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不懂”，其实故事的结构还是挺简单的。马走日和项飞田举办了选美大赛，完颜英夺魁，之后完在与马在一次说走就走的约炮中挂了，马寻求武六帮助却意外救了被困的项，自己却只得逃亡，因一次殴打导致被抓，又因机缘巧合，武与项等人决定施计让其脱身，却几次计划都要以失败告终，武最终决定与马逃跑，马却因不愿拖累武决定自首，以被杀结束。

《一步之遥》Gone With The Bullets

一步之遥解析：

为什么要叫《一步之遥》？

三种可能，男一男二分别叫马走日，项飞田，懂点象棋的都知道，同样一次行棋，馬比相少走一步，类比剧种两人同样操办一件事，最后两人下场确实天壤之别，一步却也是之遥。象棋中的相，项飞田也只能在法租界为虎作伥，出不了“汉界”的汉奸。

第二 武六与马走日，马曾回忆当初武六要是没有踢段两条腿，哪怕留下一条，也就能跟她去拍电影而不是中途下了车，走上了这条路。

第三 片名第三种解读，马走日曾献策给老佛爷： 拯救我大清只需一步把脑袋后的辫子给剪了，然后马走日一路小跑 冷 于是喝酒醉后醒来：民国了。区别在哪，就是被剪了辫子是清朝，自己剪了辫子是民国，一样的人心，只是这一步 差距大了。姜文送“完颜”到买“出嫁”的钟三儿（中山 请自带口音，也别拽着给我说审查前是朱三儿 自己连笔玩一下组成是：朱毛。尤甚。）家里，还是别人买了送钟三儿（民国不是他中山儿打的？别人送的？恰巧？政治遗产？） 然后马走日把类比与“总统”的完颜（政治资产）给“断送”了，然后大家要“北伐”！请注意最后为什么马走日开车逃跑到的地方一看就是福建土楼的传统建筑，这是从上海来的啊，选这么个地方是有地标性吧。马走日觉是“袁世凯”，然后各大军阀就是这电影中大帅的代表，又是娶白俄联盟（不就是军阀后期 各大国际势力在华利益代表的支持么，还记得饭桌的说日语，德语，拉丁语吗？），唯一不懂且觉得牵强的是，武六是代表我党吗？ 马走日最后跳下来说的：不知道武六以后过的好吗？ 我想告诉马走日：武六，挺好的。。。武六（5+6=11 国庆） 武七（5+7=12 ）1912 民国元年。

其次来“剧透”，这基本上用象棋的简单术语就可以概括：当头炮（选头“泡”美女），馬来跳（马走日操持选美） 立马車（马走日与完颜两人出“车祸”）相飞天（马走日要救自己求救大帅，反而先救了项飞田），将出列（武六 武七 都求大帅父亲致死或相救马走日）士走斜（知己的“士”帮马走日脱困）终！我们来聊电影本体，借用台词：电影是看的懂的艺术。那么对于首映后很多人口碑总结最多的是：看不懂。好，如果一个电影大家看完后都在聊其他，剧透也没事，那说明大家都没“看懂”，看懂不就是比如讲了个什么事，凶手是谁，最后爱了谁等等，听懂了看过人讲的故事那还有意思？正如开篇TO BE OR NOT TO BE莎翁经典开场，就像解读作品一样，每个人的哈姆雷特每个人的一步之遥，我倒是觉得看懂看不懂没必要争议。还有懂分为不懂到底自己是不是懂了，觉得自己懂了但又觉得自己这样懂是不懂。好吧，再说我也不懂了。

正如姜文那句：电影是看得懂的艺术，首先《一步之遥》就不是个“电影”，是以借电影包装的“阴谋。那我“看懂”了什么：主要在项飞田（法办，代表政府颜面） 王天王（导演，代表如何导向意识形态和口碑）武七（政府后面的财阀，要洗钱的那种）武六（改革派 道德高点 “政协”），当这几个团体的人凑在一块也就抉择了任何人的生死，是剧中的“两条腿才能改写历史”（德先生和赛先生）正像他们想让马走日故意演一次“重返现场”相当于是承认自己是凶手，然后才能放了他，最后聊到电影上说以后不叫选花魁叫选影帝影后，叫金葱金鸡奖，啊哈哈，那我们来聊一下1964年放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后来还的了后来金鸡奖的某项吧。电影故事是这样的：三年自然灾害后，龙梅和玉荣姐妹为生产队放羊时遭暴风雪，为了挽救集体财产最后被窝冻伤截肢。那现实的故事是：两小姐妹放羊遇暴风雪，最后被在当地被打成“右派”的人所救，应政治需求被改成了获奖那种。

人永远与真相有一步之遥。

——焦梓铭

一步之遥影评：

《对不起，姜文导演，这顿我不吃了》——小心和小欣

姜文导演：

见信好。

我不是冯唐，但我也想说——

“电影的标准的确很难量化，但是电影的确有一条金线，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对于门外人，若隐若现，对于明眼人，一清二楚，洞若观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虽然知道这条金线的人不多，但是还没死绝。这条金线和票房没有直接正相关的关系，在某些时代，甚至负相关，这改变不了这条金线存在的事实。”

从张艺谋到陈凯歌，从陆川到宁浩，从冯小刚到姜文导演您，都曾经创造过远远高于这条“金线”标准的作品，有些作品即便称之为“伟大”，也丝毫不为过。但如今，我掰着手指头数了一下，这几年，这几位中国电影市场上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大陆导演，一个接一个阵亡在这条线之下。

我听说中国的电影导演是分“代”的，这种划分方式在世界影坛可谓独树一帜，歪果仁们一定很奇怪，因为第六代又不管第四代喊“GP”。但照我看来，所有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及电影行业“大跃进”的导演，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同一代；无论出道时拍过什么风格迥异又影史留名的电影，都殊途同归。这一代导演，几乎没有人逃过市场经济的巨浪，当金钱和名声交织在一起，像是海浪一样势不可挡地向他们打过来，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岿然不动。即便是最叛逆和乖戾的娄烨和贾樟柯，都逃不过“要在市场上证明”自己的念头。市场经济的“鬼”，打了一堵无处不在的墙。

姜文导演，现在轮到你了。

虽然和你不熟，但是我认识你有好几年了。没见你之前，我老早就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至今忆及，如若“通感”，眼前金光灿灿，四肢红汗淋漓，神经血脉喷张。我想即便是你的处女作，但那就是你导演生涯的顶峰了。之后我看过《鬼子来了》，片子压抑得像是所有角色都得了精神病，但这真的是一部很棒的作品——做导演不能总是拍自己擅长的东西，你得学会憋着劲儿把自己不擅长的玩意儿弄好了。再后来《太阳照常升起》，你又回到了老路上，即便加入了一些故弄玄虚，但那种调调，没有别人学得会。之后《让子弹飞》来了，很久没有被国产片点燃过的我，那一刻被炸裂了，你终于在自己独特的“革命浪漫主义”之路上走出了个“惊喜”。在这部片子里，你也说出了那句“站着把钱挣了”的台词——我知道，你自信得要炸开了。

坦率说，我希望你接着“子弹”的路子拍下去，但我又怕你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走得太深，走得太远，走得快马失了缰，走得风筝断了线。

2012年9月，传说中的《一步之遥》终于开拍了。从那时起到2014年12月15日，两年零三个月时间，这部时时刻刻被各种媒体紧紧盯着的“年度巨作”，在我的印象里，太安静了，丝毫没有出乎预想的“爆料”，即便是首映礼之前冒出来的“未过审”“被删改”的消息，也都是小打小闹，像是小夫妻俩斗斗嘴，床头打架床尾和。跟宁浩的《无人区》比起来，简直是王先生碰见玉先生，差了一点儿。这期间，一版又一版的预告片出来，也都是大同小异，各种pose和亮相，一点有底气的端倪都没有。我知道，我该对这部电影放弃期望了。

2014年9月1日，我参加了《一步之遥》的媒体见面会。会上，姜文意气风发，葛优形色不露，舒淇笑脸相迎，周韵满脸不开心。很多记者把矛头对准了“出轨事件”后首次亮相的文章身上，但文大爷用大量的白眼回报了记者。我都不记得那场见面会上诸位主创说过的每一句话，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躲躲闪闪，不谈自己的角色，不说故事情节，不聊拍摄感想。我当时就在想：这场发布会的意义是什么？有什么关于这部电影的有价值的信息吗？没有。其时这部电影已经拍摄完毕，我感觉他们不是在做保密工作，而是有人在掩盖什么，而有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演过了什么。

之后，我就对所有问到这部电影的人说：我不期待。

以前，姜文是一个很较真儿的导演，从《让子弹飞》开始，他开始玩儿起来了，他开始露出了类似王朔的痞气，但相对于王朔小人物的痞气，出生在军队大院的姜文，耍的是“大爷痞”，换句话说，他开始“耍流氓”了。我想起《霸王别姬》里的段小楼，他是霸王，但他也是个老流氓。

耍流氓不要紧，我们都想你能像《让子弹飞》那样，对上峰耍耍流氓，玩一玩儿隐喻，耍一耍好玩儿的小聪明——因为敢这么做的人在电影界已经没有了。现在倒好，你倒是对观众耍起流氓来了。

郭德纲说：你堕落啦！你前进一步就是立即枪毙，退后一步就是保外就医。

姜文导演，我知道这次你仍然能把钱挣了，而且你仍然是站着的。只不过，以前你是面对审查机构硬硬朗朗地站着，现在，你是面对芸芸小民趾高气昂地站着。当你硬硬朗朗地站着的时候，观众愿意对你跪着；当你趾高气昂站着地时候，很多观众真的会吐口唾沫。

