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你已经猜到了谁是凶手，这机遇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个胡子刀片。”

“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共创作了80多部长篇小说，100多个短篇，17部剧作。她塑造了高傲的比利时侦探波洛和英国乡村女侦探马普尔小姐的形象。前段时间看了英国纪录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谜样人生》，由大侦探波洛的扮演者大卫·苏切特带着摄像机揭秘这个写出了无数谜团女子的人生。她的作品产量仅次于莎士比亚， 在一个传媒还不甚发达的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高科技的时代，在连续五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几乎每年都有1-2部作品推出，可谓是才思泉涌，结合历史背景，她小说中的伏笔和线索错综复杂，精妙的分析推理，出人意表的创作技法，而她本身也很擅长描绘丰富的心理活动，这也是她的悬疑小说最能吸引读者的原因之一。

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实在是太多了，但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控方证人》（美国，1957年），去年圣诞档，BBC出了一部两集片《控方证人》，虽说说起承转合都非常规整，有电影质感，但叙事有点沉冗，不够利落，而且弱化了萌胖律师这一角色着实可惜。

1957年版本的电影根据阿加莎发表于1931年短篇小说《原告的证人》改编的舞台剧再创作，由Billy Wilder指导，如同舞台剧对原著短篇小说的改编一样，电影没有用小说中相当令人灰心的结局，取而代之的是舞台剧中反转的，当然也令人更满意的结局。

电影的成功一大半要归功阿加莎的原著，一个擅长设计故事悬念和冲突来引人入胜的作家，悬念设置和矛盾冲突都设置的恰到好处，而导演Billy对于选角、镜头掌控、台词的功力则让这部电影成为无法复刻的经典，整部电影没有一个多余的镜头和台词，精准的控制，引人入胜，随着情节一步步深入人性，最后无罪胜诉，被告的卑劣嘴脸才揭露出来，淋漓尽致的揭示了人性的阴暗。男人难改花心薄性，道貌岸然满口谎言，一个女人为了爱人缜密的做出选择和布局真心让人惊叹，这个不寻常的女子，盲目的臣服于感情中不加分辨，她那么聪明，骗过了律师、法官、评审员，而她又那么愚蠢，看不透男人的心，为爱而倾其所有，也为爱而毁灭一切。法庭上的胜者不一定都是正义的，这个结局道德审判最终还是凌驾于法律审判，而我们的大律师接下来又有一场精彩的辩护了，这也是观者期待的。

克里斯蒂的小说很不容易改编成影视作品。因为女作家为了增加小说悬念，在书中通常会设计很多疑似涉案人物。而这些人当中，真正的凶手只有一两位（也许东方快车是个例外），其他的大部分的作用仅仅是迷惑读者的障眼法而已。但这样的故事模式，一旦被电影具象化，就产生了希区柯克曾经在评价自己的《牙买加客栈》时提及的严重问题：导演不能让一个不知名的演员来扮演真正的凶手。因为如果那样，当真相大白时，观众会觉得很无聊。可如果只有他是由大牌明星来扮演，那又很容易被观众猜出结局。所以希区柯克很不喜欢改编Whodoneit式的侦探剧。

但这部《控方证人》却不存在类似的困扰。它不仅没有过多的涉案人物，甚至凶手几乎已经被明确到一个人头上。故事剩下的悬念完全集中在：他是否真的犯了罪！于是，在这种相对紧凑的故事结构之下，导演比利怀特便有了以充分的空间去利用他特有的喜剧风格去丰富故事内容和人物性格。

本来想简述一下剧情，但由于此片的悬念成分，不便过分深入。所以还是以开始的一段故事情节为例，讲讲比利怀特作为伟大编剧的高明之处。首先将这部分情节的所有枝节抽离，让我们看看剩下的故事主干是什么：电影开始，因心脏病住院的大律师刚出院回家静养。正巧助理律师就给带来一个凶杀案件，希望他给被告辩护。开始大律师因为康复考虑没想接受，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通过交谈，他得知，被告与死者（一位独处的夫人）最初相识在一家服饰店短暂相遇，之后，隔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在剧院再次偶遇，于是成了好友。进而发生恋情。

情节简述至此，大家看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被比利怀特加上了枝叶之后呢：律师从医院搬回家中静养，有一位多嘴好事但是尽忠职守的护士随行。律师很讨厌这个护士，但又无计可施。到家后，精明的护士没收了律师藏在拐杖内的雪茄。让视烟如命的他颇为懊恼。此时正巧，助理律师领被告上门。本来不准备不接受凶杀案件（因为容易激动）的大律师，偶然发现助理律师口袋里有两支雪茄，所以改变了主意。想以听案件陈述为由，把他拉到书房抽上几口。可不巧俩人都没有火柴，所以不得以再把等在门外的被告也叫了进来。他也没有火柴但有打火机。于是救了大律师一命。似乎是作为报答，他决定坐下更仔细的听听案情的缘由始末。于是被告开始讲述：一日，他路过一家服饰店，正巧看见一位太太（死者）在挑帽子。她试带一顶时碰巧眼光扫到伫立商店橱窗外的被告。被告对她摇了摇头，表示不喜欢这顶帽子。于是这位太太听话地换了一顶高帽。这时，被告赞许的点了点头。这位太太随即兴匆匆跑出问外和他寒暄几句。然后两人作别。数周后，一家电影院里，被告正在看电影，这时太太进来坐在被告的正前方的前排空位上，此时她正带着那顶被告为她选择的高帽。可高帽遮住了被告的视线。他探头到前排，刚要埋怨，突然认出了对方，于是俩人兴奋地交谈起来……

