也在得知门罗获奖后称其“实至名归”。”

目前门罗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仅有《逃离》，出版于2009年。业内人士称之前一直没有引进可能是国内对长篇小说关注较多，而把短篇小说放在次要位置，此外同属英语文学，英美相对强势，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文学相对较少。值得欣慰的是，译林出版社已经买下了门罗的7部作品，她的另一本小说《亲爱的生活》也正在翻译中，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

今年82岁的门罗出生在渥太华，37岁才发表第一部作品，早期创作在孩子的呼噜声旁，或者等待烤炉的间歇中完成。她的小说写的也都是这个城市郊区小镇中上演的平民中的爱情、家庭日常生活，而涉及的却都是和生老病死相关的严肃主题。这个女作家的笔触简单朴素，但却细腻地刻画出生活平淡真实的面貌，给人带来很真挚深沉的情感，这恰好显示了文学最本质的能量。很多人把她和写美国南方生活的福克纳和奥康纳相比，而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奥齐克甚至将门罗称为“当代契诃夫”，在很多欧美媒体的评论中，都毫不吝啬地给了她“当代最伟大小说家”的称号。

门罗一生创作了11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类似故事集的长篇小说。1968年她37岁，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一炮打红，并得了她的第一座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此时，她已是三个女儿的母亲。她的许多早期创作，是陆陆续续地在孩子的呼噜声旁，或者等待烤炉的间歇中完成的。她说：“人只要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总能找到时间。”《快乐影子舞》前后花了20年才写完。

50岁之后，这个女人才真正开始拥有自己的生活，她爆发惊人的创作力。不过她写的都是她30岁到50岁期间历史背景中发生的故事。1978年，她的另一部小说集《你以为你是谁》又给她捧来了一座总督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每隔4年都要出一部短篇小说集，开始享有世界级的名誉。近年来，在美国的重要文学刊物如《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巴黎评论》上，都经常可以读到爱丽丝·门罗的作品。谈到为什么喜欢写短篇，她自己曾表示：“我想让读者感受到的惊人之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稍长的短篇小说对我最为合适。”

新经典还将推出门罗的另一部小说《亲爱的生活》，目前正在翻译中。另外，译林出版社确认已签下其七部重要作品的版权协议，分别是《太多的欢乐》、《快乐影子舞》、《恨、友谊、追求、爱、婚姻》、《少女和女人的生活》、《公开的秘密》、《一个善良女子的爱》、《爱的进程》，囊括了门罗早中晚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品。

爱丽丝·门罗写作特点及作品获奖情况：

美国女作家、普利策奖得主简·斯迈利(JaneSmiley)曾这样称赞门罗的作品“既精妙又准确，几近完美”。 长期居住于荒僻宁静之地，逐渐形成以城郊小镇平凡女子的平凡生活为主题的写作风格。故事背景大多为乡间小镇及其邻里，故事人物和现实中人并无二致，亦经历出生与死亡、结婚与离异。但泥土芳香的文字背后，却是对成长疼痛与生老病死等严肃话题浓墨重彩的描写。细腻优雅、不施铅华的文字和简洁精致、宽广厚重的情节，常常给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莫大震撼。艾丽丝·门罗始终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文学，努力去写伟大的小说。她写30页短篇所用的心力，如斯迈利女士所言，足可抵得上某些作家写出整本长篇。她在文坛的地位，被比作当代契诃娃——契诃夫的女传人。在40余年的文学生涯中，门罗女士始终执著地写作短篇小说，锤炼技艺，并以此屡获大奖，其中包括三次加拿大总督奖，两次吉勒奖，以及英联邦作家奖、欧亨利奖、笔会/马拉穆德奖和美国全国书评人奖等。每年秋天的诺贝尔文学奖猜谜大赛中，她的大名必在候选人之列。

爱丽丝·门罗作品在线阅读：

《逃离》

逃离，或许是旧的结束。或许是新的开始。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间，就像看戏路上放松的脚步，就像午后窗边怅然的向往。

卡拉，十八岁从父母家出走，如今又打算逃脱丈夫和婚姻；

朱丽叶，放弃学术生涯，毅然投奔在火车上偶遇的乡间男子；

佩内洛普，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某一天忽然消失得再无踪影；

格雷斯，已然谈婚论嫁，却在一念之间与未婚夫的哥哥出逃了一个下午……

逃离

在汽车还没有翻过小山——附近的人都把这稍稍隆起的土堆称为小山——的顶部时，卡拉就已经听到声音了。那是她呀，她想。是贾米森太太——西尔维亚——从希腊度假回来了。她站在马厩房门的后面——只是在更靠内里一些的地方，这样就不至于一下子让人瞥见——朝贾米森太太驾车必定会经过的那条路望过去，贾米森太太就住在这条路上她和克拉克的家再进去半英里路的地方。

倘若开车的人是准备拐向他们家大门的，车子现在应当减速了。可是卡拉仍然在抱着希望。但愿那不是她呀。

那就是她。贾米森太太的头扭过来了一次，速度很快——她得集中精力才能对付这条让雨水弄得满处是车辙和水坑的砾石路呢——可是她并没有从方向盘上举起一只手来打招呼，她并没有看见卡拉。卡拉瞥见了一只裸到肩部的晒成棕褐色的胳膊，比先前颜色更淡一些的头发——白的多了一些而不是以前的那种银褐色了，还有那副表情，很决断和下了狠劲的样子，却又为自己这么认真而暗自好笑——贾米森太太在跟这样的路况死死纠缠的时候表情总是这样的。在她扭过头来的时候脸上似乎有一瞬间闪了一下亮——是在询问，也是在希望——这使卡拉的身子不禁往后缩了缩。

情况就是这样。

也许克拉克还不知道呢。如果他是在摆弄电脑，那就一定是背对着窗户和这条路的。

不过贾米森太太很可能还会开车出去的。她从飞机场开车回家，也许并没有停下来去买食物——她应该径直回到家里，想好需要买些什么，然后再出去一趟。那时候克拉克可能会见到她。而且天黑之后，她家里的灯也会亮起来的。不过此刻是七月，天要很晚才会黑。她也许太累了，灯不开就早早儿上床了。

再说了，她还会打电话的。从现在起，什么时候都可能会打的。

这是个雨下得没完没了的夏天。早上醒来，你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雨声，很响地打在活动房子屋顶上的声音。小路上泥泞很深，长长的草吸饱了水，头上的树叶也会浇下来一片小阵雨，即使此时天上并没有真的在下雨，阴云也仿佛正在飘散。卡拉每次出门，都要戴一顶高高的澳大利亚宽边旧毡帽，并且把她那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和衬衫一起掖在腰后。

来练习骑马的客人连一个都没有，虽然克拉克和卡拉没少走路，在他们能想起来的所有野营地、咖啡屋里都树起了广告牌，在旅行社的海报栏里也都贴上了广告。只有很少几个学生来上骑马课，那都是长期班的老学员，而不是来休假的成群结队的小学生，那一客车又一客车来夏令营的小家伙呀，去年一整个夏天两人的生计就是靠他们才得以维持的。即令是两人视为命根子的长期班老学员现在也大都出外度假去了，或是因为天气太差而退班了。如果他们电话来得迟了些，克拉克还要跟他们把账算清楚，该收的钱一个都不能少。有几个学员嘀嘀咕咕表示不满，以后就再也不露面了。

从寄养在他们这儿的三匹马身上，他们还能得些收益。这三匹马，连同他们自己的那四匹，此刻正放养在外面的田野里，在树底下四处啃草觅食。它们的神情似乎都懒得去管雨暂时歇住了，这种情况在下午是会出现片刻的，也就是刚能勾起你的希望罢了——云变得白了一些，薄了一些，透过来一些散漫的亮光，它们却永远也不会凝聚成真正的阳光，而且一般总是在晚饭之前就收敛了。

卡拉已经清完了马厩里的粪便。她做得不慌不忙的——她喜欢干日常杂活时的那种节奏，喜欢畜棚屋顶底下那宽阔的空间，以及这里的气味。现在她又走到环形训练跑道那里去看看地上够不够干，说不定五点钟一班的学员还会来呢。

通常，一般的阵雨都不会下得特别大，或是随着带来什么风，可是上星期突然出现异象，树顶上刮过一阵大风，接着一阵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大雨几乎从横斜里扫过来。一刻钟以内，暴风雨就过去了。可是路上落满了树枝，高压电线断了，环形跑道顶上有一大片塑料屋顶给扯松脱落了。跑道的一头积起了一片像湖那么大的水潭，克拉克只得天黑之后加班干活，以便挖出一条沟来把水排走。