其实影院就像是饭馆儿，里面坐着的都是食客。别惯着那些厨子，他们曾经呕心沥血做出拿手菜，送到你面前，免费吃，不赚钱。可等你用钱惯坏他们了，他们喂屎给你吃，还想从你口袋里抠钱出来。 而你对此毫无办法。只能说——

不好意思，这顿我不吃了。

此致
敬礼
和小欣

《一步之遥》的原型：

《一步之遥》实际上是源自北洋政府时期的“阎瑞生案”，而影片中姜文饰演的“马走日”人物形象就取材于阎瑞生。

阎瑞生案说白了就是一桩劫杀案，之所以轰动一时，是因为受害者是上海选美胜出的“花国总理”王莲英，这个王莲英就是影片中舒淇饰演的角色。当然凶手阎瑞生也不是泛泛之辈，他大学肄业，而且英语流利，供职于洋行且薪资丰厚。按理说，花国总理王莲英和洋行职员阎瑞生，这两人是应该有一段爱情故事，但嗜赌成性的阎瑞生却早早的断送了自己和王莲英的生命。

1920年6月初，因欠下高额赌债的阎瑞生正焦头烂额，他在好友朱老五那里见到了浑身珠光宝气的王莲英，阎瑞生见财起意，之后从朱老五那里借来一辆高级轿车邀王莲英到郊区游玩。在郊区玩到深夜，阎瑞生得到早已等候在此的好友吴春芳相助，两人合力用麻醉药棉花将王莲英闷倒并勒死，之后劫走了王莲英的财物。王莲英的尸体被发现之后，警方轻易就从高级轿车的线索查到了阎瑞生，他和好友吴春芳随后被捉拿归案，最后被双双处以死刑。

“阎瑞生案”盖棺定论之后，1921年就由中国影戏研究社，以及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联合投拍了电影《阎瑞生》，这是中国电影史上极早的一部故事长片。由任彭年执导、杨小仲编剧、廖恩寿摄影，影片时长两小时左右，生动的细节还原让影片大受欢迎。同时，片中对于阎瑞生个人的背景介绍以及人物的性格刻画，都让观众进一步了解到这名洋场恶少的犯罪心理发展。当时除了电影，还有京剧、话剧版本的《阎瑞生》，以及各类研究阎瑞生的数据，上海一度出现的“阎热”的情况。

姜文也承认《一步之遥》源起自“阎瑞生案”，但他同时也强调，影片只是选取了“花国大选”以及王莲英遇害这两核心元素，影片其他的人物和故事都是全新的创作。

[VIA豆瓣电影]

一个时代人的回忆。

阳光灿烂的日子（In the Heat of the Sun），1995年姜文导演电影。

《阳光灿烂的日子》根据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文革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的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使用了当时在中国较为新鲜的一些超现实手法，反映了那个年代青少年的暴力和朦胧的爱情。电影对原著中的某些残酷情节进行了修改，并增强了人物之间情感的描写，试图更为逼真的描画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与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更具有深意的是，影片通过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的幼稚和无知反映出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状态，用对青少年故事的描画，展示了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与成长。

文革中的北京，一群生活在部队大院里的孩子，在耀眼的阳光与遍地的红旗中间，度过自己的青春，同样是有冲动、有爱情、有性、有幼稚、有失败、有冒险、也有成长。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的北京。马小军是一个军属，小伙伴们叫他马猴．他的父亲常年在外，没人管教的他在大院里结交了一帮“哥们儿”．他们逃课、打架、抽烟，“混街”成了他们这伙人的生活主题。这当中有刘忆苦，有羊搞，还有后来出现的女孩余北蓓，当外面的世界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这群军人子弟却在自己的天地里享受阳光灿烂的日子。

对文革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的真实描绘；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全新的中国电影，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对许多人来说，“文革”是一段黑暗的日子，在那个时代里，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然而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时代刻画和叙事观点上却独具一格，它没有表现出惯有的沉痛，而是以与政治上的疯狂相对而言较为平静的军属大院为背景，描绘了一群被危险激情燃烧的少年的生存状态——当整个国家的人民在投入革命的时候，他们却被其他烈火困扰着。他们就这样在耀眼的阳光与遍地的红旗中间度过自己的青春，有冲动、有爱情、有性、有幼稚、有失败、有冒险，也有成长。

《阳光灿烂的日子》价值不在年代，而在于它的真实、感人。在剧中，男主角马小军的成长过程和那一时期许多人的经历都很相似，虽然 未有生离死别的伤痛，只是个人简单成长的青春梦，却以它的真实而震撼人心。
本片对于人性的描写是真实的，在那个“冤”与“恨”压得人透不过气的年代，不识愁滋味的少年却被未成形的情和欲霸占了所有空间．狡猾的心魔渐渐摸道上路，男性世界的粗豪和威武在绷紧的肌肉状态下开花结果……所有的一切在回忆中都是“里程碑”，纪念着昨日的无悔。

阳光灿烂的日子高清在线视频

《阳光灿烂的日子》——青春乌托邦

虽说这是一部有关文革的作品，但任谁也看得出，这是一部谈青春、谈成长的作品。一群10来岁的毛孩子在文革年月的北京城里横冲直撞，姜文从自己的经验出发，

当这群儿时的伙伴再次相聚时，那过去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不再重要了。挣脱了伤痕、苦难这些文革陈腔，在他的镜头下，文革同浪漫、青春一样。当第5代导演上山下乡插队劳动时，留在北京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反而因此过着无法无天的半逃学生涯。父母、师长、兄姐，谁也顾不上他们，他们的成长有太多的放任、放肆、无政府似的蛮横。《阳光灿烂的日子》完全抓住了这个基调，全片以一种快速、冲击力强的节奏进行，一气呵成让人几乎目不转睛。姜文对青春的回顾决不像第5代导演有那么多的沉痛和反省，他的喟叹是对青春的恍惚和留恋，是对青春骤然消失的怅惘，然后更多的是对青春及那个时代的讴歌，与第5代的中华民族的伤痕南辕北辙。他在片中几乎没有触及文革，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文革初期的底色。

于是我们在片首处听到姜文极为个人式的旁白：“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工夫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得更多，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我眼前一阵阵发黑……”

改编自王朔《动物凶猛》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少了一分原作的文绉绉儒笔调，多了姜文自己的经验和完全无法用文字表现的视觉神采。男主角马小军拿着望远镜寻找美人照片的那份朦胧和虚幻，两帮团伙集体斗殴前的惊恐和剑拔弩张，聚在屋顶上唱苏联民歌的悠悠浪漫，在顾长卫景深层次分明的题氲氤远和手提摄影机的动荡介入下，铺排了成千上万状的迷人影像。年轻人的骚动，幻想的神秘，青春期的性好奇，不受束缚衍发的残忍和暴力，都比文字更直接锋利地印入观众脑海。

在谈及自己这部影片的时候，姜文说： “我发誓要老老实实地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地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真伪难辨。”到了末了，他甚至否认电影前面段落的真实性，直称其为伪造的谎言。王朔/姜文的这种叙述策略使青春及记亿更加张牙舞爪，在主观有意识的塑造中，择/修改记忆到一个青春的乌托邦——阳光、灿烂、喧闹、欢乐、不负责任、自由自在、初恋的甜蜜或心虚、精力的夸耀、害怕孤单和被人排挤， 《阳光灿烂的日子》不讳言其叙事立场．堂而里之地略去了青春苦涩的一面，让观众欣赏北京少年擂着胸膛向全世界吹大牛的气魄和纯真。

性的彻底完结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毫无疑问，原本属于个体行为的对性的追求成了一种集体行为。而这一追求的集体对象只有两个：一个是余北蓓，另一个是米兰。

当余北蓓在其他伙伴的嬉笑声中强吻马小军．马小军极力拒绝，最终马小军脸上红红一片而余北蓓气急败坏的时候， 《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性进行了第一次嘲讽和瓦解。对于马小军这个对性略觉神圣与神秘的半大孩子来说，性竟然成了一种强迫进行的集体游戏。于是在马小军的眼里，余北蓓成了一个毫无神秘性因而毫不美丽的单调的性的对象。在她那里，马小军找不到一点他所渴望的“美丽”的东西。

米兰“干呼万唤始出来”的出场给了马小军以极大的神秘感，于是在他眼中，米兰成了他自视是由自己独自寻找到的美丽高贵的暗恋对象。然而最初的神秘并没有给马小军以长久的可以守候的美丽体验。由最初不敢看米兰熟睡中无意暴露出来的身体；到看着身穿大块暴露的泳衣的米兰，说她“肥”得像刚生过孩子的妇女而朝她丰腴的屁股踹上一脚：再到他最想要强暴米兰……马小军一步一步陷入对性的谜惑与失落之中。性的美丽的外衣一层层地被剥落，性不过就是欲望。

尤其当“彪哥”这个黑社会大哥以米兰的昔日情人身份出现时，尽管马小军仍旧毫不犹豫地拿起刀子想保卫她，但米兰的美丽与神秘已经开始破碎了，因为米兰根本就不是纯洁的；当刘忆苦公然以米兰的男友自居时，马小军终于明白，米兰从来没有和他好过，她不过是他的暗恋甚至是意淫对象。于是，“强暴”这种最拙劣最无能的满足性欲的手段被他使用，可用这种手法去获得实际上摧毁了他心理上最后那点残留的美丽：当情况变成米兰大叫“你觉得这样有劲吗”时，马小军歇斯底里的喊道“有劲”。性，美丽的性甚至是肮脏的性都离他远去了。

