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蓝、红、黄、白色和粉红色，这六种是魔方上的颜色，对我们视力正常的人来讲很容易分辨，色盲可以玩通过印有图形的魔方，而盲人就无法通过颜色和图形玩魔方。今天这个全白色的魔方，印有盲文而且有很好的触摸感，让盲人也能玩魔方。

魔方上面提供了一些盲文，这样盲人玩儿这款魔方的时候就可以触摸到自己熟悉的字符了。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正常人在玩儿魔方的时候，都会用眼睛来记忆魔方块的分布情况，而盲人看不见，只能摸，所以，用他们熟悉的符号来设计魔方，将更加有利于他们记忆魔方块的分布情况，从而减少一些困难，加快完成魔方。

设计师：Konstantin Datz。

官方网站：http://www.konstantindatz.de/

Change your words. Change your world.

一个盲人在路边乞讨，路过一位女士，在盲人的牌子上改了几个字，于是…奇迹出现了！短短一分钟的视频带给我的感动是震撼的，很深刻！

有时候换一种说法表达，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美女在盲人乞讨用的牌子上写的是：

IT’S A BEAUTIFUL DAY AND I CAN’T SEE IT….

美好的一天，但是我却看不到…

我们之所以能够思想也许仅仅因为我们置身事外。

《失明症漫记》，长篇小说。若泽·萨拉马戈(Jose Saramago)（1922～）葡萄牙记者、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里斯本围困史》、《失明症漫记》、《修道院纪事》等。1998年，“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失明症漫记》“极大地提高了萨拉马戈的文学水准，……其想象力之丰富、情节之怪诞、离奇和思想之尖锐，以一种荒唐的方式在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至高的体现。”（瑞典皇家学院颁奖辞）

失明症漫记影评：

一个盲人的世界是可以想象的吗？萨拉马戈不仅大胆地想象了，而且写成了一个长长的故事，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萨拉马戈描写的失明症的特点并不是眼前漆黑一片。第一个失明者是驾车回家途中在一个十字路口等待绿灯亮起时突然失明的，然而他的眼前是白茫茫一片，仿佛沉浸在“牛奶的海洋”之中。有一位路人开着他的车送他回家，但在临走时起了歹念，偷走了失明者的汽车。不久，偷车贼也失明了，症状完全一样。
　　
如果以为作者要用“恶有恶报”的理念讲述一个当代民间故事，那是低估萨拉马戈的才华了。失明症没有放过这座不知名的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人，在它面前任何人都是无辜者。偷车贼后来成为书中第一个死者，死在士兵的枪弹之下。那时所有的失明症患者已经被关进一所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检查”，由于怀疑失明症是通过目光传染的，士兵们得到命令：对任何试图走出隔离区的盲人，可以开枪射击。这就意味着，一场古怪的天灾很快向着“人祸”的方向发展。
　　
精神病院是政府精心选择的隔离地点，当局打出“为全体公众利益”的旗号，采用暴力方式将已经发现的盲人们强行拘捕进去，这其中包括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前者就诊医院的眼科医生、当时在场的戴眼罩老人和一个斜眼小男孩、一位戴墨镜的姑娘。医生的妻子是小说中唯一没有失明的人， 但她自称已经失明，陪伴丈夫进了精神病院，亲身经历了地狱般的隔离生活。起先是来自外界的威胁，士兵的枪口无情地瞄准每一个往外走的盲人，流传在看守者中的“上级精神”是：最佳解决办法是让他们自相残杀——“虫子死了就没有毒性”；后来，由于盲人越来越多，食物的分配引发了盲人之间的激烈冲突，一个盲人凭借拥有一把手枪纠结了一伙盲人歹徒，独占食物，起初勒令各个宿舍凑钱来买饭食，进而丧尽天良地逼迫全体女盲人为他们“服淫役”。终于，医生的妻子在又一场凌辱开始之前，用一把剪刀割断了歹徒首领的咽喉。
　　
作为唯一能看得见的“盲人”，医生的妻子担当了故事的实际叙述者的角色，也忍受着比同伴们更大的痛苦：她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特别身份，担心这样一来会成为盲人们的奴隶，但她实际上不能像一个盲人那样生活，因为她不得不亲眼目睹人与人之间惨不忍睹的互斗场面。她甚至宁愿舍弃这种幸运，和大家一样生活在白茫茫之中。
　　
萨拉马戈借着书中人的口诘问我们：人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身为人的底线？一旦面临共同的威胁，人的尊严感是促成最大范围的团结，还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失明症漫记》很早就伏下一个让人寒心的细节：失明症发生后，政府首先想到的是把盲人和有受感染嫌疑的人集中起来关押在同一所精神病院的两栋宿舍楼里，以便让新出现的盲人能被他的同伴便利地赶到对面的楼里去。看来就阴谋算计、自相残杀的本能而言，人并不比动物进化多少。唯有无情的失明症可以抹平一切差异，除了医生妻子，它最终没有放过城里的任何人，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精神病院。士兵们失明了，政府官员也失明了，盲人们冲出囚牢，和外面的疯子会合。所有人都在无方向地游荡、觅食、排泄中度日，空气里弥漫着腐臭气息，邪恶因为“人间”的彻底消亡而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甚至变得可以忍受了——这大约是失明症令人痛心的仁慈。
　　
“死去的人不能复活，但是活着的人需要再生”，终于忍耐到了失明症撤退的那一天，医生的妻子如是说。已然面目全非的城市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人们的欢呼声，和加缪《鼠疫》的末尾格外相像。里厄医生忧虑道：如果再发生一场鼠疫，我们如何是好？半个世纪后面对惊人相似的问题，萨拉马戈的回答也还远远没有结束。
失明症漫记书评：