屋顶至今未能修复，克拉克只能用绳子编起一张网，不让马匹走到泥潭里去，卡拉则用标志拦出一条缩短些的跑道。

就在此刻，克拉克在网上寻找有什么地方能买到做屋顶的材料。可有某个清仓处理尾货的铺子，开的价是他们能够承受的，或是有没有什么人要处理这一类的二手货。他再也不去镇上的那家海—罗伯特·伯克利建材商店了，他已经把那店改称为海—鸡奸犯·捞大利商店，因为他欠了他们不少钱，而且还跟他们打过一架。

克拉克不单单跟他欠了钱的人打架。他上一分钟跟你还显得挺友好的——那原本也是装出来的——下一分钟说翻脸就翻脸。有些地方他现在不愿进去了，他总是让卡拉去，就是因为他跟那儿的人吵过架。药房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位老太太在他站的队前面加塞——其实她是去取她忘了要买的一样什么东西，回来时站回到他的前面而没有站到队尾去，他便嘀嘀咕咕抱怨起来了，那收银员对他说，“她有肺气肿呢。”克拉克就接茬说，“是吗，我还一身都有毛病呢。”后来经理也让他给叫出来了，他硬要经理承认对自己不公平。还有，公路边上的一家咖啡店没给他打广告上承诺的早餐折扣，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十一点，克拉克便跟他们吵了起来，还把外带的一杯咖啡摔到地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店里的人说，就会泼到推车里一个小娃娃的身上了。他则说那孩子离自己足足有半英里远呢，而且他没拿住杯子是因为没给他杯套。店里说他自己没说要杯套。他说这种事本来就是不需要特地关照的。

“你脾气也太火爆了。”卡拉说。

“脾气不火爆还算得上是男子汉吗？”

她还没提他跟乔依·塔克吵架的事呢。乔依·塔克是镇上的女图书馆员，把自己的马寄养在他们这里。那是一匹脾气很躁的栗色小母马，名叫丽姬——乔依·塔克爱逗乐的时候就管它叫丽姬·博登。昨天她来骑过马了，当时正碰到她脾气不顺，便抱怨说棚顶怎么还没修好，还说丽姬看上去状态不佳，是不是着凉了呀。

其实丽姬并没有什么问题。克拉克倒是——对他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想要息事宁人的。可是接下来发火的反而是乔依·塔克，她指责说这块地方简直就是片垃圾场，出了这么多钱丽姬不该受到这样的待遇，于是克拉克说，“那就悉听尊便吧。”乔依倒没有——或者是还没有——当即就把丽姬领回去，卡拉本来料想会这样。可是原来总把这匹小母马当作自己小宠物的克拉克却坚决不想再跟它有任何牵扯了。自然，丽姬在感情上也受到了伤害。在练习的时候总是跟你闹别扭，你要清理它的蹄子时它便乱踢乱蹬。马蹄是每天都必须清的，否则里面会长霉菌。卡拉得提防着被它瞅冷子咬上一口。

不过让卡拉最不开心的一件事还得说是弗洛拉的丢失了，那是只小小的白山羊，老是在畜棚和田野里跟几匹马做伴。有两天都没见到它的踪影了。卡拉担心它会不会是被野狗、土狼叼走了，没准还是撞上熊了呢。

昨天晚上还有前天晚上她都梦见弗洛拉了。在第一个梦里，弗洛拉径直走到床前，嘴里叼着一只红苹果，而在第二个梦里——也就是在昨天晚上——它看到卡拉过来，就跑了开去。它一条腿似乎受了伤，但它还是跑开去了。它引导卡拉来到一道铁丝网栅栏的跟前，也就是某些战场上用的那一种，接下去它——也就是弗洛拉——从那底下钻过去了，受伤的脚以及整个身子，就像一条白鳗鱼似的扭着身子钻了过去，然后就不见了。

那些马匹看到卡拉穿过去上了环形马道，便全都簇拥着来到栏杆边上——显得又湿又脏，尽管它们身上披有新西兰毛毯——好让她走回来的时候能注意到它们。她轻轻地跟它们说话，对于手里没带吃的表示抱歉。她抚摩它们的脖颈，蹭蹭它们的鼻子，还问它们可知道弗洛拉有什么消息。

格雷斯和朱尼珀喷了喷气，又伸过鼻子来顶她，好像它们认出了这个名字并想为她分忧似的，可是这时丽姬从它们之间插了进来，把格雷斯的脑袋从卡拉的手边顶了开去。它还进而把她的手轻轻咬了一下，卡拉只得又花了些时间来指责它。

匆匆（1）

两个侧面彼此相对。其中之一是一头纯白色小母牛脸的一侧，有着特别温柔安详的表情，另外的那个则是一个绿面人的侧面，这人既不年轻也不年老，看来像是个小公务员，也许是个邮差——他戴的是那样的制帽。他嘴唇颜色很淡，眼白部分却闪闪发亮。一只手，也许就是他的手，从画的下端献上一棵小树或是一根茂密的枝子，上面结的果子则是一颗颗的宝石。

画的上端是一片乌云，底下是坐落在一片凹凸不平的土坡上的几所歪歪斜斜的小房子和一座玩具教堂，教堂上还插着个玩具十字架。土坡上有个小小的人儿（所用的比例要比房子的大上一些）目的很明确地往前走着，肩膀上扛着一把长镰刀，一个大小跟他差不多的妇人似乎在等候他，不过她却是头足颠倒的。

画里还有别的东西。比方说，一个姑娘在给一头奶牛挤奶，但那是画在小母牛面颊上的。

朱丽叶立刻决定要买这张印刷的图片，作为圣诞节送给她父母亲的礼物。

“因为它使我想起了他们。”她对克里斯塔说，那是陪她从鲸鱼湾来到这儿买东西的一个朋友。她们此刻是在温哥华画廊的礼品商店里。

克里斯塔笑了。“那个绿颜色的人和那头母牛吗？他们会感到不胜荣幸的。”

克里斯塔对任何事情一开头总是不肯一本正经，非得对它调侃上几句才肯放过。朱丽叶倒一点儿也不在乎。她怀着三个月的身孕——肚子里那个胎儿就是日后的佩内洛普了，忽然之间，让她不舒服的反应一下子全都没有了，为了这一点以及别的原因，她每隔上一阵子就不由自主地感到高兴。每时每刻，她脑子里在想的都是吃的东西，她本来都不想进礼品店了，因为她眼角里扫到旁边的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小吃部。

她看了看画的标题。我和村庄。

这就使这幅画意味更加深长了。

“夏加尔1。我喜欢夏加尔，”克里斯塔说，“毕加索算是什么东西。”

朱丽叶因为自己的发现而欣喜不已，她发现自己注意力几乎都无法集中了。

“你知道据传他说过什么话吗？夏加尔的画让女售货员看最合适，”克里斯塔告诉她，“女售货员有什么不好？夏加尔应该回敬一句，毕加索的画让脸长得奇形怪状的人看最合适不过了。”

“我的意思是，它让我想起了我父母亲的生活，”朱丽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事实就是这样。”

她已经跟克里斯塔谈过一些她父母亲的情况了——他们如何生活在一种有点古怪却并非不快乐的孤立状态中，虽然她的父亲是一位口碑不错的老师。大家不太跟他们来往的主要原因是萨拉心脏有毛病，但也因为他们订的杂志是周围的人全都不看的，他们听的是国家电台的广播节目，周围再没有其他人听。再加上萨拉不从巴特里克公司的目录上挑选衣服，却总是根据《时尚》杂志上的样子自己缝制——有时候简直是不伦不类。他们身上多少残留着一些年轻人的气质，而不像朱丽叶同学的双亲那样，越来越胖，越来越懒散。这也是他们不合群的原因之一。朱丽叶形容过她爸爸山姆模样跟她自己差不多——长脖颈，下巴颏有点儿往上翘，浅棕色的松垂头发——而萨拉则是个纤细、苍白的金发美人，头发总有点乱，不修边幅。

佩内洛普十三个月大的时候，朱丽叶带着她坐飞机去到多伦多，然后换乘火车。那是1969年。她在一个小镇下了车，这儿离她长大、山姆和萨拉仍旧住着的那个小镇还有二十来英里。显然，火车已不再在那里设站了。

匆匆（2）

她感到很失望，因为是在这个不熟悉的小站下车，而没有一下子重新又见到自己记忆中的树木、人行道和房屋——然后，很快很快，就能见到坐落在一棵硕大无朋的枫树后面的她自己的房子——山姆和萨拉的房子，很宽敞但是也很普通，肯定仍然是刷着那种起泡的、脏兮兮的白漆。