性不过就是那只充满了气的、在空中像炮弹一样飞来飞去的避孕套。它那么地直接与无所谓，可以在空中荡来荡去而显出莫大的自由； 它那么地不可遏抑，可以由一只小小的橡皮套子膨胀成一枚横扫千军的 炮弹；然而，它又是那么地无意义，因为仅仅竟是一个小眼儿导致了原本觉得很宝贵很神圣的生命的诞生。
当马小军穿着米兰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条鲜红的游泳裤站在高台上的时候，与其说他是要再次向米兰证明自己以求最后的美丽，不如说他是要彻底摧毁自己的美丽的幻想。他绝望地从高台跌落入水，在池中沉浮，那一刻马小军再也没有什么美丽的念头了。——他再次游向了米兰、刘忆苦、于北蓓这些他曾经拒绝过的人，他渴望再次融入他们，然而结果却又是摧毁：千万只脚一次次踏下来向他宣告他彻底的孤寂。 他甚至没有能力去获得庸俗大众的认同，成了孤零零的人。

就这样，对性的瓦解完成了。马小军由拒绝庸俗的性到追求美丽的性再到美丽破灭再到拒绝庸俗最终彻底绝望——这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对性的摧毁的全过程。

阳光灿烂的日子台词：

1、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功夫她已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得更多，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眼前一阵阵发黑……

笑话，我等什么？难道你会叫人打我吗？你扎我的车胎，你暗害我不成吗？

我最大的理想就是中苏开战，因为我坚信，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我军的铁拳定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将由此诞生，那就是我。

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的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

现在我的头脑如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

2、《阳光灿烂的日子》课堂上搞乱的片段：

上课！
起立！
“同学们好”！
“老师好”！（帽子吹跑了）笑
“不要笑，一个很简单的物理现象”。（帽子又吹跑了）
“谁让你出来的，无组织无纪律，回去”！
“班长是谁”？（一个学生跳出来指着班长）
“你给我回来，谁问你了！我问谁是班长的目的，是让他自己站起来。
下课后把这堆煤球弄出去”。
今天我们讲讲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清政府……，俄—–沙俄政府……(看见帽子里的煤球)
“这是谁干的!是谁! ”(拍桌子)“这是什么意思”！
“老师，不是我不是我，你看我的手干净的”。
“都把手给我伸出来！”（全班伸手，没有）
马小军：“老师……哎算了不说了”!
“你说，不要怕”。
马小军：“我觉得他这动机是好的”。
“谁问你这个了，坐下”！

3、被公安局的带去之后

a、公安局里
马小军：叔叔，你放了我得了（带哭腔）。其实没我事，我跟那儿等退票来着，就给我带进来了（擦眼泪）。
警察： 瞧你这德性，还镇王府井，镇动物园，镇地安门。我告诉你，公安局全镇，知道吗？知道。擦鼻子，滚蛋。以后少来展览馆胡混，听见没有，去！这根不是我的，那~ 要不要？要要要。不要在这儿跟我多住两天。要，要，就这根吧！

b、家里
马小军：啪啪啪！你把我那根儿腰带给我拿过来。我那根儿，找去！~啪~ 你不是牛逼么，你不是横么，你现在怎么忪了？你还甭跪着求我，甭流眼泪，我就不吃那套。我哭怎么了？我那是迷惑你们呢，孙子。我拍婆子？你管得着么你，我又没拍你妈。我还明告诉你了，我明儿还去那拍，我就一个人去，你要不去逮(dei)我你是我孙子。我震东单震西单，我还震你们炮局呢！行行行，擦鼻涕滚蛋。滚不滚，你不愿意滚就在这儿多呆两天。

4、　追米兰
马猴在雨中骑自行车去米兰家的那一段对白也很有意思。
马猴鼓起勇气对米兰大声说：我喜欢你！米兰马上对马猴说：你说什么？再说一遍。马猴马上改口说：我自行车掉沟里去了。
米兰：以后再不准到街上追女孩了。马小军：我向毛主席保证，这是头一回。

5、被妈妈教训
真是你爸的好儿子阿，他是年年不回家，你是天天不回家。想把这家当旅馆了，把我当老妈子。美得你，给我弄点水。气死我了你，我，我，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天天不着家，你成天成天等现成的。你小王八犊子你，你就，你就跟那些坏孩子混去吧。你早晚，你早晚就上公安局去做客，没人心疼。你看，你老师留了信。你看看那，你看看，人家别人家的孩子，人家一放学就会去做功课。你呢，天不黑你就不回来，你干啥去了你。干脆，就跟你爸一样，都别回家，滚蛋！走！自由吧你们，你上公安局去做客吧你，你搬到公安局去吧你！你妈妈我呀，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跟你爸随军以后，当了家属。我是当家属的料吗，气急了我把这房子都烧了我。你们马家没一个好种，从小看到大，你就跟你那贼爸爸是一路货色呀你。你要是一只小鸡，我把你杀了，我也不吃那肉。恨死我了，恨死我了你。你怎么就不给你妈妈争口气呢？真是让我太失望了，太让我后悔了你，王八犊子。你妈我呀，从来都不会骂人，更不会打人，都是让你们这姓马的给我逼出来的。你王八犊子，你给我滚~~~

6、《阳光灿烂的日子》独白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寡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出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做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唯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是我的一个习性；当受到压力时我本能地选择妥协和顺从，宁肯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也不挺身站出来说不！因为我从没被人说服过。所以也懒得去寻求别人的理解。人都是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的，相安无事的惟一办法就是欺骗。

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感情并不像标有刻度的咳嗽糖浆瓶子那样易于掌握流量，常常对微不足道的小事反应过分，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摧肝裂胆，其缝隙间不容发。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

她便凝视我，用那种锥子般锐利和幽潭般深邃的目光直盯着我的双眼看过去，常常看得我话到了嘴边又融解了，傻笑着不知所措。我也试图用同样的目光回敬她，那时我们的对视便成了一种意志的较量，十有八九是我被看毛了，垂下眼睛。直到如今，我颇擅风情也具备了相当的控制能力，但仍不能习惯受到凝视。过于专注的凝视常使我对自己产生怀疑，那里面总包含着过于复杂的情感。即便是毫无用心的极清澈的一眼，也会使受注视者不安乃至自省，这就破坏了默契。我认为这属于一种冒犯。

她很满意自己眼睛的威力，这在她似乎是一种对自己魅力的磨砺，同时也不妨说她用自己的视线贬低了我。　 我就那么可怜巴巴地坐着，不敢说话也不敢正眼瞧她，期待着她以温馨的一笑解脱我的窘境。有时她会这样，更多的时候她的目光会转为沉思，沉溺在个人的遐想中久久出神。这时我就会感到受了遗弃，感到自己的多余。如果我驱多少成熟一些，我会知趣地走开，可是我是如此珍视和她相处的每分每秒，根本就没想过主动离去。

晚上，吃过饭后，我和父亲做了一次长谈，我主要是聆听，不时被要求解释一下动机而已。本来以为父亲会为难我，孰料他竟意外的态度诚恳，并无疾言厉声，基本属于娓娓动听和循循善诱。他告诫我不要过早交女朋友，年轻的时候应该把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

要树立远大的理想，要有自己人生目标，当然这目标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当时惟一的；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表示他和其他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对抱有殷切期望。似乎他们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这点在当时我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是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也不认为过份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么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

王朔与《阳光灿烂的日子》

王朔：“阳光”只能产生于姜文的头脑

谈起《动物凶猛》这小说，姜文东问西问，打听这小说的背景、原型，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处理某些事件。我拒绝做编剧，刚刚写完大量小说和电视剧本，写作能力陷于瘫痪。

尤其痛恨给有追求的导演做编剧。惨痛经历不堪回首。我无法帮助姜文把小说变为一个电影的思路，那些东西只能产生于他的头脑。

因为虚荣，我答应在戏中扮演一个角色，拍“老莫”那场戏我有一句台词，差不多被那群武警军官扔了整整一夜。最后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有一次我掉下来，百十号人居然没有一个人伸手接一下，我掉在一个人的脚上才幸免于难。

姜文与《阳光灿烂的日子》

看到《动物凶猛》就闻到了味道

第一次做导演，连导演的称呼我都觉得像是别人给我起的外号儿———透着点不正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多少次弹尽粮绝，又多少次起死回生。有的人在悲观失望中离开了我们，有的人疯狂地坚持着，更有的人被疯狂的人们唤做疯狗，这群疯子只有在看样片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在干着一件有意义的事。电影是梦，这群人已经忘掉了自己熔入了梦当中。

我和王朔有相同的经历，都是部队大院的孩子，又都跟地方上的孩子有很多接触。看了这部小说，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涌动。王朔的小说像针管扎进了我的皮肤，血“嗞”地一下冒了出来。

我不能判断他的文学价值，我总是把文字变成画面，我自觉不自觉总是把小说翻译成电影。我一看到这部小说，就闻到了味儿，就出现了音乐———西藏歌和大食堂的味儿。我原来不知道我能写剧本，现在想起来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支使我的手这么“哗哗”地写，而且笔跟不上脑子，我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就是愿意干这事。