《失明症漫记》：白色的黑暗

–刘嘉

在萨拉马戈那里，黑暗被取消了两种基本特征，一来它没有由光明渐渐衰弱的过渡阶段，二来在人类的惯常的感知中，它的物理形态反而被强烈的白色所替换，所以在《失明症漫记》中，失明没有博尔赫斯那样的如黄昏徐徐降临的诗意，也没有对黑暗的传统恐惧，但是对于光明的强烈向往却真切的堕入犹如一片犹如牛奶状的白色大海中。某种程度上它应和了我许久以来对黑暗不同以往的认识：与同样封存光线的白色相比，黑暗显得更加的脆弱，因为哪怕是一点微弱的光亮也能照亮它那惶恐的身躯。

从一条普通的街道上的一个司机开始，一座城市慢慢地坠入模糊的现实中，黑暗没有降临，人类同样在恐惧中沦陷。城市与疾病的关系又一次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可是失明为什么会传染呢？那个深陷在一片乳白色汪洋的城市在焦虑的问道。那死亡又怎么会？萨拉马戈立即反问道。随后，他就要不动声色地在一片看似永恒的白色中取消掉人们的尊严和希望——除了这些，看看我们还能怎样地生存下去，怎样在对白色的恐惧中感知我们如此熟悉的世界。

一批批的失明症患者被不断运往一座精神病医院。只有一位医生的妻子还持有健全的视力，托她的福，我们看见真正的黑暗降临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人们很快像动物一样生活，随地方便，为了吃的到处乱冲乱撞，最终被看管它们的士兵射杀。到处是白色的耀眼的光，但就什么也看不见，伴着弥漫在空气中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光似乎也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猪，一群猪”，有人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吼道。精神病院夜晚的月光映衬着高耸的楼墙，冷漠阴沉的枪管，不断地闪现在盲人白色视界中的晃眼的探照灯，他们到底是人么？萨拉马戈冷静地判断，是的，不过他们是一群失去视力的男人和女人。

自然属性的黑暗在这群盲人中彻底地隐遁在他们对光感的错觉和疑惑中。但关于我们的黑暗还是被萨拉马戈勾勒得无处闪躲。在一片白色中，我们一切系统，组织和结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恶和所有感情的失落无处不在。身体的屈辱和取得食物哪一个更加重要？在《失明症漫记》中，没有虚伪的英雄主义和做作的道德观，它需要证明的就是人类在无边的惊慌失措和恐惧中到底还能剩下些什么？在一批有武装的盲人的要挟下，身体的屈辱彻底让位于淫邪的恶欲，让渡了男性应该保卫女性的责任感，所有病房内的男性必须用他们的妻子，情人们的身体换来赖以苟活的食物。你吃的下么？有人还保留一丝可怜的反思，但很快所有人在耳边传来的极富穿透力的低声啜泣中不假思索地咬向面包。