看到山姆和萨拉了，就在这里，在这个她从未见到他们来过的小镇里，正在微笑呢，但也很着急，他们的身影在一点点地变小。

萨拉发出了一声古怪的小尖叫，仿佛是被什么啄了一下似的。月台上有几个人回过头来看看。

显然，只不过是激动罢了。

“我们一长一短，不过仍然很般配。”她说。

起初，朱丽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紧接着她猜出来了——萨拉穿着一条长及小腿肚子的黑亚麻长裙和一件配套的黑夹克。夹克的领子和衣袖用的是一种光闪闪的酸橙绿色的布料子，上面还有一个个黑色的大圆点。她头上也缠着用同样的绿料子做的头巾。这套服装必定是她自己缝制的，或是请某个裁缝按照她的设计做的。这样的颜色对她的皮肤可不太厚道，因为看着像是皮肤上洒满了细细的粉笔灰。

朱丽叶穿的是一条黑色的超短连衣裙。

“我方才还寻思你对我会怎么想，大夏天穿一身黑，仿佛是为什么人穿丧服似的，”萨拉说，“可是你穿得正好跟我很般配。你看上去真漂亮，我是完全赞成这种短衣服的。”

“再加上一头长披发，”山姆说，“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嬉皮士了。”他弯下身子去细看婴儿的脸，“你好，佩内洛普。”

萨拉说：“多么漂亮的玩具娃娃呀。”

她伸出手想去抱佩内洛普——虽然从她袖管里滑出来的手臂仿佛是两根细棍子，根本不可能支撑住这样的重量。其实也用不着这两只手来做这件事了，因为佩内洛普刚听到外婆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便已经很紧张，这会儿更是哭喊着把身子往外扭，把小脸藏到朱丽叶的脖颈窝里去了。

萨拉笑了。“我就那么可怕吗，像个稻草人？”她的声音再次失去控制，升高时仿佛是在尖叫，下降时又一下子没了声音，引来了周围人的瞪视。这可是个新情况呢——虽然没准并不完全是这样。朱丽叶有这样的印象，只要她母亲大笑或是开始说话，人们总会朝她的方向看过来，但是早年间他们所注意到的总是很有爆发力的一阵欢笑声——那是很有少女风采和吸引力的（虽然并不是谁都喜欢，有人会说她总想卖弄风情、惹人注意）。

朱丽叶说：“宝宝太累了。”

山姆把站在他们身后的一个年轻女子介绍给她，那人站得稍开一些，似乎是有意不让人认为她跟他们是一伙的。事实上朱丽叶也完全没想到她是跟她父母一起来的。

“朱丽叶，这是艾琳·艾弗里。”

朱丽叶抱着佩内洛普又拿着放尿片的包包，她尽可能地把手往外伸，可是发现艾琳显然没打算握手——或许是没有注意到她的意图——她便微笑了一下。艾琳并没有笑上一笑作为回应，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给人的印象却是恨不得立时拔腿跑开去。

“你好。”朱丽叶说。

艾琳说：“见到你很高兴。”声音轻得勉强能听见，但是一丁点儿表情都没有。

“艾琳可是我们的好仙女呀。”萨拉说，这时，艾琳的面色起了些变化。她显现出有些不悦，也带着些理应会有的尴尬。

… …

拜伦式的不幸

作者——罗素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 Russell, Bertrand Arthur William(Third Earl Russell)

性别：男 生卒年月：1872-1970 国籍：英国

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本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生于英国威尔士莫矛斯郡特雷莱克一个贵族世家。父母是思想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祖父罗素伯爵是辉格党（自由党前身）著名政治家，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曾两次出任首相。罗素年幼时，父母相继去世，他是在祖母照管和教育下长大的。家庭的自由主义传统和祖母的独立不羁的性格对罗素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罗素的童年很孤寂，他经常在家中荒凉失修的大花园里独自散步冥思，是大自然、书本和数学把他从孤独和绝望中拯救出来，特别是对数学的迷恋，成为他的主要兴趣。罗素一生兼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双重身份，以追求真理和正义为终生职志。作为哲学家，他的思想大致经历了绝对唯心主义、逻辑原子论、新实在论、中立一无论等几个阶段。他的主要贡献首先是在数理逻辑方面，他由数理逻辑出发，建立起来的逻辑原子论和新实在论，使他成为现代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对真理的求索中，罗素从无门户之见，善于向各方面学习，善于自我省察，不断修改自己的观点。但他又从来不是关在书斋里不问世事的学者。从青年时代起，他一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追求并捍卫社会主义。

所获奖项：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

 
正文：
 
　　正像人类历史的许多时期一样，今天，在我们中间有许多聪明的人总以为自己已经把所有早年的热情看透，从而确信再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正在变得极为普遍。他们虽然并未得到真正的幸福，却为这不幸感到庆幸；他们将这归之于宇宙的本质，认为这是开明人士应持的唯一可取的理性态度。他们对自己的不幸的夸耀，使那些较少世故的人对其真诚表示怀疑，认为对痛苦表示欣赏的人实际上并不痛苦。这种看法过于简单。这些受难者无疑在他们的优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这不足以弥补纯朴快乐的丧失。我个人从不认为，不快乐还有理性、优越可言。聪明的人只要情势许可，是会感到快乐的，如果他发现对宇宙的思考一旦超过了某一极点就会使人痛苦，那么，他就会转而考虑别的问题。这就是我在本章所要说明的观点。我想奉劝读者请君，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理性都不会将禁令加诸幸福；不仅如此，我还坚信，那些真心诚意地把自己的哀怨归之于自己对宇宙的看法的人，是本末倒置了。事实是，他们之所以不幸，是出于一些他们并不了解的原因，而这种不幸便使得他们去思索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那些惹人不快的方面。

　　对当代美国人来说，我准备讨论的观点早已由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先生在他写的《现代性情》一书中表述过了。对我们的祖辈来说，则是拜伦的观点；对于所有时代来说，则是《布道书》一书作者的观点。克鲁奇先生说：“我们的事业是一种失败了的事业，在大自然的世界中，我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对成为人类感到遗憾。我们宁愿作为人死去，也不愿像动物一样地活着。”拜伦说：

　　这世界给予的乐趣没有一个像它带走的一般快活，当早年思绪的光芒在情感的隐隐褪色中渐渐淹没。

　　《布道书》的作者说：

　　我羡慕那些已死的人，他们比活着的人幸福多了。但是，那尚未出生，尚未看见过世上所发生的不公正的一切的，比上述两种人都幸运。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在回顾了生活的乐趣之后都得出了忧伤抑郁的结论。克鲁奇先生生活于纽约最高层的知识分子圈里；拜伦畅游过赫勒斯滂，且有过许许多多的风流韵事。《布道者》一书的作者追逐过的快乐更是多种多样，他饮酒作乐，欣赏音乐，“凡此种种”，他建造水池，他拥有男仆女佣，甚至仆人也在他家里传宗接代。即使在这种种情况下，他的智慧也并没有离他而去。然而他将这一切，甚至他的智慧都看成一团虚化而变化，但是它不会随着争辩而有所改变。我自己也曾有过这种情绪，似乎一切都是空虚；我摆脱这种情绪，不是通过任何哲学手段，而是由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需要所促成。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会觉得不快但你不会感到一切都是空虚；你感到，孩子的康复是讲理所当然要关心的大事，而人生是否有终极价值这类问题，你根本不会去理会。一个富人可能会、而且常常会觉得一切皆空虚，不过要是他正巧丢了钱，他就会感到，下一顿饭绝不是空虚的了。这种情感来自于自然需要的太容易满足。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对一定量的生存竞争较为适应，而在占有巨大的财富却不需付出任何努力时，在他的一切奇怪念头极易得到实现时，单是生活中这一努力的缺失就使他失去了幸福的一个根本要素。一个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往往会认为，愿望的满足并不能带来幸福。如果他有点哲学思辩的气质，他便会得出结论：人生的本质就是不幸，因为拥有了自己所要的一切的人并不幸福。他忘记了，需求对象的残缺不全，正是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关于情绪我只谈这些。然而，在《布道书》中，也有一些理性的探讨。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不溢。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陈年旧事无人追念。我讨厌在阳光下所做的一切；因为我不得不把一切留给后人。

　　如果把上面这些观点用现代哲学家的风格来表述的话，那很可能是这样：人永远在辛勤劳作，物质处在永恒的运动之无。我试图辩明智慧和愚昧，知识与狂妄；但是，我发现这只不过是精神的作茧自缚。智慧越多、烦恼越重；学问越博，忧患越深。他的智慧似乎令他生气，他想摆脱它，却未能成功。我在心底呐喊：“快来吧！试一试快乐，享一享幸福！”但是，看哪，这也是空虚！但智慧仍缠绕着他。我心想：“笨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即使聪
　　明过人，又有什么益处呢v’我的答案是，不，一切都是空虚！”因此，人生对我毫无意义，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事只地使我厌烦，一切都是虚无，一切都是精神的作茧自缚。