写一个男孩变男人的过程

6万字的小说改成了9万字的剧本。有人误解这是个“文革”片，我并没有想拍一个“文革”片，只是如果我和王朔这些人在写一个男孩变男人的过程的话，那我们只能写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的。当时写完后很有信心，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好啊，好到我没有必要去跟别人说这个东西好的程度。可是当我去找钱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很怀疑，由于我当时沉浸在兴奋里，我以为大家和我一样兴奋，其实人家很冷静。我也找不到投资，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人说这个东西就是好，怎么好我也说不出来，我觉得，它，这就是一张白纸，我还有什么道理跟你去说这是一张白纸呢。可是在别人看来没看出它是什么，我只是一厢情愿晕在里边了。

为了方便就说找个长得像姜文的

最不顺当的是挑演员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被带来的演员，和要扮演的角色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的时候，你会很恨这个演员，实际上人家一点错也没有，这是很奇怪的。但是有时候，你看到被带来的演员和你想象中的人那么有内在联系，你会很爱他，这也很奇怪。我见到第一个选定的演员还不是夏雨，是演夏雨小时候的那个，叫韩冬，十岁左右。我见他时，一下子有了无限想像力，像吸了氧一样，觉得整个摄制组的血液开始流动。我不是非得自恋，非得找一个像我的人来演这个片子，因为三个人演一个角色，大家为了方便好找，就说找个像姜文的。可真有七八个候选的时候我就蒙了，到底谁像我也不知道了。所以最后就是请我妈来定这个事，我母亲说夏雨挺像我中学时候的。

我当导演是因为对电影状况的不满足第一天拍戏是个晚上，制片主任二勇问我紧张吗？

我说不紧张，我都忘了紧张了，为什么呢？我太累了。我当导演其实因为不满足，不是对我作为演员的工作状态不满足，而是对电影状况的不满足，我总想还有另外一种电影，或者说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拍电影。我觉得，导演是一个动作，一次行动，他不应该是职务。你什么时候感到有必要行动一次就行动一次。我自信时觉得世界上没有人能和我比，我眼里没有大导演，当我不自信时也就是找不到感觉时，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比我好。“阳光”就是这样，我相信别人也能拍，但不是这样的。

寻找的意义超过电影成功本身

我拍了25万尺胶片，也是不知不觉。有人说我是中国耗片率最高的导演，我真的没想破这个纪录。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电影就应该这样拍。谁说一个镜头拍几条就完了？在我看来这是个过程，寻找的过程。就像是谈恋爱，你突然爱上一个人，你总是不断问自己为什么爱，当然答案大多是不知道为什么，但爱就是爱，你很难说清楚。我认为对一个导演来说有一个东西在吸引他，折磨他是很重要的。在拍摄过程中用一切方法、手段来寻找是什么在吸引着我，折磨着我，直到把它找到。我想这种寻找的意义超过电影成功本身。

《阳光灿烂的日子》获奖记录：

第3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最佳改编剧本、最佳音效六项大奖。
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沃尔皮杯最佳男演员奖（银狮奖）。
第07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
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度十大佳片评选“国际十大佳片第一名”。
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对文革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的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画面优美，表演朴实，公映后获得极高的上座率，票房达到5000万，成为年度票房冠军。

《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反映人性欲望之中各种极致境界的电影，它同时具备让人心魂驰荡的梦幻色彩、天才不羁的想象力、以及一种趣味盎然的猎奇性。一个香格里拉式的村庄、一所南洋风格的学校、和一片色彩炫烈的新疆戈壁，把几个荒诞可幽默、浪漫迷人、同时又令人震惊的爱情故事巧妙地链接起来将影片分成四个部分，每一部分既独立成篇，又互相影响和关照，最后的结局最后一刹那，与美丽神秘的开篇故事形成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问答，整个故事最大的悬念由此豁然揭开，它带来的震撼力是持久的、惊心动魄的，并且还有迷幻药一样的过瘾效果。

电影分为四个故事，电影的叙述顺序是“疯”、“恋”、“枪”、“梦”，根据字幕，前三段分别发生在1976年春、夏、秋，而“梦”则是1958年冬。“梦”的最后出现鲜花香草，是从冬再到春。这段时间，周韵去寻找男人，然后生下遗腹子。孔维去找男友，然后结婚。结婚的当天，篝火、狂欢，房祖名出世，鲜花环抱。1958年和1976年都是中国宏大叙事中的关键年份，1958年大跃进，1976年中国主要领导人逝世，母亲疯了。

可能这是大部分观众还原组装的故事。也就是说，最后一个段落“梦”，其实是电影的开始部分，萌发孕育了“疯”、“恋”和“枪”。1958年，新疆，怀孕的周韵，曾经和寻找丈夫的孔维同行，但一个去尽头，一个去无尽头，在岔路上分手。孔维在“五指山”（如来神掌？）处，遇到在此等待的姜文，姜文鸣枪庆祝。周韵来到部队，但那个男人已中枪而死，她领到了遗物，后来她在火车上生下了遗腹子房祖名。与此同时，姜文和孔维举行狂欢节般的婚礼，黄秋生也在场。

然后，周韵和房祖名被送到房祖名父亲的云南老家。而姜文、黄秋生这两位华侨工程师到了某大学（？）工作。1976年，周韵疯了，房祖名顾此失彼地照顾妈妈，被打、倾听，懵懂之中。疯了的周韵，能够和鸟、羊、猫、树、大自然沟通，灵性十足，但“好了”之后很快失踪。给房祖名留下的，一是用石头做成的丛林深处的房子，二是漂流而下的房祖名爸爸的军装。姜文和孔维来到之时，也目睹了漂流中的军装。

在此之前，某一天晚上，学校操场放《红色娘子军》，黑暗中有女人屁股被摸，一声“抓流氓！”现场大乱。黄秋生因逃跑摔断腿而受到针对性调查，在黄秋生住院期间，医生陈冲向她表白感情，希望黄秋生当时摸的是她的屁股。姜文和陈冲想方设法帮助黄秋生洗脱恶名，三人用歌唱来驱赶某种焦灼的情绪。黄秋生最后虽被证明是无辜者，在与陈冲、姜文的狂欢之后，终因对事件的困惑特别是对女人的困惑，仍然自杀。姜文和黄秋生显然是知识分子中的两个极端，分别代表了狂放自傲和内敛自觉的类型。

因为受到牵连，姜文带着黄秋生的猎枪下放到房祖名的村庄，同行的还有孔维。神枪手姜文的改造生活就是每天带着六个失学儿童打猎，寂寞的孔维则被闲置在家里。某一天，姜文发现孔维和小她20岁的房祖名在偷情。孔维说：“我老公说我的肚子像天鹅绒。”本欲枪崩了房祖名的姜文，为解房祖名“什么是天鹅绒”之惑回到北京。在高人崔健的点拨下思想大通。然而房祖名只一句“你老婆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令姜文怒火重生。猎枪响起，银幕一片红。

这个故事的模式，已经接近昆廷·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相对于后者的粗糙，姜文这部具有特别意象、极度诗意的电影，可以说是“高雅小说”。在充满新疆民歌、阿辽沙喀秋莎、天鹅绒的具象中，姜文讲述他的青春期艺术接收成果，以及张狂的梦想。在“疯”中“鸟”被姜文打尽了，房祖名老爸始终没有正面出现，他是一个无名的人，尽管中三枪而死，但不是烈士，房祖名是带着玄虚、过往的前尘往事来到人世间的，而他又在鲜花香草中出生，大概带来屈原的某些喟叹。而房祖名应该是太阳之子，在他出生那一刻，太阳升起来了。

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如果刨去性欲和死亡的元素，几乎就是《故事会》和《知音》上的故事，加上性和死的冲动，相当程度上也和《三言二拍》以及明清一些色情小说的同等吨位上。姜文能够超越，在于他忠实于自己的想像。《太阳照常升起》的主要年份是1976年，众所周知那是一个什么年头。一代人去，一代人来，太阳照常升起。房祖名生，房祖名死，都不再重要了。“梦”究竟有多少真实？是“再现”还是“感觉的过去”，最初的痕迹，已然找不出。

《太阳照常升起》中有很多女人，周韵、孔维、陈冲，还有许多无名的女人，至少有五个厨娘、五个被摸屁股的女人、一个色情狂般的女人，她们几乎都是一个风格的花痴——丰腴肥满，尤其是屁股和胸，都很伟大，给观众以压力感。但在1976年，那几乎是魔幻。甚至连那河水、草甸，都充溢着性感。那是一种男人在饥渴状态下的自我满足式的幻想，而国家也乐于制造这种假象，当年的电影和招贴画都是这个风格。生于大院的姜文，经常见到的女知情、女兵都是如此模样，他们穿的淡绿军装更增加了性感，不过本片中姜文让她们穿上了花花绿绿的衣服。

太阳照常升起魔幻现实的隐喻：

那只说着“我知道，我知道”的鹦鹉和剪去人头的合影照。周韵以为把合影上亡夫的头像剪去就可以忘记不堪的伤心事，但在内心底又无法摆脱。鹦鹉是她的幻觉，也暗示着她心底里无法抹去的期盼。

羊和树。周韵从树上抓下了一只羊，在树下刨了一个大坑。她说，那树因为下面的石头的缘故，所以斜了。房祖名有一次听说疯妈背着石头到河边，追过去，一路上到处都是羊。羊似乎是周韵压抑的情感的指代，而那棵树是她生活的象征。

石头和石头房子。周韵从树下刨的大坑里挖出了很多石头；她背走这些石头；后来房祖名就发现了那座石头房子。石头象征着坚硬，似乎是她在情感上一直执着的影射；石头房子几乎就应该是她的内心了，虽然破碎了，但依然还保留着完好的影像。