还剩下些什么呢？在一群人，一个城市完全沦为牲畜和地狱之后，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整个世界仿佛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盏灯和不知昼夜守着这盏灯的男男女女，那位医生的的妻子伫立在精神病院中央，这样感喟到。但人们在什么都失去的情况下仍有情感和泪水，虽然这些在如此境地中显得那么低廉，那么苍白。当医生忘记了她的妻子仍能看见的事实，慢慢地爬向另一个姑娘的床上的时候，这位妻子就静静的立在他们的一旁。没有愤怒，没有嫉妒，没有仇恨。她默默地目睹着全过程，然后搂起了那位姑娘悲恸地哀悼我们失去和重新得到的东西。

这与萨拉马戈的想象力一起，又一次有力地提升他的伟大。不管他怎么狠心冷静地描绘着关于我们的隐喻，不管他要通过他的想象怎么敲打我们脆弱的神经，在一切黑暗中出现的邪恶的旁侧，总还有某些东西提醒我们人是什么，即使那种提醒多么的可笑，在生存的面前多么的不值一提。当那一群盲人们在一场夜晚间恐怖的大火中仓皇逃离精神病院时，他们惊恐疯狂，在风中摇曳的形象应该永远镌刻在我们对于文学的真正记忆中。

很快，在回归光明的迷途中，黑暗再一次悄然出现，但这一次同样不怎么令人感到恐惧。那群盲人们一个个地由白色进入黑色，重新模糊地看见了世界和那些在地狱中互相支持的人们，充满烟雾的城市又一次在阴霾的天空下出现在所有人的眼前。一种叫秩序的东西会在不久的将来重新运转起来，只有那位医生的妻子忧虑地注视那个她熟悉的满目疮痍的城市，依旧充满恐惧。

我忽然想到里尔克的一句诗：那一个盲人站在桥上／灰暗如无名之国的界桩。

《失明症漫记》原文：

他朝起居室挪去。尽管他小心翼翼地用手在墙壁上摸索着，不碰任何东西，但他还是把一只花瓶打到了地上。他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花瓶，要么就是妻子在上班之前把它放在了那里，想等回来再找个合适的地方放。他弯下身子来检查自己闯的祸。水把打蜡的地板弄湿了。他摸索着捡花，没留神打碎的玻璃，一块长条碎片扎破了他的手指，一阵钻心的疼痛，使他那双只能看见一片白色的盲眼里涌出了无助的孩子般的眼泪。在起居室的中间，在夜晚将临的暮色里，他一面手执
鲜花，感觉着鲜血的流淌，一面在口袋里四处寻找手帕，尽其所能地包扎好手指。然后，他东绊一下，西撞一下，趔趔趄趄地绕过家具、地毯，摸到了平日和妻子看电视的沙发上。他坐下来，把鲜花放在腿上，小心翼翼地解开手帕。血摸起来黏乎乎的，让他感到心惊肉跳，他想肯定是因为自己看不见，血于是变成了一种没有颜色的黏液，一种既陌生又属于他的东西，同时又像一个自己造成的威胁，矛头直指向他。他用那只好手慢慢地、轻轻地寻找那块碎玻璃，像把小匕首一样锋利的碎片。他用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钳出了整块玻璃。他再次用手帕把受伤的手指裹上，这次裹得很紧以止住流血，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了沙发上。不一会儿，尽管神经仍然十分警觉和紧张，但仿佛在逻辑的单一引导下，身体习以为常地选择了就此放弃痛苦和绝望，一阵沉重的疲惫袭来，与其说是劳累，不如说是困倦更恰当些。他马上梦见自己在假装失明，梦见自己不停地睁眼闭眼，每次都好像从旅途中归来一样，眼前是他所熟知的由一成不变的形状和颜色构成的世界。然而在这种肯定下面，他仍然觉察到了不安那单调的骚扰，也许是个骗人的梦，一个他迟早要醒来的梦，不知等在他面前的是怎样一种现实。那么，如果这个词有任何意义的话，它涵盖的也是只能持续几秒钟且在半梦半醒状态下已经准备醒来的疲惫，他得认真考虑考虑，再这样犹豫不决下去是否明智。我醒过来？还是不醒过来？我醒过来？还是不醒过来？除了冒一次险以外，他没有别的选择。我这是干什么呢，怀抱鲜花闭着双眼，好像害怕睁开似的。