　　对文人来说幸运的是，人们不再去读很久以前的东西了；因为一旦读了这些书，便会得出结论，说不管关于水池有人曾经发表何种议论，新的书籍的撰述必定空虚。假如我们可以表明卜布道书》的教义并不仅仅为聪明人所独有，我们就不必为后来出现的表达同样感情的词句而困扰了。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必须区分开情绪与理智的表述。同情绪是没有必要展开争辩的，因为它会随着某一幸运的事件，或者我们身体状况的变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后来的新事物同逝去的旧事物之间没有什么差异。一个人死去，他的后代收获他的劳动果实；河流奔向大海，但是河水却不允许呆在海里。如此周而复始、无尽期、无目的，人类和万事万物在这个循环中生生死死，没有进步发展，没有永恒的收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河流如果有智慧，就会呆在原地，止步不前。所罗门如果有智慧，就不会种植果树，而让他的儿子坐享其成。
 
　　但是如果处在另一种情绪之下，这一切看上去就会完全不同。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么？那怎么解释摩天大楼、航空飞机和政治家们的广播演说？所罗门何曾知道过这些？如果他可以通过无线电广播收听到希巴皇后从他的领地回去时对臣民们的演说，这难道不是对处身在无用的树不池塘间的他的一个安慰么？如果他拥有一个新闻剪辑机构，通过它他可以了解到报纸是如何报道他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后宫的舒适安逸、那些同他辩论的圣哲们的狼狈困窘，他还会坚持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么？也许这些东西并不能彻底治好他的悲观论调，但他至少会来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克鲁奇先生对我们时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太多了！如果不管新事物的出现还是它的消失都同样令人烦恼的话，那很难说两者都是使人绝望的真正原因。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江河都奔向大海，而大海却从不满溢；江河来到它们发源之处，在那里它们又回来了。”把这当作悲观主义的根据，于是便假定这种旅行是不愉快的了。人们夏天来到疗养胜地，然后又回到他们的原来的地方。这并不能证明夏天去疗养胜地是无益之举。

　　如果河水具有感情的话，它们很可能会像雪莱诗中的云一样，享受着这种冒险性的循环的乐趣。至于把财物留给后代的痛苦的问题，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从继承人的角度看，这显然并不是什么大的损失或灾难。所有的事物在自身内部不断承传这一事实也不能成为悲观论的理由。如果继之而起的是更坏的事物，那倒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随之而来的事物是更美好的，那就应该是乐观论的理由了。然而，就像所罗门所认为的那样，如果继承的事物同原来的事物一模一样，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它呢？这不是使整个过程都失去了意义么？当然不是，除非循环的各个阶段本身是令人痛苦悲伤的。只注视着未来，认为今天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它将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有害的习惯。没有局部性的价值，也就没有所谓的整体性的价值。生活不应被看作这样一种情节剧，剧中的男女主角经历难以想像的不幸之后，最终以圆满的结局作为补偿。我活着有我的活法，儿子继承了我，他有他的活法，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这一切又有什么悲剧可言？相反，如果我永生不死，那么生活的乐趣必定最终会失去吸引力。代代相继，生活将永远焕发青春活力。我在生命之火前烘暖了双手；火焰渐渐熄灭，于是我准备离去。这种态度与对死亡的愤接态度一样，是很合乎理性的。因此，如果情绪决定于理性，快乐和绝望就都有着同样的理由。《布道书》是悲剧性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性情》一书则带有哀怨色彩。克鲁奇先生之所以哀怨，根本上是因为中世纪以及稍后一些时代所认同的事物准则都崩溃了。他说：“当今这一时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幽冥世界的鬼魂四处游荡；它不熟悉自己所属的世界。它面临的困境就像一个青少年遇到的困境一样，一旦离开了童年时代经历的神话世界，就不知道如何引导自己走向何方。”这一情况完全适用于一部分知识分子，这些人爱过文化教育，却对现代世界一无所知。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把信仰建立在情感之上，他们因而不能摆脱童年时代寻求安全保护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科学世界难以得到满足的。克鲁奇先生同大多数文化人一样，为这种认为科学没有实现它的诺言的思想所困扰。他当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诺言是什么，但他似乎认为，达尔文、赫肯黎等人在60年前对科学的期望，至今没有实现。我认为这完全是谬论，是这些不愿意自己的专长被人鄙视的作家、牧师们生造出来的。现今的世界上确实存在许多悲观主义者。当许多人的收入减少时，悲观主义者就会增加。克鲁奇先生是真正的美国人，而美国人的收入总的说来由于战争增加了；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知识阶层遭受过巨大的苦难，每个人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惶恐不安。这类社会因素对一个时代的情绪的影响，较之其对有关世界本质的理论的影响来，远远要大得多。很少有几个时代比13世纪更令人绝望了，除了皇帝和少数几个意大利贵族之外，被克鲁奇先生如此惋悼的信仰在那时几乎为所有的人所坚信。因此罗吉尔·培根①说：“我们这一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有着更多的罪恶统治这个世界；而罪恶与智慧是水火不相容的。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的现状，用心地思考一番，我们会发现太多的堕落和腐败；而这首先是在上的太君。……连荡纵欲使整个宫廷名誉扫地，美餐暴食位居其首。……如果这是人君的所作所为，那么其统治成员又怎样？看看那些高级教上吧：他们在怎样追金逐银，对灵魂的拯救则嗤之以鼻。……让我们想想宗教的戒规：言出必行。看看他们堕落得又有多深，一个个从自己的尊严处跌落。（修道士的）新戒规的最首要的尊严已经受到了可怕的腐蚀。整个牧师阶层都在追逐荣耀、淫荡和贪婪：无论这些牧师聚在何处，比方说在巴黎和牛津，他们之间的争三吵闹以及各种罪恶的丑闻便会传遍整个世界。……谁也不在乎自己干了什么，更不顾手段如何阴险狡诈，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就行。”在谈及远古时代的异教贤人时，他说：“他们的生活比起我们来，不知要好过多少倍；无论是在文明礼仪，还是对世俗社会的鄙视上。他们欢快。富足、荣耀。这一切在亚里士多德、塞内加、图里及阿维森纳、阿尔法拉比乌斯、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著述中都可以读到。这样，他们不仅得到了智慧的奥秘，而且发现了所有的知识。”罗吉尔·培根的这些观点是和他同时代的文人学土的观点一致的，他们中没有一个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喜欢。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悲观论调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因。原因就在于战争、贫困和暴行。

　　克鲁齐先生最为感伤的章节之一是关于爱的问题的。事情似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爱情评价很高，而我们这些具有现代复杂意识的人则已经看穿了它。“对疑心重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爱情执行着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只有被抛弃了的上帝才会具有。面对爱情，许多甚至最为顽固不化的人，时间也变得神秘莫测了。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某种事物，这种事物唤醒了他们头脑中的独特的虔诚意识；而且他们感到，哪怕在生命的深处，都应该奉献出那不容置疑的忠诚。对他们来说，爱情就是上帝，为之不惜牺牲一切。同时，爱情应像上帝一样，它通过赋予生活以一种尚未得到解析的意义，来奖赏信仰者。我们——比起他们来——已经习惯了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但却没有习惯于一个无爱情的世界；我们只有习惯于这个无爱情的世界时，才会理解无神论究竟意味着什么。”奇怪的是，我们时代的年轻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与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差异竟是如此之大。我记得两位老太太，她们都是那个时期某些方面的典型人物。我从小就熟悉她们。一位是清教徒，另一位是伏尔泰门徒。前者抱怨道，关于爱情的诗歌实在太多了，而爱情其实是个没有意义的话题。后者则指出：“没有谁能够反驳我。我一再重申，破第七诫不如破第六诫那么坏，因为不管如何，这总要取得对方的同意才行。”这两种观点同克鲁奇先生所刻划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观点大异其趣。他的意见显然来自某些作家，这些作家同他们所处的环境一点儿也不合拍。最好的例子，我想莫过于罗伯特·布朗于了。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爱情观里有点迂腐气味。