鞋和衣物。她因为鞋而迷乱，癫狂；她最后失踪后只剩下一身顺河漂流的衣物。她最初去大漠的营房时，看到的也是亡夫的一叠衣物。姜文趁夜到石头房子里，也见到了她的衣服。鞋和衣物都表示着她感情的投射，那双导致她癫狂的鞋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一开始就化成了幻觉中的那只鹦鹉。姜文走进她的内心，看到她的感情，才恍然自己的感情原来很脆弱，随即发现了老婆和房祖名的偷情。

死亡：

黄秋生自杀，是在压抑的年代因性压抑不能自持而自杀。房祖名是被姜文打死的，因为他强调了姜文老婆的肚子不像天鹅绒。（姜文在影片里应该是个性无能吧，他跟陈冲偷欢，却不能使陈冲满足；他在结婚前用性幻想来绘声绘色地描述与孔镱珊的性爱，并在结婚前说了：你的肚子像天鹅绒。下放到山村后，他却“占着茅坑不拉屎”，使自己老婆忍不住与房祖名通奸。最后，房祖名说他老婆的肚子其实不像天鹅绒，像是扯破他性无能的遮羞布而使他不能自持，所以枪杀了房祖名。）

太阳照常升起影评：

第一部分：疯

开篇是一双性感女人的脚，把我们带进一个云山雾罩的村子，村里的房子顶上开花，动物色彩绚丽，路是白色的沙滩，……周韵因为做了一个梦去买鞋，买了鞋之后看见了逃学的儿子房祖名，她干脆让儿子退学。回家路上，周韵在树下解手，站起来后发现挂在树上的鞋消失了……周韵疯了……

此后她就成了这世界上最迷人的巫婆，她抱羊上树，跟猫说话，刨树，挖石头，……家里的东西天天不翼而飞…… 儿子房祖名在一个美丽如画的岛上发现周韵用石头给他盖了一个白宫，他家丢的东西全在这儿……，白宫被布置成了他的新房。

最后，周韵消失了，唯有她买的那双鞋和衣服漂在河上……

第二部分：恋

一所大学里，姜文与陈冲有染，但陈冲暗恋着黄秋生，姜文又跟黄秋生是好朋友。晚上学校在操场上放电影，黄秋生因“摸”了一下女人的屁股而受到审查，在调查时发现有五个女人被摸了屁股，陈冲为“解救”黄秋生自愿报名查找流氓……被众人打伤的黄秋生在医院里得知陈冲爱的是他，同时，姜文想尽办法证实黄秋生是无辜的。最后，黄秋生因未这次被摸屁股事件自己吊死在一个水塔上面，死的并不难看，带着笑……

第三部分：枪

姜文拿着黄秋生给他的枪与妻子孔镱珊一起下放到那个云雾缭绕的村子，他们到达村子的那天也是疯妈周韵消失的那天，而接他们的正是开拖拉机的房祖名……姜文在村里的工作就是打猎，而在一个晚上姜文发现自己的老婆成了房祖名的猎物，就在那座周韵为房祖名盖的白宫里，白宫里灯火撩人，……姜文听到自己的老婆跟房祖名说：“我老公说我的肚子象天鹅绒。”第二天姜文在水田边上端着枪指向房祖名的脑袋，但是房祖名却带着一脸的疑惑问姜文“什么是天鹅绒” ……为了让房祖名明白这件事，姜文远离村子四处寻找天鹅绒，然而，……想通了的姜文并没有带天鹅绒回村，但却发现房祖名找到了天鹅绒，并且说了一句，“你老婆的肚子根本不象天鹅绒”。姜文的猎枪响了。房祖名笑着倒下了。

第四部分：梦

这其实是整个故事的开头。新疆民歌。落日映红天空。戈壁滩上有两个女人骑着骆驼在走，姜文的老婆在讲述自己在南洋的时候他和姜文的爱情故事，与她同行的女人她用一块黑纱蒙着脸，一路上沉默的听。她就是正怀着房祖名的周韵。

两人在一个叉路口分开。

一边，周韵来到一个没有尸体的停尸间里，对着她的男人的一堆遗物说话……另一边，姜文在地平线尽头抱着未来的老婆，陶醉地说：“你的肚子象天鹅绒”。抱着女人的姜文朝天上开了一枪，这一枪打亮了世界，热烈的歌声响起，篝火在山坳里一片野外帐篷中熊熊燃烧，一群青春四溢的年轻人为这两个人举办一场狂欢的婚礼。载歌载舞的人群中，黄秋生正被姑娘们拥来推去，他有时会在淘气的女人屁股上面摸一把，女人发出夸张的欢叫……

一个被火点着的帐篷升上了天空，火光照亮了一辆火车，怀孕的周韵在火车上把房祖名出生在开满野花的铁轨中间。巨大的火屁股从空中飘过，它把房祖名出生时的笑容，和姜文与老婆的婚礼一起照亮。

太阳照常升起解析：

姜文电影中的意象，构成一种意境的各个事物，如妈上树，石头砌成的房子，树，石头等这种事物，与其说带有姜文主观的情感，倒不如说，影片中这些意象组合起来，不是构成了姜文的意境；其实，是心理学的意象在姜文电影中的呈现。对心理学中的投射法和意象多少了解一些的人，都会欣赏姜文对人物在心理学层面上的超前觉悟和学习力，并感谢他为探求意象符号语言和电影的结合对于人物心理刻画所做的积极努力。

1. 脚

影片一开始就是一双肥润的女人脚，它在洗脚盆中的水被阳光照射而折反出的绝美光影的衬托下被拍的很有灵性，从它踏上土地后，镜头长时间的跟踪拍摄这双脚，很多人对脚是有偏爱的，不是有恋足癖一说吗，姜文用这种方式，从影片一开时他就告诉大家，我的这部影片和性有关系，和性情、性交、性压抑，性解放、性疏导等等，都有关系。

2．鞋

有了脚，一定会有鞋，农村小队长妈妈，那双肥润脚的主人，穷的却没有鞋穿。鞋在符号学里有时候是代表“性”的，这说明，小队长的妈妈在性上是有缺失的，是有需求的，是极端压抑的。当她捧着那双带有两只活灵活现的鱼眼睛的鞋时。姜文要告诉我们的也许只能有一种解释，妈的生命力也需要爱，需要她心灵深处情感的一种释放。因为，从我们挖掘出的夏商时期的陶器，我们的先人就把鱼作为一种性的图腾来崇拜，鱼代表多子多福。

3.树

树是生命的象征，在艺术类心理咨询和治疗方法中，其中就有咨询师让来访者画树的情景，咨询师通过对来访者画的树的形象和构图笔法的分析，以此可以进一步了解求助者内心世界的潜意识甚至是无意识状态。影片中，当妈把她的鞋放到树上丢失后，就意味着她的生命里从没有性的滋润到甚至也失去了性爱的生命活力的幻想。但妈并没有自认倒霉，而是爬到她自己赋予自己生命灵魂的树上，用近乎疯狂的呐喊，来宣泄自己压抑已久的生命的能量和对美好幸福的希望及幻想。树在影片中，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形象符号，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4.石头

石头在心理学的绘画疗法中，一个人的画上如果有石头，就代表一个人曾经的创伤经历或现实遇到的困难，那是一个个的心结的投射。石头越多越大，代表的心中的阴影就越多越大。影片中，妈在认为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树的树的四周挖出了很多石头，很多人感到那是一个疯子的行为，其实，对于有心理学知识的人来说就不难理解妈妈为什么这么做，姜文也借妈妈的口说出了她为什么要挖石头，因为，树根下有很多石头。所以，树长歪了，寓意生命之树的树长歪了，一定是她的内心受了伤，有了很多的心结，所以，妈妈就挖出了很多象征她自己心结的大圆石头。这也是很多观众非常不了解的一种电影语言，很多人看不懂影片，不是姜文的影片难懂，而是因为，心理学刚刚在中国兴起，很多人对心理学的知识还没有多少了解。

5.石头房子

影片中，小队长在静谧的森林里发现了一个石头堆砌的房间，在石头房里，他发现很多自己家里以前摔碎的东西，和铺着整洁被褥的床。这个房子显然是妈妈秘密建的。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意象，

石头房子的内部，上下连通，错落有致，就像人体的心脏结构一样。这个石头房子就是象征着妈的“心灵小屋”。影片中，儿子好奇的打量着妈妈的心房秘密，因为，每个人心灵都是承载一生心结秘密的地方，他仿佛看见了妈妈，但每个人的心灵是不能随便进出的，更不能轻易被外人打扰。小队长在石头房子里打起了喷嚏，随着他的一声声喷嚏声，油灯一个个塌了，他想拿起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残破的。儿子只好逃跑似的离开了石头屋。这寓意。我们每一个人从前的心结都是不要轻易碰触的。

除了以上这些，影片中带有典型意象的实物还有很多，比如，枪—代表了男性生殖器也可以说成是展示男性成熟能力的象征和他们快乐的源泉：三根女性长辫子，即代表了很多的女人也可以说明代表了东西方的差异和民族。这样的寓意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是有很多的。影片中，还有些连贯的意向性镜头拍的也是非常出色的，比如说小队长身上经常背着的算盘，有一天，就被妈抛到了天空，算盘在蔚蓝色的天空缓慢翻腾，在落地的时候被摔得支离破碎，其中有一粒算盘珠子掉到了一碗稀稀的白米粥里。我认为，姜文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人们每天都在精打细算扒拉算盘珠子过日子，可你算来算去你算不过天，算盘在天上转一圈，落到地上，只有一粒是为我们服务的，归根到底我们都是在为自己那一碗饭而忙碌，姜文的深刻不仅在于此。又比如，当唐老师发现了妈的石屋后，他在门口扔了一个树杈，这个树杈是禁止的意思，告诉孩子们此处不能进，因为，人做事是要有良知的，人的内心世界，外人是不能轻易涉足更不能践踏的。在影片中，梁老师就用这个树杈告诉孩子们，树上的小鸟窝是不能掏的。这种人文情怀使得影片深刻而浪漫。