  “你这是干什么呢，抱着鲜花睡觉？”妻子问道。

  她没等回答，径自开始收拾花瓶碎片和擦干地板，同时一直在嘟嚷，毫不掩饰她内心的不满情绪。你本该自己收拾这个残局的，可你却没事儿人似地睡大觉。他没作声，紧闭着双眼进行自我保护。他忽然被一个念头搞得心神不宁，他问自己：要是我睁开眼睛就能看见呢？他的心被希望煎熬着。女人走近了，发现了沾满血迹的手帕，立即平心静气了。

  “可怜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她一边解开临时凑合用的纱布一边同情地问。

  这时他徒劳地渴望看到妻子跪在他的身旁，他知道她就在那儿，然后，明知自己看不见她，他还是睁开了眼睛。

  “你总算醒了，我的睡包。”她微笑道。

  一阵沉默过后，他说：“我失明了，我看不见了。”

  女人不耐烦了：“别再瞎胡闹了。有些事不能开玩笑。”

  “我多么希望这是个玩笑。事实上我确实失明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求求你，别吓唬我，看着我，这儿，我在这儿。”

  “灯亮着，我知道你在那儿。我听得见你，摸得着你，我能想象你开灯的样子，可我看不见了。”

  她哭了起来，向他扑了过去：“这不是真的，说这不是真的。”

  鲜花滑落到地板上，滑落到血染的手帕上，血又从受伤的手指涌了出来，而他，好像想用别的话来表达对自己伤痛的无所谓，小声说：“我看什么都是白的。”然后他凄然一笑。

  女人在他身边坐下，紧紧地拥抱他，温柔地亲着他的前额、脸颊和眼睛。“你会看到，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你没生病，谁都不会一下子失明的，也许，告诉我是怎么发生的，你有什么感觉，什么时候，在哪儿，不，等会儿，我们首先必须找个眼科大夫咨询一下，你能想起谁来吗？”

  “够戗。我们俩都不戴眼镜。”

  “如果我带你去医院的话，大概不会有治疗失明的紧急措施。”

  “你说得对。我们最好直接去看大夫。”

  “我查查黄页，找个大夫。”她站起身来，仍然不相信地问他，“你感觉到什么区别吗？”

  “没有。”他回答道。

  “注意，我要关灯了，告诉我你的感觉，现在。”

  “没有。”

  “什么叫没有？”

  “没有。我眼前只有一片白色。就好像没有黑夜一样。”

  他听得见妻子在迅速翻动黄页，一边抽着鼻子忍住眼泪，叹着气，最后开口说：“这个行，但愿他会给我们看看。”她拨了一个号码，询问是否是那家诊所，大夫在不在，能不能跟他说话。“不，不，大夫不认识我。情况非常紧急。是的，求求您。我理解。那么我向您说一下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恳求您向大夫转达一下我的话。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丈夫突然失明了。是的，是的，突然一下子。不，不，他不是大夫的老主顾，我丈夫不戴眼镜，从来不戴。是的，他的视力非常好，跟我一样，我的视力也很好。多谢您了。我等着。我等着。是的，大夫，突然一下子。他说他看什么都是白的。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没时间问他。我一回家他就这样了。您想让我问他吗？啊，太感谢您了，大夫，我们马上就来，马上。”

  失明者站起身来。

  “等等，”妻子说，“我先收拾一下这根手指头。”

  她走开了一会儿，带回来一瓶消毒剂、一瓶碘酒、棉球和一盒纱布。她一边包扎伤口，一边问他：“你把汽车停在哪儿了？”忽然她不兜圈子了：“可是你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你开车了，要不就是出事的时候你已经回家了？”

  “不，就在街上，在我等红灯的时候。有个人把我带回了家，车就停在邻街上。”

  “好吧，我们走吧。我去找的时候你在门口等着。你把钥匙放在哪儿了？”

  “我不知道，他没还给我。”

  “他是谁？”

  “那个带我回家的男人。”

  “是个男人。他肯定把它放在哪儿了，我来找找。”

  “找也白找，他没进家门，可钥匙肯定在某处。他很可能忘了，稀里糊涂地把钥匙装走了。”

  “我们需要的就是钥匙。”

  “先用你的钥匙，然后再找。”

  “好，我们走吧，抓着我的手。”

  失明者说：“如果我这样下去的话，还不如死了好。”

  “求求你，别说胡话，情况已经够糟了。”

  “是我瞎了，不是你，你想象不出来有多难受。”

  “大夫会有办法的，你等着瞧吧。”

  “我等着。”