　　感谢上帝，他最卑微的美安众生自夸灵魂有两面，一面对着苍天，一面显示给他心爱的女人！

　　这就是说，对待整个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态度便是战斗。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是残酷的，布朗宁会这么回答。我们则会说，因为这世界不会如你所想的那样接受你。一对夫妇可能会结成像布朗宁夫妻那样的相互敬慕的社会。不管你的劳动值得称赞与否，如果有一个人时刻陪伴着你，不停地夸奖你，那总会是一件很讨人喜欢的事儿。当布朗宁责备菲茨杰拉德竟没有胆量称赞《奥罗拉·利》一诗时，无疑他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个真正可靠的伴侣。我不觉得这种双方的批评功能的完全缺失是值得称赞的。这与恐惧感、以及试图在遭到无情的。公正的批评时寻求庇护的欲望紧密相关。许多老单身汉会从他们自己家里获得同样的满足。我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得太久，按照克鲁奇提出的标准，我是难以成为现代人了。无论如何，我绝对没有丧失对爱情的信仰，但是我所信仰的这种爱情，却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羡慕的。这种爱充满历险并且明若观火，在它给予善的知识时，并没有把邪恶遗忘，更不去故作神圣纯洁。把这些特征归诸那种为人崇尚的爱，乃是性禁忌的结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大多数性活动是邪恶的，于是不得不将一些夸张言词贴在他所认同的那种爱上。那时候的性饥饿比现在厉害得多，这无疑更使人夸大性活动的重要性，正如苦行僧们所做的那样。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混乱时期，许多人抛弃了旧的准则，却还没有获得新的准则。这给他们带来了许多麻烦。由于潜意识中他们仍然信奉旧的准则，所以当这些麻烦到来时，便产生了绝望、悔恨和愤世嫉俗的心理。我不认为发生了这种情况的人是很多的，但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畅言无忌的人。我想，要是把今天的成功的年轻人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种人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比起60年前来，今天的青年享有更多的爱情幸福，对爱情价值也有更为真诚的信仰。某些人走向债世嫉俗的原因是，旧观念对无意识的压抑统治，以及理智的伦理道德的缺失，而今天人们正是据此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解决的办法不在于对过去的哀悼、怀念，而在于以一种勇敢的态度去接受现代世界的现状，下定决心，把各个阴暗角落里的、已为人所摒弃的迷信思想铲除干净。

　　要简略地说明人为什么重视爱情是很难的，不过我还是乐意一试。爱情之所以引人重视，首先在于——这一点虽然并不是爱情的最大价值，但却为其他一切价值所必需——它本身是快乐的源泉。

　　哦爱情！他们太错怪你了
　　说什么你的甜蜜便是忧伤，
　　当你结出丰硕的果实
　　还有什么比它更为甜蜜芬芳。

　　这几句诗的匿名作者并不是在给无神论寻找答案，也不是为宇宙寻找钥匙；他不过是在自我陶醉。爱情不仅是快乐之源，它的丧失也是痛苦之源。其次，爱情之所以被人称颂，还因为它能给所有最美的事物带来更高的价值，如音乐、高山日出、皓月当空的大海。一个从来没有和他喜爱的女子一起享受过好事物的人，便不能充分体会出这些事物所具有的无穷鞋力。同时，爱情还能打碎自我的坚厚外壳，因为它是一种生物本能的合作，在实现对方的本能目标时，需要双方共同的投入。在不同的时期，有过各种形式的独身主义哲学，有的高尚，有的并不那么高尚。斯多葛主义者和早期基督徒认为，个体能够实现人生的最高的善，这只要通过自己的意志就行，而不要整个人类的帮助。有些人把权力当作生活的目的，有些人则把个人享乐当作生活的目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所有这些都是独身主义哲学，即提倡每一个单独的个人通过自己便可达到善的境界，而不一定需要或大或小的群体的努力。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观点，不管是在道德理论方面，还是在人的本能的积极表现方面，都是不对的。人的生存有赖于合作，况且大自然赋予了人——虽然尚有不足之处——这种本能器官，通过它，合作所需要的友谊才能产生。爱情是导致合作的首要的和最为普通的形式；那种曾经用心体验过爱情的人，是不会满足于这种哲学的，即主张勿需所爱的人的合作也能达到最高的善的境界的哲学。在这一方面，父母情感甚至更为强烈，但父母情感至多不过是父母之间的爱情结晶。我不谎称最高形式的爱情是普遍的，但我可以肯定，最高形式的爱所揭示的价值一定还未为人知晓，怀疑论也并未触及这一价值，虽然那些怀疑论者无此能力，但他们却错误地把自己的无能归之于怀疑主义。

　　喜爱是永恒的火焰，
　　在；、灵里永远燃烧；
　　从不倦意，从不熄灭，从不冷却，
　　从不对自己厌恶烦恼。

　　下面我来谈谈克鲁奇先生对于悲剧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亚的《阵尔王》要逊色得多，对此我完全同意。“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天赋，也不能将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用以创作出他的作品的原材料——他的人类尊严观念，他对人类情感重要性的意识，他对人类生活的广阔性的洞察——这一切没有也不会存在于易卜生那儿，因为它们即使在地的同时代人那儿没有也不可能存在。随着世纪的交替，神低、人类和自然都令人莫名其妙地缩小了。这不是因为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信念促使我们寻找平庸的人们，而是因为人类的平庸通过某一过程加到了我们头上，正是这同一过程，导致了我们的想像力据以证明自身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毫无疑问，旧式的专以描写五公贵族及其悲哀的悲剧不再适合于我们的时代了。当我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无名之辈的悲哀时，效果当然就不一样了。然而，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的倒退落后，正相反，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再把某些个人看作伟人，似乎只有他们才拥有悲剧激情，其他所有的人则只勤劳苦作，以便产生出少数人的伟大崇高来。莎士比亚说过：

　　乞丐死的时候，天上不会有慧星出现；
　　君王之死，苍天也为之感念。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这种观点即使不完全被人信崇，至少表白了一种实际上很普遍的、为莎士比亚本人从心底里认同的看法。因此诗人辛纳之死的喜剧性的，而凯撒、布鲁国和卡修斯的死则是悲剧性的。对我们来说，个体之死已失去了普遍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种不仅体现于外部形式中，而且深入了我们的信念之中的观念。因此，今日的大悲剧不是与个人、而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以恩斯特·托勒的剧本《大众与人》为例，我并不认为它比得上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产生的最优秀的作品，但是我确信它是经得起比较的；它是崇高的、深造的、实际的，它关注英雄行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用怜悯和恐怖净化读者的心灵”。由于旧的技巧、旧的传统必须被人抛弃；但又不能代之以平庸之物，因而像《大众与人》这种现代悲剧的例子还是很少见的。要写悲剧，作者必须有悲剧的情怀。要有悲剧的情怀，他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仅用自己的心灵，还得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去体验。克鲁奇先生在他的书中不断地谈到绝望，人们不禁为他对悲惨世界的英雄式的接受所感动；但是他的悲惨世界乃是基于这一事实，即面对新的刺激，他和大多数文人还没有学会如何去感知旧的情感。刺激当然存在，但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小圈子与社会生活之间没有重要的接触，而人的情感要想有一种严肃的深度，要使悲剧情感和真正的幸福感得以产生的话，这种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对那些才华横溢但又迷们困惑、无所适从的年轻人，我的告诫是：“放弃创作的企图，相反地，尽量一字不写。走进大千世界；去做一个海盗、一个

　　波罗之王、一个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工吧；去寻找这样一种生活，去找到这样一种存在方式，让基本的体力需要的满足占据你的全副精力吧。”我并非向一切人，而只是向那些患有克鲁奇先生所诊断出的疾病的人，推荐这一实践课程。我相信，经过几年这样的生活，这位以前的知识分子就会发现，不管他如何努力遏制自己，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写作了。这时，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了。

 
结：罗素的主要思想
 
一、 关于美好人生

美好人生中，爱和知识是必须的。在某种程度上爱更为重要。爱将激励我们去寻求知识，从而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使我们所爱的人获益。

如果没有知识，我们可能相信道听途说，好心做了坏事。
最完美的爱是欢喜和美好愿望不可分割的统一。没有美好愿望的欢喜可能是残酷的和自私的；而没有欢喜的美好愿望又可能会是冷漠和高傲。

爱能使人的欲望变得协调，而非冲突。两个相爱的人可以成败与共，而相恨的人，一方的失败则是另一方的成功。
 
二、 关于金钱崇拜

金钱崇拜指的是一种信仰，即认为一切价值都要用金钱来衡量，金钱是人成功与否的惟一尺度。
这种错误的成功理念引导人们残害了自己的本性，降低了人生的快乐，增加了紧张的感受，使整个社会变得消极、厌倦、缺乏幻想。使人心中一切伟大愿望陷于沉寂。
 
由于惧怕失去金钱，从而使人有了更多的忧虑和烦恼，使人把获得幸福的能力消耗殆尽。

三、 关于欲望

蟒蛇嘱饱之后就会开始睡眠，除非到了需要另外一餐之后，决不会醒来。而人则不一样。人吃饱之后，绝不会就由此满足，反而更为欲望丛生，生机勃勃。

人的欲望有四大种：贪婪、竞争、虚荣、权力

贪婪是一种巨大的动机，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财富或财富的控制权。无论你拥有多少，你总是希望得到更多，永远不会满足。

如果说贪婪是渴求比原有的多得多，而竞争则是比别人的多得多。如果竞争比贪婪更为强烈，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与管理，那么这个世界将成为最不幸的地方。

虚荣是一种有巨大潜力的动机，它是人们内心深处一种最重要的欲望，它的表现形式多样。虚荣带来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自我不断地膨胀。