影片中妈妈的形象很有特色，很多人都认为妈是个疯子。其实，妈根本就没疯，她只是出现了一些人格障碍。首先，妈有自知力，他问自己的儿子：“我疯了吗？”儿子说：“有时候，但没疯。”妈坚定地说：“疯。”心理医生都知道，正常人和心理疾病人的最大区别是，正常人有自知力，病了就去看医生，很正常。心理病人是看谁都像病人，就自己没病，他们是拒绝就医，不承认自己有病的。其次，妈妈和儿子有一段互相摔碗的镜头，儿子大声的对妈妈说；“我不愿意上学，是我不愿意听同学说我有一个疯妈”。儿子对妈妈大声的咆哮，但妈妈一点都不生气，因为她知道，人在很压抑的时候，是需要有宣泄的，是要有个出点的。她用火柴烧孩子的手，告诉他疼是正常人的感知，也说明她的认知系统没有问题。就连妈最后的自杀，也是，妈再也不想给自己的儿子增添麻烦，为了不拖累孩子而自觉的行为。这一切都说明，。妈不疯，疯的，是那个年代的疯狂。

看完这部影片后，很多人对梁老师的死都有自己的理解，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思路，梁老师、唐老师都是从海外归国的华侨，梁老师是单身，弹得一手好琴，还会唱动听的歌，很多女人都喜欢他，当他抱着吉他唱歌时，厨房里的五个女人一边揉面一边摆腿，是那样的春心荡漾，梁老师也知道，林大夫也很喜欢他，可是，当他摔断腿被别人误当成流氓遭到痛打住院时，他很诧异会有女人那么疯狂地对他表达爱意，其中还有林大夫，这让他不能理解。因为，他在被众人追赶时无意中发现了唐老师和林大夫的奸情，林老师应该爱唐老师啊，他为什么还说爱自己呢？他很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唐老师要自己承认摸了女人，当他说请唐老师和林大夫吃饭时真相揭开了，姜文在这个时候又用了一个的镜头，那黄色的门帘在唐老师兴致勃勃的出去时，被风轻轻掀动着，黄色，在古代是皇帝的专用色，皇宫深似海，皇帝的心是最难猜的，门帘掀动了，秘密也就快被揭晓了，果然唐老师的吹号声，就是他呼唤林大夫偷情时的信号，他也理解了，当他帮林大夫拧干衣服时，当听到唐老师铜号响起时，林大夫为什么说了一句话，“讨厌，才中午啊”，是什么意思，原来，林大夫一再表白自己也看电影了，还被人摸了，只不过是在变相证明自己，她那时没有在唐老师房间，她对梁老师爱的表白，实质上是在拯救自己。梁老师不愿意看到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虚伪的世界里，他走了，面对着用形形色色方式骚扰他的人，他的离去，坦荡而从容。

对于影片中苏联老大妈的出现，有些人也觉得莫名其妙，其实，五十年代苏联就像老大哥一样，支援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中苏关系在上个世纪初破裂了，三个不同颜色的大辫子，即说明“阿辽沙”有很多知心女人，他不再想跟你这个黑辫子的小妹妹玩了，他不喜欢你了，他只给我们这个中国小妹妹留下了很多陈旧过时的光荣和梦想的精神食粮，一本苏联批判家写的书《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小队长的妈，背走了代表自己所有梦想的阿辽沙的遗物。对自己选择的责任，妈重复说了很多遍“我知道”，就像她丢了鞋时，鸟儿不断说的“我知道，我知道”，他们知道的就是自己在需要依赖和被保护时的心灵梦想的破灭。知道了这个时代背景，就很容易了解苏联老太太出场的用意了。因为姜文就是在六十年代初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生的人。小队长就是那个时代人无知压抑而又渴望美好人生的一代人的缩影。

《鬼子来了》由中国合作制片公司出品，华亿影视公司、华谊兄弟影视公司、中博时代影视公司联合投资制作，是姜文导演的第二部影片。该片获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及2002年日本“每日电影奖”最佳外语片奖。

《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以黑白片的形式描述了战争期间一个村子的农民看管照顾日本俘虏却招来日本军队屠杀的故事，凸现了战争中面临死亡时人性的裂变。该片被日本媒体称为“超越国境的人性的真实”，姜文本人则称：“我描绘了人类的误解与爱恨，恐怖与死亡。”

影片简介

抗日战争末期，河北山海关附近的一座名为挂甲台的偏僻小村。一天夜里，有人把两个装着俘虏的麻袋押送进了村民马大三的家里，其中一个是日本兵，另一个是翻译官。本来答应好了八天以后来取人，结果此后再就也没有音讯。

这两个俘虏在村子里关的时间一久，村民们便商议将二人处死，以避免麻烦。日本兵花屋小三郎起先决意以死殉国，而翻译董汉臣则利用语言上的障碍争取求生的机会。在多次试图处死两人未果之后，村民们认定他们命不该绝，就一直把这两个俘虏秘密关押在村里。

六个月之后，花屋小三郎决定报答马大三和众村民的不杀之恩，提出与村民完成一笔交易：村民一方把他和翻译送还给宪兵队，而日军方面则以两车粮食作为交换条件。在马大三的主张下，经过一番商议，村民接受了花屋的条件，并且签字订约。众人一并护送两个俘虏返回宪兵队。

到宪兵队后，尽管队长酒冢感到有辱武士道精神，还是同意履行那份约定，并率部队将粮食送往挂甲台。粮食运抵村内，日军召集全村老小饮酒欢庆，共享吃喝。当欢庆进行到一半，酒冢突然向部下宣告天皇已经向盟军投降、日本战败的消息，于是形势出现突变，日军开始杀戮无辜民众，整个村落化成屠场，又纵火将这一山村化为灰烬。

在这一灭项之灾中，只有马大三一人幸免于难。不久，国民党军队接管了日军大部俘虏，花屋所在部队也在其中。一个雨天，马大三假扮成烟贩，手持利斧冲进日军俘虏营，见人就砍，鬼子死伤数人。而他最终被国民党士兵所擒，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正是那个与他们曾经朝夕相处花屋小三郎……

上映情况

在国内，《鬼子来了》并没有通过国家广电总局审查，曾引起众多电影界业内人士的关注。究其原因，是因为它涉及了抗日这个历史话题，且“立场有问题”。当年电影局对这部影片的部分回复内容如下：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究竟是谁麻木和愚昧？这倒是非常耐人寻味和匪夷所思。

在日本，《鬼子来了》堪称“话题之作”。由于影片具有极大的冲击力，看过该片的人都难免因赞赏或排斥的态度而泾渭分明。一位日本影评人指出：“鉴赏后的混乱是名作的证明”。据了解，《鬼子来了》的放映现场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剧终亮灯时，场内会有几秒钟缄默，然后是不同意见的尖锐对立。有的观众走出剧场时连声称赞“了不起的作品”，也有观众认为影片把日本兵描写得过于残忍，更多观众一声不哼，沉默地走出剧场。尽管存在着意见分歧，尽管大部分观众被刺痛，但这部影片依然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在权威性的“每日电影奖”中获奖。因特网的网友评分，60%观众为影片打了满分5分，其中打4分的观众也占到1/4，《鬼子来了》取得了近年来日本电影界少有的平均4.3分的好成绩。

相关评论：《鬼子来了》——文化的迷宫

一把枪顶着马大三的前脑门，持枪的隐身者发出了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合上眼!”此时，死亡离马大三还很遥远，然而马大三的头一动也不敢动，眼睛也一直没敢睁开。整个故事就此获得了第一推动力，一直推向悲剧性结尾……

一把刀比着马大三的后脖根，持刀的行刑者，借着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举起了刀。此时，死亡离马大三如此之近，然而马大三傲慢地转过头来，对整个世界斜睨一眼。头落地，眨眼三下，嘴角上翘，笑了———响彻世界的无声大笑。

片尾的持刀行刑者是谁?每个观众都知道，是日本鬼子花屋小三郎。片头的持枪隐身者是谁?每个观众都知道，是“我”。那么“我”又是谁呢?