看出高明之处了吗？情节发展具有强烈的关联性。而将其关联起来的是“关键事物”。首先是护士。护士的引入是为了与律师产生矛盾。而矛盾的结果，产生第一个“关键事物”：雪茄！她没收了律师的雪茄。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表现人物性格或者单纯产生喜剧效果的过场戏。雪茄直接关联了接下来的大律师的行为：本来已经谢绝来访的大律师，突然发现助理律师口袋里的雪茄！于是才不去午睡，而是进书房进行所谓“商谈”。可因为两人没有火柴，被迫把被告拉进来借火。于是故事开始向大律师接下这个案子转化。而被告的回忆段落则更精彩。它也有关键事物：帽子！第一次将两人联系起来的是帽子。可如果编导将再次相遇，随便设计为在街上走对脸认出对方或诸如此类。当然也无不可，但却很无趣。因为缺乏戏剧性。那么如何使第二次相遇具有戏剧性呢？比利怀特想到了帽子，想到了剧院。通过高帽挡住了后面人的视线！哈哈，多聪明！

再回到情节中。接下来，被告的夫人也造访了接下此案的大律师。从她提供出来的证词来看，被告似乎确实有罪。而大律师马上指出：她是被告的妻子，不能作与被告不利的证词。可对方的回应更加令人震惊：其实二人并不是夫妻关系！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大律师将如何应对，故事后续发展又将会是如何呢？……

大律师的扮演者是英国老牌明星查尔斯劳顿。虽然劳顿在演职员表中位置被列在迪隆鲍威（被告）和玛莲·德烈奇（被告妻子）之后，但他所塑造的大律师才是本片的核心人物。影片后半程的庭审重头戏几乎完全被其主导。此角色，自大，张狂，不通情理。但同时却具有出色律师所必备素质：观察敏锐、思维缜密……比利怀特在表现其办案风格时还加入了一个视觉噱头：与涉案当事人交谈，他总爱掏出单边眼镜端详审视对手。镜片于此的功能，不是看清事物，而是借屋外阳光反射，直闪对方面部。照大律师话说：通过观察被晃者的瞬时反应，他可以判断出对方是否在讲真话。可这一古怪招数真得好使吗？你只有看完影片才会知道。

在刻画大律师的戏中，还有一处细节很有意思。庭审期间，每当他人发言，劳顿就似乎穷极无聊地在桌上摆弄着护士给他的二十几个药片，摆成横竖齐整的方阵。然后，镜头溶出，大街上的报摊上正出售有关案件发展的报纸。再溶入回法庭。此时，劳顿桌上的药片只剩不到原来的一半。由于前情已表：护士要求他每隔半个小时必须吃一次药。所以此组镜头剪接其实是在暗示观众庭审持续了多长时间……一种似乎是比利怀特从早年间与刘别谦的合作中所汲取来的“以物会意”的纯电影的表现手法。似乎复杂晦涩了点儿，不过倒也有趣。

玛莲·德烈奇也许是好莱坞历史上真正的常青树。这里所说的常青，不是指她的演艺生涯，而是那张似乎永远不老的面容！观看影片时，真得很难想像这位被告夫人扮演者已经是个56岁的人。而迪隆鲍威则是外形上是就透着奸诈。特别那两道黑黑的眉毛，让观众无法不从先入为主地认定此人就是真凶。可如此的“显而易见”，是否是导演故意利用演员形象特征所做的某种误导呢？还是那句话，你只有看过才知道。

原著中没有护士一角。比利怀特为强化影片的戏剧冲突和喜剧效果，才特意安插了这个角色。劳顿真实生活的妻子，英国女演员艾尔莎兰卡斯特，一如既往的展示了她与喜剧领域的出色才华。而她与劳顿之间的对手戏，由于两人真实的夫妻身份而使得表演更加精彩，喜剧效果也更为强烈。

与劳顿庭审过招的对手中，最有趣的就是死者的女佣。这位老太太，从外形到发音都透着喜感。同时，战斗力还十分惊人！第一回合便重创了不可一世的大律师。当然，最后还是因被对方狡诈抓住了一个生理弱点而败下阵来。黄金时代的美国电影，特别是喜剧影片，即使是很小的配角，也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或许与当时电影工作者中的欧洲移民较多有关。他们的表演方式，实际体现了欧洲人对于喜剧的认识：强调演员形象、表情、肢体动作甚声音环节的喜剧表现力，而不是仅仅背诵台词。但现在随着新一代纯种本土美国人逐渐占据主导，好莱坞这一优秀的喜剧传统已逐渐消亡。虽然还有科恩兄弟等极少的导演在努力坚持，但人们看到了太多的：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喜剧的靓女帅哥胡天胡地一把就成了青春性喜剧；再不就是与六人行一样，也不管本人表演是否具有喜感说服力，反正张口闭口都是包袱笑料。其实最终不过是沦为了脱口秀作家的代声工具而已。

影片的结局处理似乎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似乎不再重要。因为比利怀特将这部法庭剧打造的，已经使观众完全可以抛开惊悚和悬疑，而单纯地将其当作一部出色的喜剧或者剧情剧来看。当然，几位表演艺术家的精彩演绎也功不可没。

“正义的天平偶有偏差，但有罪之人总会付出应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