权力欲近似于虚荣，但有所不同。满足虚荣心的是荣誉。拥有荣誉却拥有权力较之拥有权力而不拥有荣誉是件容易的事。拥有权力的人可以管制仅有荣誉的人，而仅有荣誉的人却不能管制有权力的人。所以对于有野心的人，权力欲更为强烈。在权力欲的驱使下，人更热衷于施加痛苦而不是使人快乐。拥有权力的人在对别人说“不“的过程中比同意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正因如此，权力欲成为一种危险的动机。

四、 关于自由

自由之路上有两大障碍：物质的和社会的。

自由的实现有些需要是基本和必须的，如：食物、饮料、衣物、健康、性、关怀等。这些基本需要中有一种得不到满足，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对于自由而言，任何一种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快乐都值得珍视。

我们可以通过两大途径达到自由的目的：提高追求自由的目标的能力和降低期望的水平。
 
工业社会一方面提高了人们追求自由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又使人们不断产生新的渴望。人们对自身的力量越来越自信，认为无所不能。这使得现代人对自己越来越不满，离自由越来越远。比如开始还只是抱怨买不起汽车。可一旦买了汽车又为买不起私人飞机而耿耿于怀。

当一部分人还不得不为得到自由的必须品而发愁时，如果另一部分人在享受奢侈品，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来剥夺一些人的奢侈品来满足另一些人的必须品。当然我们并不赞成对那些并非以牲牺他的为代价所获得的财富进行干涉。
自由必须以平等为前提。而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只能是“引起最少嫉妒的安排”。
真正的自由在思想主张、科学知识、文化艺术方面较容易实现。因为在这些方面的占有并不会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在经济学领域里，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总是在所难免。

所以我们在经济领域里的自由是喊错了地方。那些在经济领域里的胜利者正企图在精神和道德领域运用他们的经济力量。

思想的自由最基本的条件是不因观点的表达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们之所以能够思想也许仅仅因为我们置身事外。

《失明症漫记》，长篇小说。若泽·萨拉马戈(Jose Saramago)（1922～）葡萄牙记者、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里斯本围困史》、《失明症漫记》、《修道院纪事》等。1998年，“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失明症漫记》“极大地提高了萨拉马戈的文学水准，……其想象力之丰富、情节之怪诞、离奇和思想之尖锐，以一种荒唐的方式在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至高的体现。”（瑞典皇家学院颁奖辞）

失明症漫记影评：

一个盲人的世界是可以想象的吗？萨拉马戈不仅大胆地想象了，而且写成了一个长长的故事，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萨拉马戈描写的失明症的特点并不是眼前漆黑一片。第一个失明者是驾车回家途中在一个十字路口等待绿灯亮起时突然失明的，然而他的眼前是白茫茫一片，仿佛沉浸在“牛奶的海洋”之中。有一位路人开着他的车送他回家，但在临走时起了歹念，偷走了失明者的汽车。不久，偷车贼也失明了，症状完全一样。
　　
如果以为作者要用“恶有恶报”的理念讲述一个当代民间故事，那是低估萨拉马戈的才华了。失明症没有放过这座不知名的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人，在它面前任何人都是无辜者。偷车贼后来成为书中第一个死者，死在士兵的枪弹之下。那时所有的失明症患者已经被关进一所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检查”，由于怀疑失明症是通过目光传染的，士兵们得到命令：对任何试图走出隔离区的盲人，可以开枪射击。这就意味着，一场古怪的天灾很快向着“人祸”的方向发展。
　　
精神病院是政府精心选择的隔离地点，当局打出“为全体公众利益”的旗号，采用暴力方式将已经发现的盲人们强行拘捕进去，这其中包括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前者就诊医院的眼科医生、当时在场的戴眼罩老人和一个斜眼小男孩、一位戴墨镜的姑娘。医生的妻子是小说中唯一没有失明的人， 但她自称已经失明，陪伴丈夫进了精神病院，亲身经历了地狱般的隔离生活。起先是来自外界的威胁，士兵的枪口无情地瞄准每一个往外走的盲人，流传在看守者中的“上级精神”是：最佳解决办法是让他们自相残杀——“虫子死了就没有毒性”；后来，由于盲人越来越多，食物的分配引发了盲人之间的激烈冲突，一个盲人凭借拥有一把手枪纠结了一伙盲人歹徒，独占食物，起初勒令各个宿舍凑钱来买饭食，进而丧尽天良地逼迫全体女盲人为他们“服淫役”。终于，医生的妻子在又一场凌辱开始之前，用一把剪刀割断了歹徒首领的咽喉。
　　
作为唯一能看得见的“盲人”，医生的妻子担当了故事的实际叙述者的角色，也忍受着比同伴们更大的痛苦：她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特别身份，担心这样一来会成为盲人们的奴隶，但她实际上不能像一个盲人那样生活，因为她不得不亲眼目睹人与人之间惨不忍睹的互斗场面。她甚至宁愿舍弃这种幸运，和大家一样生活在白茫茫之中。
　　
萨拉马戈借着书中人的口诘问我们：人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身为人的底线？一旦面临共同的威胁，人的尊严感是促成最大范围的团结，还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失明症漫记》很早就伏下一个让人寒心的细节：失明症发生后，政府首先想到的是把盲人和有受感染嫌疑的人集中起来关押在同一所精神病院的两栋宿舍楼里，以便让新出现的盲人能被他的同伴便利地赶到对面的楼里去。看来就阴谋算计、自相残杀的本能而言，人并不比动物进化多少。唯有无情的失明症可以抹平一切差异，除了医生妻子，它最终没有放过城里的任何人，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精神病院。士兵们失明了，政府官员也失明了，盲人们冲出囚牢，和外面的疯子会合。所有人都在无方向地游荡、觅食、排泄中度日，空气里弥漫着腐臭气息，邪恶因为“人间”的彻底消亡而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甚至变得可以忍受了——这大约是失明症令人痛心的仁慈。
　　
“死去的人不能复活，但是活着的人需要再生”，终于忍耐到了失明症撤退的那一天，医生的妻子如是说。已然面目全非的城市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人们的欢呼声，和加缪《鼠疫》的末尾格外相像。里厄医生忧虑道：如果再发生一场鼠疫，我们如何是好？半个世纪后面对惊人相似的问题，萨拉马戈的回答也还远远没有结束。
失明症漫记书评：

《失明症漫记》：白色的黑暗

–刘嘉

在萨拉马戈那里，黑暗被取消了两种基本特征，一来它没有由光明渐渐衰弱的过渡阶段，二来在人类的惯常的感知中，它的物理形态反而被强烈的白色所替换，所以在《失明症漫记》中，失明没有博尔赫斯那样的如黄昏徐徐降临的诗意，也没有对黑暗的传统恐惧，但是对于光明的强烈向往却真切的堕入犹如一片犹如牛奶状的白色大海中。某种程度上它应和了我许久以来对黑暗不同以往的认识：与同样封存光线的白色相比，黑暗显得更加的脆弱，因为哪怕是一点微弱的光亮也能照亮它那惶恐的身躯。

从一条普通的街道上的一个司机开始，一座城市慢慢地坠入模糊的现实中，黑暗没有降临，人类同样在恐惧中沦陷。城市与疾病的关系又一次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可是失明为什么会传染呢？那个深陷在一片乳白色汪洋的城市在焦虑的问道。那死亡又怎么会？萨拉马戈立即反问道。随后，他就要不动声色地在一片看似永恒的白色中取消掉人们的尊严和希望——除了这些，看看我们还能怎样地生存下去，怎样在对白色的恐惧中感知我们如此熟悉的世界。

一批批的失明症患者被不断运往一座精神病医院。只有一位医生的妻子还持有健全的视力，托她的福，我们看见真正的黑暗降临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人们很快像动物一样生活，随地方便，为了吃的到处乱冲乱撞，最终被看管它们的士兵射杀。到处是白色的耀眼的光，但就什么也看不见，伴着弥漫在空气中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光似乎也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猪，一群猪”，有人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吼道。精神病院夜晚的月光映衬着高耸的楼墙，冷漠阴沉的枪管，不断地闪现在盲人白色视界中的晃眼的探照灯，他们到底是人么？萨拉马戈冷静地判断，是的，不过他们是一群失去视力的男人和女人。

自然属性的黑暗在这群盲人中彻底地隐遁在他们对光感的错觉和疑惑中。但关于我们的黑暗还是被萨拉马戈勾勒得无处闪躲。在一片白色中，我们一切系统，组织和结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恶和所有感情的失落无处不在。身体的屈辱和取得食物哪一个更加重要？在《失明症漫记》中，没有虚伪的英雄主义和做作的道德观，它需要证明的就是人类在无边的惊慌失措和恐惧中到底还能剩下些什么？在一批有武装的盲人的要挟下，身体的屈辱彻底让位于淫邪的恶欲，让渡了男性应该保卫女性的责任感，所有病房内的男性必须用他们的妻子，情人们的身体换来赖以苟活的食物。你吃的下么？有人还保留一丝可怜的反思，但很快所有人在耳边传来的极富穿透力的低声啜泣中不假思索地咬向面包。