一：《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在小说里，“我”是一点也不神秘的吴队长。这个“吴队长”，在电影里变成了六旺“出了村过了河”去找的那位“五队长”。正因为“吴队长”送来人又迟迟不履行承诺来取人，马大三才会让六旺去请示“五队长”如何处理那两个俘虏，并请求“五队长”尽快让村民脱离危险。然而“五队长”竟然说:“我们没往挂甲台搁过人啊！”这是编导从出发点上着手的颠覆性改编，于是原本略有荒诞但还算合理的小说情节被彻底荒诞化。片尾字幕里，既没有“吴队长”，也没有“五队长”，然而有那个神秘莫测的“我”。“吴”先转为“五”，再转为“无”———即非人的“我”，因而小说中原有的情节即便被保留，也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最后抵达了与小说情节完全不同的结尾，开掘出与小说寓意完全不同的寓意。

艺术作品的寓意不能隐晦过深，否则就没人能够索解，然而艺术作品的寓意又不能过于直露，否则就成了乏味的说教。因此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既留下种种暗示寓意的蛛丝马迹，又时时用障眼法来淡化每一次暗示。比如由六旺口中的“五队长”，又衍生出马大三口中的“四队长”、“七队长”，董汉臣口中的“八队长”，就是障眼法。不仅如此，为了不让观众轻易窥破寓意，编导还特意不让“五队长”在电影里直接出现，“五队长”否认送来过俘虏，也由六旺间接转述。对这一至关重要的点题性间接转述，编导又故意让六旺用滑稽绕口令“出了村过了河”来转移观众视线。

“我”既非“吴队长”，又非“五队长”，那么“我”是谁呢?答案就在编导增加的、小说中原本没有的一个象征场景和一个象征人物里:秦始皇始建的长城，慈禧太后的刽子手一刀刘。长城是不会说话的，所以编导让奉旨行刑杀了民族英雄谭嗣同的一刀刘亲口点出电影的根本寓意:“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至此，“‘我’是谁”的答案水落石出:“我”就是“朕”。“朕”是秦始皇登基时发明的自称，也是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前，所有中国皇帝延用两千多年的自称。

编导试图通过艺术语言的荒诞和不合理，来揭示中国历史的荒诞和不合理。因此小说里的“吴队长”先变成电影里的“五队长”，再与“吴队长”脱钩，成了神秘化、荒诞化、非人化的“我”，成了绝对权力的象征。就这样，刻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特定历史时刻的“我”是谁的写实主义小说《生存》，被改编为揭示两千年中国专制史及其必然后果的象征主义寓言《鬼子来了》。

中国之西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之南是文化落后的烟瘴之地，之东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近代以前，中国人无须防西戎、南蛮、东夷，只须防北狄，因为中国之北是一马平川的大漠，所以近代以前，中国的边患总是来自北面。因此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不得不建造万里长城当作人为屏障，其后汉、明等朝也反复加固重建。然而近代技术突飞猛进后，也就是冷兵器时代结束后，大海不再是无须设防的天然屏障，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外患总是来自东边的大海。然而时移世易，先秦以前极其伟大的中华民族，先秦以后日益丧失其伟大，因为秦始皇以后的无数中国帝王，自以为握有高枕无忧的绝对权力，两千多年来肆意愚弄和无尽戕害着中华民族，导致御外侮能力持续递减，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把伟大的中华民族“教化”、“整治”成了毫无血性、毫无理性、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为最高生存目标的卑怯奴隶和狡诈愚民。人若自侮，然后人必侮之;不敢反抗本国侵害者的民族，必然是不敢反抗异国侵略者的民族。这就是《鬼子来了》的根本寓意。

二：如果仅有改编的深刻思想意图，却没有改编的高超艺术手段，那么改编就不可能成功。《鬼子来了》的成功之处，首先是编导对小说《生存》的情节删繁就简:在小说里，花屋与董汉臣时分时合、各说各话的对比性复调合奏，既被其他情节遮蔽，又非贯彻始终的情节主线。电影删掉了大量过于枝蔓的小说情节，运用电影独有的叙述优势，把这一充满张力的对比性复调合奏贯彻始终。而改编得以成功的关键，就是编导找到了能够包容多重寓意，甚至能够包容相反寓意的寓言核心:“我”是谁?

片头“我”送来俘虏后，紧随其后的情节主干是审问，审问过程的关键细节是马大三提醒五舅姥爷:“你老给问问，那个……‘我’是谁呀?”村学究五舅姥爷赵敬轩，在愚民政策允许知道的范围内堪称无所不知，令中国头脑休克两千年之久的不知所云的屁话，他几乎全都知道，诸如“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养虎为患，夜长梦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恭敬不如从命”等等，甚至还能诌出一篇可笑之至的诗经体中日契约，然而他同样不知道“‘我’是谁”，只能问受审者：

“你们给我说说，‘我’是谁呀？”

受审者满脸困惑:“您？这下您可把我难住了，我咋知道您老是谁呀？”这是编导故意制造的一个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寓言核心就是这个语言技术故障——“我”是谁？

揭示这个语言技术故障，在这部虚构的中国电影里是故意的。然而这个语言技术故障，在真实的中国历史里也是故意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皇帝不再自称“朕”，而是自称“我”了。——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名实之辨：君臣实质不变，但名称却混淆于同一个“我”。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华文明之父孔子如是说。悲剧性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皆源于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

片头马大三问“谁”时，持枪的隐身人如果不说“我”而说“朕”，不识字的愚民马大三不可能知道“朕”是谁，只能向五舅姥爷请教:“你老给说说，‘朕’是谁？”博学的愚民五舅姥爷就会得意地笑起来：“这你就不懂了。‘朕’就是皇上。皇上哪能像咱们老百姓一样自称‘我’？皇上自称就叫‘朕’。知道不？”马大三会说:“知不道。皇上咋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些呢？”五舅姥爷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对“五队长”指示的评论移用于此：“干大事的人，不能把话说那么透啊！”随后五舅姥爷就会对马大三等一干村民说:“这差事是皇上派给咱们全村的。谢主隆恩吧！”于是由五舅姥爷领头，挂甲台的全体村民面朝皇都，齐刷刷跪下，磕头如捣蒜。

由此可见，倘若没有混淆“我”与“朕”的语言技术故障，中国历史就要重写。倘若没有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剧情也要重编，马大三就不必请五舅姥爷代问受审者“我”是谁。五舅姥爷如果想开玩笑乃至卖弄学问，当然可以像孔乙己那样考考受审者：“你们给我说说，‘朕’是谁呀？”

中国书和日本书都读过的中国愚民董汉臣就会大声回答：“报告长官，‘朕’是所有中国皇帝的自称。我答对了——饶命！”

不过被迫以农民冒充武士的不识字的日本愚民花屋肯定不同意：“你答得不对。‘朕’是大日本天皇的自称。你们全体中国人都该像我一样，做效忠大日本天皇的奴才——你们杀了我吧！”

这样的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包括抗日战争史———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不过电影却拍不下去了。正因为辛亥革命后握有绝对权力的“我”都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而是绕着圈子自称“我”，因此姜文们必须绕着圈子把这部电影拍下去。

握有绝对权力的“我”之所以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是因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的孙中山宣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此以后，谁要是胆敢在中华大地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自称“朕”，就会像袁世凯一样立刻完蛋。所以袁世凯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实质上的“朕”胆敢名正言顺地自称“朕”，只能名不正言不顺地“我”“我”不休。于是被愚弄的中国百姓误以为，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一样，如《世界人权公约》所言“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中国百姓又明知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不一样，因此不得不到处“‘我’是谁”这个具有根本性的中国问题，一经被提炼为《鬼子来了》的寓言核心，编导就有意识地反复变奏，不断暗示。编导的高明在于，每一次变奏和暗示，都符合情节主干的逻辑发展，同时每一次都没忘了用障眼法来故意打岔。

“我”丢下麻袋以后，鱼儿钻出面柜问：“谁呀？”马大三说：“知不道！”边说边解开麻袋，发现装着两个大活人，马大三立刻急了：“不中！我找他们去！”没等他开门冲出去，一把刺刀捅破窗户纸：“听着！这两人抓空替我们审审！年三十午夜黑介我们过来取人，连口供一堆儿带走！明白不？”“明白了！那……到时候，谁来取人呢？”“我！”马大三为这棘手之事去找五舅姥爷拿主意。“那么的……他叫个啥？”“没说，就说个‘我’。”

年三十白天有人敲门，马大三问：“谁啊？”门外人说：“我！”开门一看却是送口供来的五舅姥爷。马大三抱怨道：“别‘我’‘我’‘我’的，我怕这个‘我’呀！”

两个俘虏被马大三藏到长城烽火台后，有人没敲门就直接进了外屋。马大三在里屋问：“谁啊？”鱼儿的儿子小碌碡撩帘进来：“我！”马大三生气道：“你别‘我’‘我’的。”

马大三闻“我”色变，已经落下病了。马大三的病，是全体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的通病。《鬼子来了》的编导，就以这一精心提炼出的语言技术故障，对这一人类史上罕见的疑难杂症做出了准确诊断。还有一个与“‘我’是谁”有关的语言技术故障也值得一提。

马大三问“我”：“那要是出事了，找谁呀？”“我”在门外答曰：“你！”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答非所问。马大三的意思是:你不肯说自己是谁，万一出事了我找谁去请示汇报？但他哪敢这么问！只能盲目服从者，也只许有问必答，却没有知情权，没有提问权，更没有反诘权。既然卑怯的奴隶不敢理直气壮地质问，那么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就总是答非所问。由于“我”对自己的答非所问早已习惯成自然，所以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在答非所问，即使偶尔意识到了，“我”依然会如此蛮横，因为“我”就是要以答非所问来剥夺“你”的知情权、提问权、反诘权。总之，“我”可以不承诺，也可以承诺后永不兑现承诺，但无论如何，“我”总是拿“你”是问！“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从头至尾，马大三没向任何人提及，“合上眼”是“我”用枪顶着他脑门的绝对命令。每一个不想死的人，当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发出死亡威胁“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时，除了盲从别无选择。然而马大三毕竟无限羞愧地知道:合上眼的服从，就叫“盲从”。正因为知所羞愧，马大三最终从没头脑的卑怯奴隶成长为有头脑的孤胆英雄。他不再害怕“我”拿“你”是问，他成了一个敢于向任何“朕”挑战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我”。