  他们离开了。在下面大厅里，他的妻子开了灯并对他耳语道：“在这儿等着我，如果邻居有人来，对他们说话自然些，说你在等我，谁看见你都不会怀疑你看不见的，何况我们也没必要把自己家什么事都告诉大家。”

  “好的，可是别太久了。”

  妻子连忙走了。没有邻居进来或出去。失明者根据经验，可以凭自动开关的声音判断楼道的灯是明是灭，所以一没声音他就按按钮。光，这灯光，对于他已经转化成了声音。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街道就在附近，百八十米的距离。如果我们再耽误下去，大夫就会走了，他心里想。他下意识地做了一个机械动作，抬起左手腕低头看表。他好像挨了一闷棍似地噘了一下嘴唇，暗自庆幸这会儿周围没有邻居，因为此时此刻，只要有人跟他说话，他就会嚎陶大哭起来。一辆汽车停了下来，终于到了，他想，可马上又意识到那不是自己汽车的发动机。“这是个柴油机，肯定是辆出租，”他一边说，一边又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

  妻子惊惶失措地回来了：“那个帮你忙的好心人，那个好人，把我们的汽车偷走了。”

  “这不可能，你没看清楚。”

  “我当然看清楚了，我的视力没有一点问题。”这后一句话是无心说出来的。“你告诉我说汽车就停在旁边那条街上，”她连忙纠正自己道，“可是没有，除非他们把它放在另一条街上了。”

  “不，不，我敢肯定它就停在了这条街上。”

  “反正现在它不见了。”

  “要是这样的话，那么钥匙呢？”

  “他趁你糊涂和沮丧的时候抢了我们。”

  “当时我还不想让他呆在屋里，怕他偷东西，可是如果他一直陪我到你回家的话，就不会偷走我们的车了。”

  “咱们走吧，有辆出租在等着呢。”

  “我发誓我愿意折一年的阳寿，看到这个流氓也瞎掉他的眼睛。”

  “别这么大声。”

  “而且他被人偷个精光。”

  “他可能会再来的。”

  “啊，你认为他明天会来敲门，说他由于一念之差偷了那辆车，他很抱歉并希望你感觉好一些？”

  他们来到大夫的诊所，一路上没吱声。她尽量不去想失窃的汽车，并爱怜地握住丈夫的手。他低着头，好不让司机从反光镜里看见他的眼睛。他忍不住扪心自问，为什么这样一个灾祸降临到他的头上？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他能听到交通的噪音，出租车停车时发出的尖利的怪声。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们还在沉睡的时候，外界的声音已经穿透好像白床单一样将我们包裹其中的无意识的纱幕。好像白床单一样。他摇摇头，叹了口气，妻子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颊，意思是别着急，有我在这儿呢。于是他把头靠在她的肩上，不在乎司机怎么想。他幼稚地想，如果你是我的话，也开不了车。他意识到这个想法的荒唐，庆幸自己在绝望中还能进行清醒的思考。他在妻子的悉心帮助下离开出租车，看起来还很平静，可是等到要走进决定他命运的诊所的时候，他声音颤抖地问妻子：“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他摇了摇头，仿佛已经放弃了一切希望。

  他的妻子对接待员说：“我半个小时以前为我丈夫的病打过电话。”接待员于是把他们带进一间小屋，其他病人都在里面候诊。有一个老人一只眼睛上戴着黑眼罩；有一个小男孩看上去对眼，身边显然是他的母亲陪着他；有一个姑娘戴着墨镜；还有两个表面上没什么特点的人。但是没有一个盲人，盲人不来看眼科。女人把丈夫领到一张空椅上，剩下的所有椅子上都有人，于是她就站在他的身边。“我们得等一会儿，”她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听到了候诊室里的说话声。这时又一阵焦虑袭来，他觉得等大夫检查花的时间越久，他的失明就越严重，几乎到了不愈的地步。他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心情非常烦躁，他几乎要向妻子倾诉了。这时门开了，接待员说：“你们两个这边走。”然后转向其他患者：“大夫说了，这个人有急症。”

  对眼男孩的母亲抗议说她的权利不容侵犯，她是第一个来的，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其他患者低声附和着她。然而无论他们还是她本人，都认为继续抱怨下去是不理智的，万一大夫介意了，会对他们的无礼进行报复，让他们等得更久。一只眼戴眼罩的老头气量比较大：“让那个可怜的人先看吧，他的情况比我们糟得多。”