还剩下些什么呢？在一群人，一个城市完全沦为牲畜和地狱之后，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整个世界仿佛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盏灯和不知昼夜守着这盏灯的男男女女，那位医生的的妻子伫立在精神病院中央，这样感喟到。但人们在什么都失去的情况下仍有情感和泪水，虽然这些在如此境地中显得那么低廉，那么苍白。当医生忘记了她的妻子仍能看见的事实，慢慢地爬向另一个姑娘的床上的时候，这位妻子就静静的立在他们的一旁。没有愤怒，没有嫉妒，没有仇恨。她默默地目睹着全过程，然后搂起了那位姑娘悲恸地哀悼我们失去和重新得到的东西。

这与萨拉马戈的想象力一起，又一次有力地提升他的伟大。不管他怎么狠心冷静地描绘着关于我们的隐喻，不管他要通过他的想象怎么敲打我们脆弱的神经，在一切黑暗中出现的邪恶的旁侧，总还有某些东西提醒我们人是什么，即使那种提醒多么的可笑，在生存的面前多么的不值一提。当那一群盲人们在一场夜晚间恐怖的大火中仓皇逃离精神病院时，他们惊恐疯狂，在风中摇曳的形象应该永远镌刻在我们对于文学的真正记忆中。

很快，在回归光明的迷途中，黑暗再一次悄然出现，但这一次同样不怎么令人感到恐惧。那群盲人们一个个地由白色进入黑色，重新模糊地看见了世界和那些在地狱中互相支持的人们，充满烟雾的城市又一次在阴霾的天空下出现在所有人的眼前。一种叫秩序的东西会在不久的将来重新运转起来，只有那位医生的妻子忧虑地注视那个她熟悉的满目疮痍的城市，依旧充满恐惧。

我忽然想到里尔克的一句诗：那一个盲人站在桥上／灰暗如无名之国的界桩。

《失明症漫记》原文：

他朝起居室挪去。尽管他小心翼翼地用手在墙壁上摸索着，不碰任何东西，但他还是把一只花瓶打到了地上。他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花瓶，要么就是妻子在上班之前把它放在了那里，想等回来再找个合适的地方放。他弯下身子来检查自己闯的祸。水把打蜡的地板弄湿了。他摸索着捡花，没留神打碎的玻璃，一块长条碎片扎破了他的手指，一阵钻心的疼痛，使他那双只能看见一片白色的盲眼里涌出了无助的孩子般的眼泪。在起居室的中间，在夜晚将临的暮色里，他一面手执
鲜花，感觉着鲜血的流淌，一面在口袋里四处寻找手帕，尽其所能地包扎好手指。然后，他东绊一下，西撞一下，趔趔趄趄地绕过家具、地毯，摸到了平日和妻子看电视的沙发上。他坐下来，把鲜花放在腿上，小心翼翼地解开手帕。血摸起来黏乎乎的，让他感到心惊肉跳，他想肯定是因为自己看不见，血于是变成了一种没有颜色的黏液，一种既陌生又属于他的东西，同时又像一个自己造成的威胁，矛头直指向他。他用那只好手慢慢地、轻轻地寻找那块碎玻璃，像把小匕首一样锋利的碎片。他用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钳出了整块玻璃。他再次用手帕把受伤的手指裹上，这次裹得很紧以止住流血，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了沙发上。不一会儿，尽管神经仍然十分警觉和紧张，但仿佛在逻辑的单一引导下，身体习以为常地选择了就此放弃痛苦和绝望，一阵沉重的疲惫袭来，与其说是劳累，不如说是困倦更恰当些。他马上梦见自己在假装失明，梦见自己不停地睁眼闭眼，每次都好像从旅途中归来一样，眼前是他所熟知的由一成不变的形状和颜色构成的世界。然而在这种肯定下面，他仍然觉察到了不安那单调的骚扰，也许是个骗人的梦，一个他迟早要醒来的梦，不知等在他面前的是怎样一种现实。那么，如果这个词有任何意义的话，它涵盖的也是只能持续几秒钟且在半梦半醒状态下已经准备醒来的疲惫，他得认真考虑考虑，再这样犹豫不决下去是否明智。我醒过来？还是不醒过来？我醒过来？还是不醒过来？除了冒一次险以外，他没有别的选择。我这是干什么呢，怀抱鲜花闭着双眼，好像害怕睁开似的。

  “你这是干什么呢，抱着鲜花睡觉？”妻子问道。

  她没等回答，径自开始收拾花瓶碎片和擦干地板，同时一直在嘟嚷，毫不掩饰她内心的不满情绪。你本该自己收拾这个残局的，可你却没事儿人似地睡大觉。他没作声，紧闭着双眼进行自我保护。他忽然被一个念头搞得心神不宁，他问自己：要是我睁开眼睛就能看见呢？他的心被希望煎熬着。女人走近了，发现了沾满血迹的手帕，立即平心静气了。

  “可怜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她一边解开临时凑合用的纱布一边同情地问。

  这时他徒劳地渴望看到妻子跪在他的身旁，他知道她就在那儿，然后，明知自己看不见她，他还是睁开了眼睛。

  “你总算醒了，我的睡包。”她微笑道。

  一阵沉默过后，他说：“我失明了，我看不见了。”

  女人不耐烦了：“别再瞎胡闹了。有些事不能开玩笑。”

  “我多么希望这是个玩笑。事实上我确实失明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求求你，别吓唬我，看着我，这儿，我在这儿。”

  “灯亮着，我知道你在那儿。我听得见你，摸得着你，我能想象你开灯的样子，可我看不见了。”

  她哭了起来，向他扑了过去：“这不是真的，说这不是真的。”

  鲜花滑落到地板上，滑落到血染的手帕上，血又从受伤的手指涌了出来，而他，好像想用别的话来表达对自己伤痛的无所谓，小声说：“我看什么都是白的。”然后他凄然一笑。

  女人在他身边坐下，紧紧地拥抱他，温柔地亲着他的前额、脸颊和眼睛。“你会看到，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你没生病，谁都不会一下子失明的，也许，告诉我是怎么发生的，你有什么感觉，什么时候，在哪儿，不，等会儿，我们首先必须找个眼科大夫咨询一下，你能想起谁来吗？”

  “够戗。我们俩都不戴眼镜。”

  “如果我带你去医院的话，大概不会有治疗失明的紧急措施。”

  “你说得对。我们最好直接去看大夫。”

  “我查查黄页，找个大夫。”她站起身来，仍然不相信地问他，“你感觉到什么区别吗？”

  “没有。”他回答道。

  “注意，我要关灯了，告诉我你的感觉，现在。”

  “没有。”

  “什么叫没有？”

  “没有。我眼前只有一片白色。就好像没有黑夜一样。”

  他听得见妻子在迅速翻动黄页，一边抽着鼻子忍住眼泪，叹着气，最后开口说：“这个行，但愿他会给我们看看。”她拨了一个号码，询问是否是那家诊所，大夫在不在，能不能跟他说话。“不，不，大夫不认识我。情况非常紧急。是的，求求您。我理解。那么我向您说一下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恳求您向大夫转达一下我的话。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丈夫突然失明了。是的，是的，突然一下子。不，不，他不是大夫的老主顾，我丈夫不戴眼镜，从来不戴。是的，他的视力非常好，跟我一样，我的视力也很好。多谢您了。我等着。我等着。是的，大夫，突然一下子。他说他看什么都是白的。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没时间问他。我一回家他就这样了。您想让我问他吗？啊，太感谢您了，大夫，我们马上就来，马上。”

  失明者站起身来。

  “等等，”妻子说，“我先收拾一下这根手指头。”

  她走开了一会儿，带回来一瓶消毒剂、一瓶碘酒、棉球和一盒纱布。她一边包扎伤口，一边问他：“你把汽车停在哪儿了？”忽然她不兜圈子了：“可是你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你开车了，要不就是出事的时候你已经回家了？”

  “不，就在街上，在我等红灯的时候。有个人把我带回了家，车就停在邻街上。”

  “好吧，我们走吧。我去找的时候你在门口等着。你把钥匙放在哪儿了？”

  “我不知道，他没还给我。”

  “他是谁？”

  “那个带我回家的男人。”

  “是个男人。他肯定把它放在哪儿了，我来找找。”

  “找也白找，他没进家门，可钥匙肯定在某处。他很可能忘了，稀里糊涂地把钥匙装走了。”

  “我们需要的就是钥匙。”

  “先用你的钥匙，然后再找。”

  “好，我们走吧，抓着我的手。”

  失明者说：“如果我这样下去的话，还不如死了好。”

  “求求你，别说胡话，情况已经够糟了。”