鬼子来了》令人信服地刻画了马大三如何从到处打听“‘我’是谁”的盲目服从者转变为自问“我是谁”的怒目圆睁者，如何从贪生怕死的卑怯奴隶成长为舍生就义的孤胆英雄，因此电影水到渠成地改写了小说的结尾。

在小说里，换粮并没有成功，换粮途中花屋趁机逃跑，被独眼瘸腿的神枪手四表姐夫一枪撂倒，而马大山、四表姐夫及村民共十三人全部冻馁暴死于冬夜雪原。在电影里，日军队长酒冢由于“你跟那帮家伙是签了约的，皇军是讲信用的，再说人家救了你的命”的缘故，履行了花屋签下的契约，导致换粮成功，中日军民联欢。履约后，酒冢合乎逻辑地开始追问六旺：

“能否告诉我，到底是谁把他送来的？”———就这样，电影滴水不漏地再次回到了片头即告的最大悬念：“‘我’是谁？”

六旺乃至全体挂甲台村民当然回答不出酒冢的追问，于是酒冢认定:花屋是被挂甲台村民马大三等人绑架而来，瞒过了村口炮楼里的野野村，并未“优待”地关押在地窖里达半年之久。日军败类花屋因贪生怕死，被迫与马大三及其背后指使者合谋，设下换粮计把日军引来，所以马大山在把日军引来后立刻消失，去带领神秘的“四队长”、“五队长”、“七队长”、“八队长”前来围歼日军。酒冢自以为识破了大阴谋，花屋为了洗刷自己在这个大阴谋中犯下了受骗上当的无意之罪，戴罪立功地率先用日本军刀劈死了六旺。恼羞成怒的酒冢则一不作二不休，丧心病狂地下达了“一个都不放过”的屠杀令。可见导致屠杀的终极原因是“我”没有兑现承诺，不负责任地把村民置于险境之中。屠杀结束之时，响起了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画外音：

朕何以救亿兆赤子于水火，何以慰皇祖皇宗之灵?此乃朕令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宣言之原因。

这是全片唯一的画外音，也是对“‘我’是谁”的终极揭示:“我”即“朕”———那些唯我独尊的“我”，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朕”。经过此前无数细节和种种障眼法的故意淡化，尤其是被屠杀唤起了仇恨，被民族感情的激愤洪流冲溃了理智堤坝，许多中国观众很可能对这一画龙点睛的细节未加注意。编导不可能为日寇的屠杀辩护，但是编导试图追问屠杀的历史根源，追问屠杀是否可以避免，也就是对屠杀进行哲学反思。如果仅仅激于义愤，被民族感情冲昏头脑，就难以理解八国联军、东洋日军对中华民族的屠杀为什么一次比一次残酷，更难以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抵抗力尤其是抵抗意志，为什么会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如果没有真正的哲学反思，那么未来的更为残酷的屠杀，或许也难以避免。

马大三此后的愤然复仇和慷慨赴死，正是编导对小说水到渠成的颠覆性改编，完成了马大三从奴隶到英雄的成长史。然而英雄马大三没有死于战争结束前的日寇屠杀，却死于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当局代表———高少校的荒谬判决。这一判决的荒谬性不在于马大三是否该判死刑，而在于高少校命令对马大三执行死刑的，竟是已经放下武器的日军战俘，而且行刑的武器竟是日本武士的军刀。尤其至惨至痛的是，奉旨行刑者居然是马大三对之仁至义尽的花屋小三郎。这个冒充武士的日本农民，高高举起“我”拱手送还的日本军刀，施行了马大三此前一直未能如愿的“借刀杀人”。这就最终揭示了本片的根本寓意:无论屠戮中国人的具体行凶者是谁，最终的罪魁祸首不是外国鬼子，而是中国鬼子。即使罪魁祸首确是外国鬼子，中国鬼子也不可能为惨遭屠戮的中国死难者讨还公道。这个斥马大三为“败类”的中国败类高少校，站在那里“我”“我”不休，自称“最有权力”，俨然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朕”。

然而马大三已经从盲目服从的奴隶成长为人格独立的英雄。马大三的独立宣言是：“他说好三十取人，他取了吗？半年都过去了，他要一辈子不来取人，你还给他养活一辈子？啥事总听他们的，就不兴自个给自个作回主！”

整部《鬼子来了》，只有马大三一个人从奴隶中脱颖而出，在忍无可忍的压迫下奋起反抗，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头脑。然而一个有头脑的人，在“朕即国家”的中国是没有活路的。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因为在专制中国的字典里，所谓“美德”就是无止境的逆来顺受，所谓“配做一个人”尤其是“配做一个中国人”，就是没头脑的奴隶。于是刚刚获得头脑的马大三，立刻被砍掉了脑袋，成了“顺朕者昌，逆朕者亡”的最新祭品。

然而马大三无疑比从南京到挂甲台的无数中华冤魂更死得其所，更死而无憾，所以他在高昂头颅“仰天长啸”之后，怒目圆睁地“含笑九泉”了。马大三或许没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至理名言，但定格于漫天红色中的最后一笑表明，他已领悟到了类似的哲理:在死亡尚未来临前，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在死亡已经来临后，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五：卡夫卡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对一成不变的中国故事作了如下揭示:“许多人暗暗遵循着一条准则，甚至连最杰出的人也不例外，这就是设法尽全力去理解领导集团的指令，不过只能达到某种界限，随后就得停止思考。帝制是不朽的，但各个皇帝却会跌倒垮台，即使整个王朝最终也会倒在地上，咕噜一声便断了气。这是一种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生活。”《鬼子来了》为“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中国生活增加了一点新意。《鬼子来了》决不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的电影，日本侵略者只是这个中国寓言的道具，使“阳光底下无新事”的中国生活有了一点新意的道具。如果没有这个道具，整个故事就会像两千多年来一样毫无新意。

《鬼子来了》是一部真正的爱国主义电影，但它爱的并非“朕即国家”的专制帝国，而是“我就是我”的自由国度。它告诉观众，“鬼子”决不是外来的，“鬼子”就在中国人心中，“鬼子”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只要心里没鬼，外鬼就无法作祟。赶走从长城以北、海岸以东入侵中国烧杀抢掠的外国鬼子，只是相对容易的暂时胜利；彻底终结从秦始皇以来残酷侵夺中华民族自由幸福的中国鬼子，才是千难万难的不朽伟业。

《鬼子来了》仅仅是为了提出，也仅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是谁？

这个问题，对自由人和奴隶的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是涉及精神生命的内在质疑，所以只需自问，不必向人打听“我是谁”。后者是仅及肉体生存的外在困惑，所以无法自问，只能到处打听“‘我’是谁”。《旧约?以西结书》曾经这样回答这个问题:“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上帝。”对自由人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他的上帝。对奴隶而言，主人就是他的上帝。在秦始皇以后的中国，主人就是人主，人主就是皇帝，皇帝就是上帝。作为唯我独尊的“朕”，每一个中国皇帝都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有尊严的“我”。在辛亥革命宣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文明潮流不允许任何中国人再自称“朕”以后，那些实质上的“朕”在中国已经名不正言不顺，不得不开始自称“我”，然而骨子里依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我”。中华民族与名为“我”实为“朕”的独夫民贼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付出了惨痛代价。

然而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全人类的问题。出身武士阶级的日本导演黑泽明，在其名片《七武士》中就深刻揭示过日本农民的愚昧以及导致其愚昧的原因。片中主角菊千代这个冒充武士的农民，对一时冲动想杀掉全村农民的武士悲愤控诉道:“真是好主意！你们都把农民看成是什么人哪？一本正经的面孔，一个劲儿的低头行礼，可是尽撒谎！农民这号人，吝啬而且狡猾，又是软骨头，心眼儿坏，愚蠢，残忍。他们就是这样该死！但是谁把他们搞成这样小气无能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一打仗你们就烧村庄，糟蹋庄稼，把吃的给征去，到处拉夫，玩弄女人，有反抗的就杀了。你们说他们怎么办好？老百姓怎么办才好啊！”

中日两国的东方式奴性和愚昧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历史进程不同，因而表现方式略有差异而已。因此，不仅一刀刘、二脖子、马大三（觉醒前）、四表姐夫、五舅姥爷、六旺、疯七爷、八婶子、说唱艺人、刑场看客等中国角色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花屋、酒冢、野野村、大小电话兵等日本角色也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在握有绝对权力的“朕”或唯我独尊的“我”面前丧失自我，是全人类都要面对的植根于人性深处的问题。因此《鬼子来了》不仅是一个中国寓言，也是全人类都无法回避的人性寓言。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它成为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的经典。

电影是成败取决于合作的综合艺术，任何一个环节的重大缺憾都会成为木桶的最短木板，并限定最终结果的整体艺术水位。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姜文堪称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他不仅找对了原创小说，而且找对了剧本改编者，挑选的演员也无一不精，组建了一个优势互补的超强创作班底。姜文的全方位天赋和敏锐艺术直觉，保证了《鬼子来了》没有出现一块过短的木板。《鬼子来了》围绕着“我是谁”的寓言核心，运用纹丝不乱的缠绕，愈出愈奇的变奏，韵味无穷的台词，精湛绝伦的表演，不断强化寓意，又不断增生寓意，终于抵达了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艺术高境。《鬼子来了》启示每一个追求自由、向往幸福的中国人，不必骑马找马地到处打听“我”是谁，更不必诚惶诚恐地到处打听“朕”是谁，而应该自尊自信地追问生命的终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