  失明者没有听见，他们已经走进了大夫的问诊室，妻子说着：“真谢谢您，大夫您心真好，只是我丈夫他———”说到这儿，她停了下来，因为说实话，她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只知道丈夫失明了，他们的车失窃了。

  大夫说：“好吧，现在告诉我是什么毛病吧。”

  失明者讲他在车里等红灯变绿，这时他忽然看不见了。有好几个人赶来帮忙，一位听起来上了年纪的妇女说也许是神经出了问题。然后一个男子陪他回了家，因为他自己做不到了。“我眼前一片白色，大夫。”他没提汽车失窃的事。

  大夫问他：“以前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况？”

  “没有，大夫，我连眼镜都不戴。”

  “你是说它来得很突然。”

  “是的，大夫，就像灯亮起来一样，倒更像是灯亮起来一样。”

  “最近几天以来，你有没有觉得视力有什么异常？”

  “没有，大夫。”

  “你的家族和家族史里有没有过失明的先例？”

  “在我认识和听说的亲戚里面，没有。”

  “你是否患有糖尿病？”

  “没有，大夫。”

  “花柳病呢？”

  “没有，大夫。”

  “动脉或脑细胞的高血压呢？”

  “我对脑细胞没把握，但其他的病都没有，我们工作的地方有定期检查。”

  “今天或者昨天，你的头部有没有受过打击？”

  “没有，大夫。”

  “你的年龄？”

  “三十八。”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眼睛吧。”

  失明者把两眼睁大，仿佛是为了帮助加快检查的进程，可是大夫挽起他的胳膊，把他安置在扫描器后面。一个人但凡有点想像力，就会把它看做一个忏悔室的新翻版，只不过是用眼睛代替了语言，而且牧师直接逼视罪人的灵魂深处。

  “把下巴放在这里，”他引导着他，“眼睛一直睁着，别动。”

  女人靠近她的丈夫，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说：“会弄清楚的，等着瞧吧。”

  大夫把身边的双筒显微镜升上去又降下来，扭动着排列齐整的按钮，开始了检查。他发现角膜没问题，巩膜没问题，虹膜没问题，视网膜没问题，晶体没问题，桔黄斑没问题，视神经没问题，哪儿都没问题。他把仪器推开，揉揉眼睛，然后默默地重新开始第二轮的检查，结束的时候他一脸的困惑：“我找不到一点儿伤，你的眼睛是完好的。”

  女人高兴地合起双手，叫喊道：“我说什么来着，可以治。”

  失明者没理她，问道：“大夫，我可以把下巴挪开吗？”

  “当然啦，对不起。”

  “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我的眼睛是完好的，那我为什么失明了？”

  “这会儿我还说不好，我们还得进行更具体的检查、分析，做一次脑电图。”

  “您认为跟脑子有关系吗？”

  “有这个可能，但我觉得不大像。”

  “可您说没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问题。”

  “是这样。”

  “真奇怪。”

  “我的意思是，事实上你失明了，但现在你的失明难以解释。”

  “您是不是怀疑我没失明？”

  “那倒不是，问题是你的病例非同寻常，从我个人角度讲，我行了这么多年医，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我敢说在整个眼科史上也没听说过这种事。”

  “您认为有救么？”

  “从原理上讲，因为我找不到任何损伤或先天的毛病，我的回答
应该是肯定的。”

  “但显然又不是肯定的。”

  “不过是谨慎罢了，因为我不想建立起希望，到头来又实现不了。”

  “我理解。”

  “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我要不要接受什么治疗呢，比如吃药之类的？”

  “目前我还不想开什么药方，因为那样就显得盲目了。”

  失明者发现这个说法很机敏。大夫假装没听见，从检查眼睛时坐的转椅上下来，站起身在诊断书上写下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他把那页纸交给失明者的妻子，说：“拿着这个，等结果下来以后和你的丈夫一块儿回来。在这期间如果有什么变化，给我打电话。”

  “我们该交多少钱，大夫？”

  “到收款台交费。”

  他陪他们走到门口，小声鼓励着：“我们等等看，我们等等看，千万不要绝望。”

  他们刚走，他就走进问诊室旁边的卫生间，长久地望着镜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嘟嚷着。然后他转向问诊室，朝接待员喊道：“下一个病人。”

  当夜，失明者梦见自己失明了。

《失明症漫记》节选。