  “是我瞎了，不是你，你想象不出来有多难受。”

  “大夫会有办法的，你等着瞧吧。”

  “我等着。”

  他们离开了。在下面大厅里，他的妻子开了灯并对他耳语道：“在这儿等着我，如果邻居有人来，对他们说话自然些，说你在等我，谁看见你都不会怀疑你看不见的，何况我们也没必要把自己家什么事都告诉大家。”

  “好的，可是别太久了。”

  妻子连忙走了。没有邻居进来或出去。失明者根据经验，可以凭自动开关的声音判断楼道的灯是明是灭，所以一没声音他就按按钮。光，这灯光，对于他已经转化成了声音。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街道就在附近，百八十米的距离。如果我们再耽误下去，大夫就会走了，他心里想。他下意识地做了一个机械动作，抬起左手腕低头看表。他好像挨了一闷棍似地噘了一下嘴唇，暗自庆幸这会儿周围没有邻居，因为此时此刻，只要有人跟他说话，他就会嚎陶大哭起来。一辆汽车停了下来，终于到了，他想，可马上又意识到那不是自己汽车的发动机。“这是个柴油机，肯定是辆出租，”他一边说，一边又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

  妻子惊惶失措地回来了：“那个帮你忙的好心人，那个好人，把我们的汽车偷走了。”

  “这不可能，你没看清楚。”

  “我当然看清楚了，我的视力没有一点问题。”这后一句话是无心说出来的。“你告诉我说汽车就停在旁边那条街上，”她连忙纠正自己道，“可是没有，除非他们把它放在另一条街上了。”

  “不，不，我敢肯定它就停在了这条街上。”

  “反正现在它不见了。”

  “要是这样的话，那么钥匙呢？”

  “他趁你糊涂和沮丧的时候抢了我们。”

  “当时我还不想让他呆在屋里，怕他偷东西，可是如果他一直陪我到你回家的话，就不会偷走我们的车了。”

  “咱们走吧，有辆出租在等着呢。”

  “我发誓我愿意折一年的阳寿，看到这个流氓也瞎掉他的眼睛。”

  “别这么大声。”

  “而且他被人偷个精光。”

  “他可能会再来的。”

  “啊，你认为他明天会来敲门，说他由于一念之差偷了那辆车，他很抱歉并希望你感觉好一些？”

  他们来到大夫的诊所，一路上没吱声。她尽量不去想失窃的汽车，并爱怜地握住丈夫的手。他低着头，好不让司机从反光镜里看见他的眼睛。他忍不住扪心自问，为什么这样一个灾祸降临到他的头上？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他能听到交通的噪音，出租车停车时发出的尖利的怪声。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们还在沉睡的时候，外界的声音已经穿透好像白床单一样将我们包裹其中的无意识的纱幕。好像白床单一样。他摇摇头，叹了口气，妻子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颊，意思是别着急，有我在这儿呢。于是他把头靠在她的肩上，不在乎司机怎么想。他幼稚地想，如果你是我的话，也开不了车。他意识到这个想法的荒唐，庆幸自己在绝望中还能进行清醒的思考。他在妻子的悉心帮助下离开出租车，看起来还很平静，可是等到要走进决定他命运的诊所的时候，他声音颤抖地问妻子：“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他摇了摇头，仿佛已经放弃了一切希望。

  他的妻子对接待员说：“我半个小时以前为我丈夫的病打过电话。”接待员于是把他们带进一间小屋，其他病人都在里面候诊。有一个老人一只眼睛上戴着黑眼罩；有一个小男孩看上去对眼，身边显然是他的母亲陪着他；有一个姑娘戴着墨镜；还有两个表面上没什么特点的人。但是没有一个盲人，盲人不来看眼科。女人把丈夫领到一张空椅上，剩下的所有椅子上都有人，于是她就站在他的身边。“我们得等一会儿，”她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听到了候诊室里的说话声。这时又一阵焦虑袭来，他觉得等大夫检查花的时间越久，他的失明就越严重，几乎到了不愈的地步。他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心情非常烦躁，他几乎要向妻子倾诉了。这时门开了，接待员说：“你们两个这边走。”然后转向其他患者：“大夫说了，这个人有急症。”

  对眼男孩的母亲抗议说她的权利不容侵犯，她是第一个来的，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其他患者低声附和着她。然而无论他们还是她本人，都认为继续抱怨下去是不理智的，万一大夫介意了，会对他们的无礼进行报复，让他们等得更久。一只眼戴眼罩的老头气量比较大：“让那个可怜的人先看吧，他的情况比我们糟得多。”

  失明者没有听见，他们已经走进了大夫的问诊室，妻子说着：“真谢谢您，大夫您心真好，只是我丈夫他———”说到这儿，她停了下来，因为说实话，她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只知道丈夫失明了，他们的车失窃了。

  大夫说：“好吧，现在告诉我是什么毛病吧。”

  失明者讲他在车里等红灯变绿，这时他忽然看不见了。有好几个人赶来帮忙，一位听起来上了年纪的妇女说也许是神经出了问题。然后一个男子陪他回了家，因为他自己做不到了。“我眼前一片白色，大夫。”他没提汽车失窃的事。

  大夫问他：“以前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况？”

  “没有，大夫，我连眼镜都不戴。”

  “你是说它来得很突然。”

  “是的，大夫，就像灯亮起来一样，倒更像是灯亮起来一样。”

  “最近几天以来，你有没有觉得视力有什么异常？”

  “没有，大夫。”

  “你的家族和家族史里有没有过失明的先例？”

  “在我认识和听说的亲戚里面，没有。”

  “你是否患有糖尿病？”

  “没有，大夫。”

  “花柳病呢？”

  “没有，大夫。”

  “动脉或脑细胞的高血压呢？”

  “我对脑细胞没把握，但其他的病都没有，我们工作的地方有定期检查。”

  “今天或者昨天，你的头部有没有受过打击？”

  “没有，大夫。”

  “你的年龄？”

  “三十八。”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眼睛吧。”

  失明者把两眼睁大，仿佛是为了帮助加快检查的进程，可是大夫挽起他的胳膊，把他安置在扫描器后面。一个人但凡有点想像力，就会把它看做一个忏悔室的新翻版，只不过是用眼睛代替了语言，而且牧师直接逼视罪人的灵魂深处。

  “把下巴放在这里，”他引导着他，“眼睛一直睁着，别动。”

  女人靠近她的丈夫，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说：“会弄清楚的，等着瞧吧。”

  大夫把身边的双筒显微镜升上去又降下来，扭动着排列齐整的按钮，开始了检查。他发现角膜没问题，巩膜没问题，虹膜没问题，视网膜没问题，晶体没问题，桔黄斑没问题，视神经没问题，哪儿都没问题。他把仪器推开，揉揉眼睛，然后默默地重新开始第二轮的检查，结束的时候他一脸的困惑：“我找不到一点儿伤，你的眼睛是完好的。”

  女人高兴地合起双手，叫喊道：“我说什么来着，可以治。”

  失明者没理她，问道：“大夫，我可以把下巴挪开吗？”

  “当然啦，对不起。”

  “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我的眼睛是完好的，那我为什么失明了？”

  “这会儿我还说不好，我们还得进行更具体的检查、分析，做一次脑电图。”

  “您认为跟脑子有关系吗？”

  “有这个可能，但我觉得不大像。”

  “可您说没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问题。”

  “是这样。”

  “真奇怪。”

  “我的意思是，事实上你失明了，但现在你的失明难以解释。”

  “您是不是怀疑我没失明？”

  “那倒不是，问题是你的病例非同寻常，从我个人角度讲，我行了这么多年医，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我敢说在整个眼科史上也没听说过这种事。”

  “您认为有救么？”

  “从原理上讲，因为我找不到任何损伤或先天的毛病，我的回答
应该是肯定的。”

  “但显然又不是肯定的。”

  “不过是谨慎罢了，因为我不想建立起希望，到头来又实现不了。”

  “我理解。”

  “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我要不要接受什么治疗呢，比如吃药之类的？”

  “目前我还不想开什么药方，因为那样就显得盲目了。”

  失明者发现这个说法很机敏。大夫假装没听见，从检查眼睛时坐的转椅上下来，站起身在诊断书上写下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他把那页纸交给失明者的妻子，说：“拿着这个，等结果下来以后和你的丈夫一块儿回来。在这期间如果有什么变化，给我打电话。”

  “我们该交多少钱，大夫？”

  “到收款台交费。”

  他陪他们走到门口，小声鼓励着：“我们等等看，我们等等看，千万不要绝望。”

  他们刚走，他就走进问诊室旁边的卫生间，长久地望着镜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嘟嚷着。然后他转向问诊室，朝接待员喊道：“下一个病人。”

  当夜，失明者梦见自己失明了。

《失明症漫记》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